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除耻以医术见举不愿为官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东汉末期，外戚宦官掌权，政治腐败，不但华佗不愿当官，当时还有许多人也是如此。《后汉书·郭太传》载，郭太字林宗，家世贫贱，早年父亡，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想要他到县里谋个差事，林宗却说：“难道大丈夫还要做这种俸禄极少的差事吗？”于是便辞别母亲，来到成皋县求学，三年毕业，博通典籍。林宗善于谈论，音声仪制甚美。游学于洛阳，开始拜见河南尹李膺，李膺大奇林宗，于是两人相友善，此后林宗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过河，众宾望之，以为神仙。司徒黄琼征辟、太常赵典察举林宗为官，就有人劝说林宗当入官途，林宗回答说：“我夜观天象，昼察人事，刘氏天下将会被天废弃，谁也不能力挽狂澜。”林宗便不应征辟、察举。
在黑暗的朝政下，这种被察举为官而不应就职的事例，《后汉书》中记载甚多。如，宗慈被举为孝廉，九次被公府征辟，皆不就职。檀敷举为孝廉，接连被公府征辟，也不就职。刘翊举为孝廉，不就职。王烈察为孝廉，三府都来征辟，皆不就职。岑蛭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与他为好友，李膺、王畅称其有治国之能，虽在家乡，却有匡正天下的志向。太守成瑨刚任职，想振威严，闻听岑蛭高名，请为功曹（郡守的主要佐吏）。后来太守成瑨为治理好郡政，杀郡中横行霸道的富商张泛，此人是桓帝美人（汉宫妃嫔有十四等，美人位居第五等）的外亲，因而得罪桓帝的美人，被下狱处死。此事对岑蛭的打击很大，使他认清了朝政的腐败。此后，州郡察举、三府交相征辟他为官，他不为所动。
郑太的例子更为典型，《后汉书·郑太传》载，郑太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年轻的时候就有才略。灵帝末，郑太知道天下将乱，于是暗地里结交豪杰。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因结交豪杰，食物常常供应不足，故而名闻山东。一开始被举孝廉，后来三府征辟，甚至皇帝派公车来征，都不就职。
华佗正是因为以自身而言，耻于医术见知；以国家而言，恨于政治腐败，故而虽被察举而并不就职。
公元220年，曹操操纵朝政，自任丞相，总揽军政大权，遂要华佗尽弃旁务，长留府中，专做他的侍医。华佗不愿意，便托故暂回家乡，一去不归。曹操多次写信催他回来，还曾命令郡县官员将华佗遣送回来，但是华佗均以妻病为由而不从。曹操恼羞成怒，遂以验看为名，派出专使，将华佗押解许昌，严刑拷问。面对曹操的淫威，华佗坚贞不屈，矢志不移。曹操益怒，欲杀华佗。虽有谋士一再进谏，说明华佗医术高超，世间少有，天下人命所系重，望能予以宽容，但曹操一意孤行，竟下令在狱中处决。华佗临死，仍不忘济世救民，将已写好的《青囊经》取出，交狱吏说：“此书传世，可活苍生。”狱吏畏罪，不敢受书。华佗悲愤之余，只得将医书投入火中，一焚了之。后来，曹操的头风病几次发作，诸医束手无策，他仍无一丝悔意，还说：“华佗能治愈我的病，然不为我根治，想以此要挟我，我不杀他，病也难痊愈。”直到这年冬天，曹操的爱子曹冲患病，诸医无术救治而死，这时曹操才悔恨地说：“我悔杀华佗，才使此儿活活病死。”
华佗被害至今已经快两千年了，但人民还永远怀念他。江苏徐州有华佗纪念墓，沛县有华祖庙，庙里的一副对联，抒发了作者的情，总结了华佗的一生：
医者刳腹，实别开岐圣门庭，谁知狱吏庸才，致使遗书归一炬；
士贵洁身，岂屑侍奸雄左右，独憾史臣曲笔，反将厌事谤千秋。
十、《孝经》对汉代选官制度的影响
《孝经》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篇幅简短，文字不满二千（今文经1799字，古文经1872字）。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孝经》以孔子与其门人曾参谈话的形式，阐述了孝的含义、作用等诸多问题，内容丰富、深刻。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期间，注解《孝经》者达到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的邢昺疏。一些有远见的帝王，还纷纷为《孝经》作注，如魏文侯、晋孝武帝、梁武帝、梁简文帝、唐玄宗、清世祖、清圣祖、清世宗等。
《孝经》全书共分18章，后世言孝之书，其旨鲜能超出《孝经》。学者认为，《孝经》依其内容，18章大致可分为四部分：自《开宗明义章》至《庶人章》为第一部分，共六章，对孝加以概括性论述，并分别对不同地位人的孝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阐述。这是全篇的宗旨所在；自《三才章》至《五刑章》为第二部分，共五章，主要讲述孝与治国的关系，强调孝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其中的《纪孝行章》则专论孝子应做之事，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孝的解说；自《广至德章》至《广扬名章》为第三部分，共三章，是对《开宗明义章》中提到的“至德”、“要道”、“扬名”等概念的引申和发挥。因此，这一部分可视为《开宗明义章》的继续；自《谏争章》至《丧亲章》为第四部分，共四章，这部分各章之间内在联系不紧密，是分别以不同题目对前三部分内容进行发挥和补充。其中，《丧亲章》可视为全篇的总结。
