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心丧与试守孝子。比如郗鉴碰到了永嘉之乱，在乡里非常贫穷，经常挨饿，但是乡人以公名德，经常轮流供给他，他常携兄子迈及外甥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郗鉴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然后哺育两个孩子。之后，郗公亡，翼为剡县令，解职归乡，席苫于公灵床头，丧终三年。
（二）阳翟褚氏的忠孝实践与当时社会趋势
阳翟褚氏西汉前期褚氏地望在兰陵（治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西汉元、成年间，褚氏家族从兰陵南迁至沛郡（治今安徽濉溪县西北），后来褚氏家族又有过两次迁移：第一次是在西汉后期，褚少孙之裔孙褚重东晋一朝，政局家国一体时，褚氏很好地协调了忠孝之间的关系，完美地实现了家族与政治间的结合，家族势力飞速发展。但在东晋与刘宋鼎革之季，面临忠孝冲突时，褚氏为家族利益计，弃忠而择孝，以图实现新的一轮君臣结合。
阳翟褚氏自褚裒以后，历其子歆、熙，其孙爽，至曾孙褚叔度（叔度为裕之字，以字行是为了避刘裕讳）、秀之、淡之兄弟，与刘裕进行了一轮新的君臣结合，褚氏家族在刘宋王朝重新取得地位。褚叔度兄弟在刘裕打江山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跟随刘裕讨伐卢循，并坚决消灭卢循余党；征刘毅时“褚叔度遣三千人过峤，荆州平乃还”，帮助其控制东晋的政权。褚氏通过帮助刘裕打天下，从而获得了诸多政治赏赐，维护了家族的根本利益。
继褚叔度兄弟之后，阳翟褚氏的另一代表人物是褚渊。当宋明帝即位时，褚渊已官至吏部尚书，曾为刘宋江山作出过很大贡献。如平定薛安都叛乱时，褚渊就军备状况和军力部署作出了很好的建议，在平定桂阳王休范叛乱时，他又起到镇定人心的作用。之后，褚渊在接受遗诏成为顾命大臣之后，也曾与袁粲尽心辅佐幼主。后来，褚渊又利用顾命大臣的身份引萧道成进入权力中枢，为其铺平了道路；在废后废帝昱立顺帝准时，褚渊有废刘昱之心，以为萧道成为将来之主，在废刘昱之后，褚渊把收拾残局的重任托付萧道成，并同意萧加黄钺，为其篡权创造条件。褚渊在萧齐建立后，受到重任。
褚渊身仕二姓受到部分人的指责，其中最持非议的是其子贲，史称：“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贲深执不同，终身愧恨之，有栖退之志。”时人对比评价褚渊与袁粲，作谣言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为彦回生。”对其名节不以为然。即使对褚渊深所依靠的萧道成也多微词，“卿等并宋时公卿，亦当不言我应得天子”，以为褚渊有政治投机之嫌，并对褚渊援引何曾故事以求官职的请求不与理睬。
可见，虽然从孝的角度来说，褚渊重新建立了家族，却还是受到了非议。只能存“保家之念”，即政治变更频繁是褚氏政治立场出尔反尔的前提，且当时门阀政治局面也迫使褚氏为家族利益计，忠孝观念只能与时俱进。阳翟褚氏既然没有固守封建道德中的“忠”的责任，那么，其家族必须寻找另一个封建道德“孝”，作为家族安身立命的根本。
