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掌握北周实权的外戚杨坚，篡夺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史称隋文帝。隋朝的建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余年的分裂局面。文帝在位期间，选用了一批足智多谋的贤士，辅佐其处理政事，治理朝政，隋朝在其统治下出现了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局面。杨坚登帝位后，任命高颎为尚书左仆射，晋封渤海郡公。高颎以自己资历浅薄恐臣僚不服为由，谢绝了文帝的提拔，并推荐北方名士苏威代替自己来辅佐朝政。文帝对此大加表彰，认为高颎不仅自己是贤士，还能推荐贤才来为国家效力，理应受到尊重。高颎在文帝统一南北后，不仅自己尽心尽力地辅佐朝政，还不断地向文帝举荐贤良之士，使他们能够施展才能，成为一代名臣。
隋文帝正是靠着这些贤能之士使得隋王朝得以发展繁荣起来，由此可见贤才的重要性。尽管在文帝选拔官员的记录中，没有明确记载文帝采用的是否是以孝选官。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帝注重选拔贤才，注重官员的个人修养和道德品行。作为传统道德中地位非常重要的孝道，势必会在选官中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隋炀帝时，为了补充各类官员，充实官僚队伍，在文帝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分科的范围。我们后来所说的“科举”这一名称，实际上就是从分科举人这个概念产生的。隋炀帝时还设置了进士科，“进士”与“孝廉”、“秀才”的选拔方法有相同之处，都是由州、郡地方长官推荐，但是“进士”还需要朝廷统一考试，以考试的成绩作为录取的标准。隋炀帝开创的科举选官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作为一项新的政治制度，它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充实国家官僚团队有着重要的作用，为后世各朝所沿用。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期，各项制度基本上沿袭了前朝，但是又有所创新，可以说是政治制度较为完善的时期。唐朝时期，注重对贤才的选拔和任用。选拔官员的标准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德才兼备。如一代贤君唐太宗，在位期间励精图治，使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繁盛、最开明的国家。那么唐太宗为何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政绩？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当属太宗注重选拔、任用贤能之士。只要德才兼备，哪怕是自己的仇敌，他也提拔重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著名的谏臣魏徵，魏徵本是太子李建成麾下的谋士，建成失败后，李世民不记私仇，重用魏徵。他曾对魏徵说过：“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可见，李世民在选拔官员的时候非常注重官员的才能和品行，认为只有才德兼备之人，才是真正的贤才，才可重用。太宗在总结自己成就功业的经验时，认为核心便是敬重贤才，不因自己的地位而嫉贤妒能，不随便贬黜任何一位官员。正是由于得到了诸多贤人的倾力辅佐，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才能成就功业。
唐朝不仅注重贤才的选拔与任用，在孝道文化上也极尽所能，时代特色非常鲜明。统治者继承了自汉代以来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以身示范，大力表彰并奖励孝行。
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经常用一些言论来证明自己是崇尚孝道的明君。为了能够在全社会推行孝道，帝王们亲自注释《孝经》，以彰显国家对孝道的重视。在唐代历史上，孝子可谓颇多。唐德宗是历史上有名的孝子。德宗生母沈氏在“安史之乱”中失踪，德宗本人为了能够尽孝，终其有生之年遍访天下，但是却一直没有找到，可谓一大憾事。
