清代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百岁举人郭钟岳从老家福建来到浙江迎接乾隆的到来，因此，破格赠与他进士头衔。乾隆四十九年，弘历再次南巡，郭钟岳再次迎驾，这次乾隆赏赐给他国子监高级官员的职位——司业，使一个长期不能有所作为的老举人，一步登天，实现了跃龙门的梦想。清代帝王还将未能考上进士的老举人视为“场屋中之人瑞”，因此也赏给他们职位。一般百岁以上的老举人，如郭钟岳一样，都赏给国子监司业的官衔；九十五岁以上的，赏给翰林院修编的官衔；九十岁以上的，赏翰林院检讨衔；八十岁以上的，赏国子监学正衔；七十岁以上的，赏国子监助教衔。而且，九十岁以上的老举人获得官职后，就不须参加进士考试（会试）了，因为他们所获得的职衔，已经早就不亚于一般年轻进士初入官场的级别了。乡试（省级科举考试）中不能中举的老者，八十岁以上的赏给六品京官衔；七十岁以上的，赏七品京衔；六十岁以上，或不到六十岁但经体检确认为衰老的，赏予八品京衔。
政府官员是古代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大基石。所以对于老年官员或官员家庭寿星长辈的褒扬和旌表，就是国家尊老养老价值观的表现形式之一。清代乾隆十二年，原任内务府总管丁皂保，活到百岁，朝廷特赏赐其华美朝服1件、御用绸缎两匹和白银一千两。这都还是次要的，更为荣耀的是获得皇帝亲手书写的“期颐国瑞”匾额。古代国家所旌表的匾额，是一种个人乃至家族的荣誉证书，更象征着他们获得的某种特权和特殊待遇。要知道，古代皇帝御赐的物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有时候甚至可以直接代表皇帝本人，神圣不可侵犯，各级地方官员见到御赐物件时，都必须行大礼。
乾隆三十七年，原任兴汉镇总兵的金梁，其母亲杨氏年届百岁，获得御笔匾额。乾隆四十五年，原四川副将马诏蛟的母亲年过百岁，也荣获御笔匾额。不仅官员的长辈可以获得殊荣，官员的妻子如果高寿，也能享受各种荣誉表彰。嘉庆十四年（1809），原直隶总督郑大进的夫人江氏活到一百岁，朝廷除了给她建百岁坊之外，还因为她本身就是一品诰命夫人，加赐各种荣誉物品。
后来清政府为了区别官员家族的老人与一般老人的不同优待，对三品以上高级官员父母和妻子活到百岁的表彰，作了详细的规定，除了物资上的加赏之外，其中最重要的是其所荣获的匾额要更为精致，题字要更为谨慎，更为褒奖和赞许。一直到清末，对于各类百岁老人的表彰依然未曾间断，宣统二年（1910），云南女寿星潘程氏年高一百二十一岁，五世同堂，朝廷依旧给她建老人坊，并御赐匾额一块。
还有较为特殊的寿星，也有不同的旌表。如乾隆二十六年，广东省南海县人杨能启一百岁，其妻黄氏一百零一岁，朝廷赐予他们“期颐偕老”的匾额。乾隆二十七年，山东章邱县人王欣然一百零三岁，其弟王瑞然一百岁，兄弟同时年过百岁，乾隆皇帝闻讯，下旨表彰与宣扬，并赐给“熙朝双瑞”的匾额。此后，乾隆五十五年的山东清平县张氏兄弟，光绪九年（1883）奉天府承德县栾宗荣、栾宗仁兄弟等人，也分别获此旌表。
七、“存问制”——历代君主参拜耆老
中国古代是专制国家，皇帝和国君本身就代表着国家。所以，对于老人的尊重与厚待，皇帝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是巨大的。而皇帝的尊老活动中，直接参拜和会见老者，则更是无与伦比，具有最大的社会意义。同时，皇帝参拜老者，也是重要的国家大事和新闻事件，其舆论导向和宣传教育的作用，无疑是立竿见影的。
《礼记》就曾说过，老人“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杖就是老人行走站立时所使用的拐杖。很显然，九十岁的老人，天子要亲自去参拜，并赏赐珍贵宝物。虽然这里从五十岁到九十岁的老人都是继续留任的官员。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统治者亲拜老人的历史非常久远，是一项十分具有象征意义和展示国家好德的大事。
早在春秋时期，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就在晋国确立了扶助和厚待老人的国策，百年之后，他的后人晋悼公把这项国策发扬光大。公元前六世纪初，晋悼公为了团结国民，恢复晋国的霸主地位，于是亲自召见了晋国七十岁以上老人的代表，并以国王之尊，参拜老人代表，还称呼他们为父亲。而正因此，晋国才有了复兴的气象和氛围。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充分说明，国家重视养老，并以国君亲力亲为为模范作用，推行一系列养老政策，是这个国家凝聚民心，团结国民的重要手段。
《礼记》还说，仲秋之月，国家要赐予老人粮食和物质，以示尊老爱老。汉代继承了这一传统，在每年的八月份，都会对老人进行慰问，这就是所谓的“存问制”。早在汉高祖刘邦还是汉王之时，他就在一次大病初愈之后，来到刚刚占领的关中重地栎阳（战国时期的秦国都城），亲自访察询问当地老年人的生活疾苦。到了汉文帝时期，汉代的存问制度正式确立。从此之后，大多数情况下，汉代的皇帝都会派遣使者“存问”老人，或者下令地方官员慰问老者；少数情况下，即便在出行极为不便的古代和皇帝出巡受到各种制约，汉代皇帝也会亲自到老人家中表示慰问，以表示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爱。