《孝经》把一切道德行为统摄于孝德之下，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不同等级的人实行孝道的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天子治天下、诸侯治国、卿大夫事君、庶人事亲都是孝。学者们分析，《孝经》分为五个等级的“孝”。天子之孝是不仅要对自己的亲人恪尽孝道，还要推而广之，以此教育人民，规范天下。对于诸侯，《孝经》要求其不骄不傲，谨慎有节，便能富贵不离其身，保有社稷宗庙。对于卿大夫，《孝经》要求其循规蹈矩，“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做到“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对于士人，《孝经》要求将孝心化为忠顺，“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士人的孝可以用忠、顺二字概括。对于庶人，《孝经》要求其“勤身节用，以养父母”。
《孝经》虽然大谈孝道，但它的本质却并不在阐发孝道本身，而实际上是“移孝作忠”。选官制度的对象是士人，汉代就是以《孝经》为介质，构建选官制度的主导思想，以“孝”劝“忠”，弥合“孝”与“忠”、士人个体与国家之间的裂缝，做到在选官时选举忠孝两全的人才。正如《论语·学而》所说：“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因而，《孝经》中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又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这都鲜明地体现了“移孝作忠”的思想。
故而，汉代上至国家，下至官员，用人都以《孝经》为参照系。如《续汉书·百官志》说：“汉制：以《孝经》考试士人。”《后汉书·荀淑传》也载：“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这是国家的用人政策。《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载，韩延寿为东郡太守，经常外出，临上车之时，有骑吏一人迟到，韩延寿就敕令功曹（郡守的主要佐吏）定其罪名，事后禀告于他。韩延寿外出回到郡府门前，守门卒拦住他的车驾，说有话要讲。韩延寿便停车问有何言，守门卒说：“《孝经》言：‘取事父之道以事君’，事父与事君所应有的敬是相同的。然而，事母所要有的是爱，事君所要有的是敬，只有事父敬和爱两者兼而有之。今天早上，大人您要驾车外出，但在府上停留了很久也没出门。当时有一骑吏的父亲来到郡府门前，不敢进来。骑吏听说后，就赶紧出去见他的父亲，但不巧的是刚好大人您此时上车出发，故看见骑吏迟到。骑吏以敬父而被罚，难道不是有亏教化吗？”韩延寿在车中抬起手来说：“如果没有你，太守自己都不知道已犯了错误。”韩延寿进府后，立即召见守门卒。守门卒本来是读书人，听闻韩延寿是贤者，但没有门路自荐，故先代人为门卒，韩延寿于是用此人为吏。守门卒只因一句《孝经》之言，便选任为吏，这一典型足见《孝经》在汉代用人政策上的重要地位。
为更深入贯彻《孝经》中“移孝作忠”的思想，汉代从中央到地方，都设“《孝经》师”，以教导天下，有时还搞研讨。理论界主导观点一直认为，汉代自武帝“崇尚儒学”后，主要以《易》、《诗》、《礼》、《书》、《乐》、《春秋》等《六经》（《乐》有声无书，所谓《六经》实际只有《五经》）教化天下。然而，完全用《五经》来说明汉代的治国思想，是片面的。必须承认，汉代的治国经典，除《五经》外，还有《孝经》和《论语》。汉人讲的也不是《五经》治国，而是《七经》治国。关于《七经》，《后汉书·赵典传》引李贤注说：“《三国志·蜀书·秦亦传》载，秦必《与商书》曰：‘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谢承《后汉书》言赵典‘学孔子《七经》’。”在两汉书中，记载学过《孝经》、《论语》的人很多。如《汉书·宣帝纪》载，孝武皇帝曾孙病已，“师受诗、论语、《孝经》”；《景十三王传》载，广川惠王孙去“师受《易》、《论语》、《孝经》”；《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载，宣帝“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应当指出，在《七经》中，汉代统治者最重视的只有两经，一是《公羊》，另一是《孝经》。汉代“崇尚儒学”最流行的一句话是，假托孔子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在汉代，与《五经》比，《孝经》是必读经。通《五经》者必须通《孝经》，通《孝经》者原则上不要求通《五经》。《孝经》既是一门独立的经典，又是其他经典的基础。汉代要求《孝经》人人都要读，包括儿童和成人、男人和女人、文士和武夫，甚至包括外国留学生。如《汉书·匡张孔马传》载，匡衡曾上疏说：“《论语》与《孝经》是圣人言行之根本，应当深究其意。”汉光武时期曾令“虎贲士（汉代的一个军种）皆习《孝经》”；《后汉书·儒林列传》载：章帝时，“自期门羽林之士悉通《孝经》章句，匈奴人也要遣子入学”。可见《孝经》在汉代的普及程度。
汉代举孝选官与《孝经》普及两相呼应，共同服务于封建王朝的巩固与发展。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孝经》也有许多道德智慧至今仍有现实的生命力。我国现在强调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构建和谐社会，《孝经》中的闪光思想不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