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魏晋南北朝孝文化的另一虚伪性表现在，“孝”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伪孝之徒沽名钓誉的工具。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孝的大力提倡，孝一跃上升为伦理道德的首位，再加上察举制的推行，孝廉成为最重要的选官依据，特别是“清议”对孝所起的推动提倡作用，“孝”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孝行可以作为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以孝可以为官、可以屈律。这就为一些希冀获得高官厚禄的人打开了一条入仕的捷径，因而在政府政策的大力宣扬和社会舆论的推动下，孝行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这一时期因孝得官的也不在少数，他们在获得官职后也大都能践行孝道，在自己践行孝道的同时也能以身作则，教化百姓，淳化风俗。同时也应看到“孝治”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地主的一种统治手段，许多士族地主表面上虽有“仁德”、“纯孝”之美名，但表象下是素质低下、内心腐败的真实面目，他们只是把孝作为自己的遮羞布。《宋书·孝义传》通过对比汉代孝行，对这一时期的孝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在这里就对卿大夫道德沦丧、沽名钓誉作了批判。
西晋初年的大臣如王祥、何曾、荀顗都是以孝闻，王祥“卧冰求鲤”，以孝闻名天下，何曾也是著名孝子，曾批评阮籍居丧无礼，行为放荡，而荀顗“年逾耳顺，孝养蒸蒸，以母忧去职，毁几灭性，海内称之”。他们和王戎、和峤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孝子，但以他们的权高位重，查遍史书除了以孝立身外也很难找到他们气节高尚，利国利民的记载。相反，除孝行外他们丑陋的一面却可屡见史册。王祥除以孝出名外，成绩平平，而何曾和荀顗则是奸佞之臣，史载：“（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宴）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刘毅等数劾奏曾侈忲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可见，何曾在史书记载中除了其奢侈浮华结党营私外，并没有看见其他济国济民的政绩，同样荀顗也是以孝出身，但为官后荀顗却只给我们留下了阿谀专横的印象，史载：“顗明《三礼》，知朝廷大仪，而无质直之操，唯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初，皇太子将纳妃，顗上言贾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参选，以此获讥于世。”就这么一个阿谀奉承的人物，只因为孝而得势，位至司空，多次负责制定晋代的礼乐制度，就这样两个人竟然还得到了别人的称颂。可见，何曾、荀顗只是孝行突出，以孝获名后又把孝道作为自己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出现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在于朝廷只重视孝行，而忽视了其他品德的考察，他们的出现只不过是过分强调孝行所产生的副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统治者大都大力提倡孝行，把孝作为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淳化社会风气的作用，但在实际上宗族内部的人际关系仍很淡薄。《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曰：“今夫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其间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
孝行的大力提倡不仅没有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之相反，宗室成员之间相互倾轧司空见惯，而各个朝代的灭亡也无不和内部的倾轧密切相关。清代李渔谈戏曲创作方法时曾说：“欲劝人为孝，则举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纪，则不必尽有其事，凡属孝亲所应有者，悉取而加之。”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孝的虚伪性更像是利用了戏曲创作中的手法，以孝闻达却忽视了其他品德的缺失。
在六朝政权频繁更替时，单纯信守对某个王朝的忠，并不能保证政治上常胜不败，所以其时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世家大族，均频频变更政治上的合作对象，当时社会对这种现象持宽容态度。政权频繁变更时，个人要保证获得政治权力，往往要依靠家族的力量，在家族之内寻找庇护所，而且，个人的所作所为也往往代表着整个家族的意愿，这样，“孝”就成为凝聚家族成员的纽带。所以贯穿整个六朝，在面临忠孝冲突时，往往舍忠取孝，这是当时社会形势所迫。政权变更时，政治上尽可能早地实现新的君臣结合，可以保证家族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在内部，依靠“孝”、“悌”、“义”，可以凝聚家族成员，齐心协力维护家族整体利益，这一原则使得褚氏家族在魏晋南朝能飞速发展，并绵延下去，在隋唐时家族达到鼎盛，出现以宰相褚遂良为代表的磅礴气势，占据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地位。
三、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盛行重孝之风，并且将其作为选官制度的重要标准，大量的文献记载足以说明这一历史状况，并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社会性。这样的风气形成的原因，可谓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因素，还包含着政治、思想、经济、门庭等各方面的影响。
《晋书·孝友传》概括孝的意义为：“大矣哉，孝之为德也！分浑元而立体，道贯三灵；资品汇以顺名，功苞万象。用之于国，动天地而降休征；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备物，尊仁安义，柔色承颜，怡怡尽乐，击鲜就养，亹癖忘劬，集包思艺黍之勤，循陔有采兰之咏，事亲之道也。属属如在，哀哀罔极，聚薪流恸，衔索兴嗟，晒风树以隤心，頫寒泉而沫泣，追远之情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孝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以及当时人们对孝的重视程度，同时还将其升格为国家政策中最重要的选官标准之一，可见对其重视的程度，同时被视作保持家庭内部雍熙和睦的重要途径，这也说明了在一定程度上孝不但是选官，而且还是治理民众、治理天下的重要标准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出现的以孝选官的制度，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亦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因为当时士族制度的全面确立是促进以孝治国、以孝选官的重要社会条件。九品中正制选官初期还能进行一定的名品品鉴，当时到了其中后期弊端显现，就成为了世家大族任人唯亲，维护其士族地位的重要工具，而孝与不孝却按照传统的礼制来进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操作的空间。从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看，世家大族是以孝选官的主要受益者，门第坐取公卿，世代高踞社会上层，享有种种特权。正因为如此，世家大族特别注意以礼教为基本内容的名教理论来保其门第家世，以门第之不变，应时局之万变。当政权更迭之时，士族阶层就会以孝的名义从而站在家族利益立场上，参与或是帮助掌权者来篡夺前朝的政权，然后在新君面前以一种有功之臣的面目出现，从而继续维持其社会地位，而新的政权势必在政治上进行政治报仇，通过优待士族的政策使自己的统治获得必要的支持，以便巩固其政权，维护其统治。所以，提倡重孝在一定程度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制度的产物，其文化性的表现更多体现在一种虚伪的程度上，其政治涵义的内容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