唐代还有一项国家法定的养老礼，由皇帝亲自参加，极为隆重。养老礼按照周代的古制，一般选在仲秋之月举行，因为秋天正是阴盛阳衰之时，正好暗合老人的生理年龄阶段。古代学校是国家施行和宣扬教化的重要场所，所以养老礼的活动在学校开展。仪式举办当天，皇帝要亲自出门迎接“三老五更”，即一个“三老”和一个“五更”，乃国家最重要的两个老人，一般由级别最高的退休官员中品行堪为楷模的老人来担任。
然后，皇帝设宴款待众多受到邀请的各地老人。两个“三老五更”是众多参与养老礼老人中的代表，尤其是“三老”，皇帝在宴席上，还要亲自给他敬酒。而排在第二位的老人“五更”，则由侍者代皇帝御赐以美酒佳肴。同时，皇帝还要赏赐其他老人以拐杖。不过，这一套养老礼仪活动在唐代基本没有实施，但唐代国家重视养老的政策也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突出，尤其以帝王参拜老人最引人注目。
唐代贞观年间（627~649），许州（今河南许昌市）有一名医术高明的老医生已经年过百岁，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去慰问他，并向他讨教长寿的方法和饮食等习惯，最后还授予他“朝散大夫”职务，而朝散大夫乃五品荣誉职务，这当然是对古代“存问高年”制度的一种继承。贞观十一年（637），李世民下旨，由政府买单，给所有百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配备五名服侍人员。甄权是唐初的名医，尤其善于针灸治疗法，他生于南朝，到唐太宗时去世，享年一百零二岁。在他去世之前，唐太宗到洛阳考察，亲自到他家去拜访。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巡幸河南孟州，刚好当地有一位百岁的女寿星，李世民亲自前往她家，慰问并赏赐粟帛等物质生活用品。甚至平棘县（今河北赵县）有一位叫张道鸿的老人，当时都一百四十六岁了，太宗当然也在巡幸时亲自去他家看望了一番。
唐太宗在位时，共颁布养老诏令二十八次之多，其中在各地巡幸的过程中探望老者并同时颁布养老令的情况，多达十七次。除了慰问老人，唐太宗六次设宴款待老人。如贞观十一年正月，在玄武门宴请首都长安城的老人；贞观十二年二月，宴请洛阳的老人；同年五月宴请岐州（今陕西凤翔县）的老人。
唐玄宗时期所颁发的养老诏令也多达二十一次。当时徐州一个名为王希夷的隐士，七十多岁的时候，当地刺史（唐代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前去拜访他，并询问为官之道。他告诉刺史，牢牢记住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就足矣。到了唐玄宗东巡，经过徐州等地之时，王希夷已经高寿九十六岁，玄宗派人把他请到行宫，再让宦官扶着他走进去，与玄宗面谈。据传，两人交谈甚欢，传为一时佳话。之后，王希夷被唐玄宗封为五品“朝散大夫”和“国子博士”。
明清时期，皇帝亲自要求地方官存问老人的事迹很多。如洪武十九年（1386），明太祖下诏，命令地方官慰问当地的寿星。这个诏书中的寿星分为两类人，一是八十岁以上的普通百姓，二是八十岁以上的退休官员。
对于普通老人，明朝的存问制度是一以贯之的。永乐二十二年（1424），朝廷下令全国各地官员都要寻访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宣德十年（1435）春，明英宗刚刚继位，就大赦天下，其中的内容就包括要求各级地方官员要对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加以“存问”。接着，明英宗再次连续两回重申这项诏令。明代皇帝在出巡时，也常存问老人。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朱棣出宫巡狩（皇帝到地方访问）同时，下令礼部派遣使者存问沿途州县的老人，并且八十岁以上的赐给酒肉，九十岁以上的加赐丝帛。同年年底，朱棣在北京郊区祭告天地之时，再次命令监察官存问皇帝所经过之地的老人。万历十年（1582），皇帝派遣中央官员到各地拜访和慰问高寿之人。
与普通老人以年龄上的“优势”获得存问不同，八十岁以上退休官员的存问则更多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和身份。成化七年（1465），原南京礼部尚书魏骥九十八岁，因德高望重，为乡里楷模，明宪宗特派官员去他老家宣旨慰问。之后，弘治年间的礼部尚书王恕、正德年间的户部尚书韩文、嘉靖年间的大学士毛纪、隆庆年间的户部尚书马坤、万历年间的吏部尚书申时行、崇祯年间的南京工部尚书等人，在退休之后，都获得皇帝遣使存问的特殊待遇，皆为一时之盛举。
清代甚至将地方官存问老人列入法律中。《大清律例》规定，老人九十岁以上者，地方官要不时存问。总之，古代的帝王把参拜老者作为一项重要的养老尊老举措，虽然有很大的作秀嫌疑，但在皇权绝对第一的帝制时代，统治者的这种亲民爱民之举，的确可以为普通老人带来当家做主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