史书中多有关于褚氏“孝”的记载。如康献褚皇后，贵为皇后，并在穆帝、孝武两朝临朝称制，执掌大权，在归省时，与其父褚裒奉行的依然是父女家人之礼。史载：“太常殷融议依郑玄义，卫将军（褚）裒在宫廷则尽臣敬，太后归宁之日自如家人之礼。”殷融认为褚氏父女在家可行家人之礼，在朝则应行君臣之礼。即使如此，褚皇后仍以为不妥，乃下诏曰：“典礼诚所未详，如所奏，是情所不能也安也，更详之。”实际上就是要求在家在朝均行家人之礼。后来由于征西大将军庾翼、南中郎谢尚等人坚持原则，认为：“父尊尽于一家，君敬重于天下，郑玄义合情礼之中。”说明君臣礼节不能乱，才使“太后从之”。从此以后，“朝臣皆敬裒焉。”褚氏父女把以何礼仪相处提上朝廷议程，多少反映了褚氏以“孝”为先的处世原则。即使褚渊，在当时及后代深受非议，但同时他也是深受赞赏的孝子。史载褚渊侍母至孝，曾以“母年高羸疾，晨昏须养”为由辞官，后“遭庶母郭氏丧，有至性，数日中，毁顿不可复识，期年不盥栉，惟泣泪处乃见其本质焉，渊后嫡母吴郡公主薨，毁瘠如初。”亦云：“孝敬淳深，率由斯至，尽欢朝夕，人无间言，以父忧去职，丧过于哀，几将毁灭。”可见褚渊在家族中是至情至孝的。
褚渊长子褚贲虽然对于褚渊身仕二姓颇有微词，然而在父子之道上却至孝：“彦回薨，服阕，见武帝，贲流涕不自胜。”褚贲信守传统“孝”的含义，以为祖宗之地不可弃，旧陇不可离，认为与祖宗栖息于一地是“孝”。史载：“（褚贲）疾笃，其子霁载以归。疾小间，知非故处，大怒，不肯复饮食，内外阁悉钉塞之，不与人相闻，数日裁余气息。谢瀹闻其弊，往候之，排阁不可开，以杵槌破，进见贲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与身俱灭者，君也，岂不全之哉！’贲曰：‘吾少无人间心，岂身名之可慕？但愿启手归全，必在旧陇。儿辈不才，未达余趣，移尸徙殡，失吾素心，更以此为恨耳。’”
褚氏家族不仅仅只存在亲子之间“孝”，在整个家族中还扩展为兄弟之间“悌”，亲族之间“义”。如褚湛之（褚渊之父）卒，褚渊“推财与弟，唯取书数千卷”。褚炫“居身清立，非吊问不杂交游，论者以为美。及在选部，门庭萧索，宾客罕至。罢江夏郡还，得钱十七万，于石头并分与亲族”。在经济上亲族间互相帮助，以己所有补彼不足。
综上所述，以上举例的孝悌之人，之后都在仕途上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源，虽然不能完全说是因为孝而获得，但是如果没有孝，那这些人至少不会如此顺利地走上仕途，一帆风顺。
（三）以孝选官的虚伪性
魏晋南北朝以孝治天下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虚伪性，这主要是因为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权更迭都是通过篡权获得的，比如魏代汉、晋代魏、宋代晋、齐代宋、梁代齐、陈代梁都是典型的例子。要是以“忠”的标准衡量他们一个个都是乱臣贼子，面对前朝旧臣遗老，要谈忠君实在是无法启齿，正是基于这个出发点，统治者只好以孝治国，以孝治天下是维护统治的借口，统治者在大力鼓吹“孝道”的同时，也将孝作为打击对手，成为排除异己的工具。
按照当时的孝道标准来衡量的话，曹操本身就不是一个恪守孝道的人，其装中风从而欺骗叔父、父亲的举动，成年之后杀死世交吕伯奢一家，都可以说明其手段的狠辣。然而，在其夺取汉王朝政权的过程中，还是提出了以孝治国的理念。比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因为提出“父母与子女无恩论”，就被曹操宣布为大逆不道，被下狱弃市。之后的司马氏故伎重施，司马师以不孝罪为由废了齐王曹芳。当时的社会名流嵇康，因为他的朋友吕安被诬为“不孝”而受株连，被司马昭所杀，事实并非他们不孝，只是他们的存在影响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成为统治阶级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说孝已经不再是出于血脉关系的孝，而是统治阶级排除异己、打击对手的重要政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