不仅如此，唐代在立嗣的时候往往也把孝道作为其中的重要标准之一。唐代帝王认为，皇帝虽身居高位，但是仍然要孝敬父母，友悌兄弟，践行孝道。帝王要以身示范，在践行孝道方面要给天下人做出榜样。《册府元龟》卷二十七《帝王部·孝德》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太宗患病，太子李治亲自用口为太宗吸出脓液，太宗出行的时候，太子必会随行左右侍奉。到达京师后，太宗发病，太子虽然有繁忙的政事在身，但是依然坚持每日去给太宗问安，侍奉太宗饮食。”这段记载生动描写了太子李治的孝行。从这个记载中不难看出，一方面唐代非常注重孝道，上至天子，下到平民百姓，都应该自觉地践行孝道；另一方面，皇帝立嗣的时候注重孝行的考察，那么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势必会把孝道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
不仅如此，唐代帝王还非常注重《孝经》。《孝经》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儒家“孝”的道德规范，是儒家论孝的经典之作。唐代统治者大都听过有关《孝经》的讲解，唐玄宗甚至亲自注释《孝经》。“孝”被认为是百行之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首先从“孝”抓起，也必须注重《孝经》的学习和推广。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历代都有帝王为《孝经》作注，但是若论影响力的话，玄宗所作之注可谓当之无愧的名列前茅。玄宗之所以如此重视《孝经》，主要出于这么几点考虑：一是教化民众，以孝劝忠。忠与孝的关系在封建社会非常密切，历代帝王都希望将臣民对家庭的孝推及于国家，为国家尽忠。唐玄宗希望通过《孝经》的普及推广，使天下百姓成为真正的顺民，也就是说利用孝的力量来实现统治的稳定和长久。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能为天下人做表率，起到榜样的力量。那么一国之君如果能大力倡导孝道的话，其影响力是极为广泛的。君主如果能够做到孝敬父母，恪守孝道，那么臣民自然会“顺上而法下，则德教成，政令行也”。政令通达天下，臣民恪守孝道，皇帝自然地不用担心天下不治的问题了。
此外，玄宗注解《孝经》还出于对前代制度的沿袭。唐朝建立后，借鉴了历代王朝的统治经验，其中特别注重汉代的统治制度和规范。而汉代是注重儒家思想弘扬孝道的朝代，因此唐朝时也特别注重对儒家经典著作的充分解读和利用，以发挥其最大的功能。
《孝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其思想主旨对于维护宗法社会的等级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具有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唐朝重孝，恰恰体现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对孝文化的推崇。在一个家庭或者家族内，若能以孝治家，则会家庭和睦。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睦了，社会风气自然好，那么国家也就安定了，则实际上是统治者推广孝道的最终目的。
唐代除了注重《孝经》的学习与推广外，还非常重视对孝行进行实实在在的褒扬和奖励。实际上，这些被旌表的孝子们具有非常广泛的示范效应，对上至官员下至百姓都具有非常强的影响力。人们自觉地学习、效仿孝子们的行为，正是对一批批孝子贤孙的不断旌表，才使得唐代社会形成了浓厚的孝文化的氛围。除了对孝子进行旌表、物质奖励外，唐朝还有一些奖励孝行的措施，比如说为孝子授官赐封、颁赐谥号、建祠堂，等等。在唐代，官员能够得到带“孝”字的谥号比较难，只授予那些孝行非常显著的人。如官员杜暹，是唐代非常著名的贤孝之人，起初朝廷赐予他的谥号为“贞肃”，但是朝廷内其他官员认为“贞素”二字不足以表现杜暹的忠孝之美，主张将其谥号改为“孝友”，这件事得到了朝廷的许可，最终由皇帝亲自定谥号为“贞孝”。由杜暹的例子足以看出唐代对孝子褒奖之重。
有时候，帝王为了笼络人心，甚至会亲临孝义之门慰问孝子，这对孝子来说是莫大的荣耀。据史书记载，郓州寿张人张公艺，自幼有良好的德行，礼让齐家，九代人同时居住在一起，父慈子孝，兄友弟和，夫正妇顺，和睦相处，甚为融洽。北齐时，东安王去拜访他，表彰了他的孝行。唐麟德二年，高宗与武则天率文武大臣、宫妃命妇去泰山封禅。驾车通过寿张时，听闻张公艺九世同居，各朝对其都有旌表，因此也慕名来访。高宗询问张公艺为何能做到九世同居？公艺答道：“我自幼接受家训，待人要慈爱宽仁，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唯有以诚意待人，做事情要有一个‘忍’字。”高宗听后连连称善，表彰他的孝行。
实际上，不管是旌表孝行、赏赐官职、建祠堂等，只是形式的不同，但都体现出了统治者希望以孝治家、移忠于孝的目的。在家中尽孝与父母，为人臣必能尽忠于天子，这才是统治者的根本目的。
古语有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意思是说，要想选拔忠臣，应该到孝子家中去求访。先贤们普遍认为以孝事君则忠，父亲的孝子必然是君主的忠臣，访求忠臣，只有到孝悌之家才能找到。这个理论是否合理暂且不说，但是纵观漫漫历史长河中，但凡孝子做官，绝大部分都会是好官，是忠臣，所以历代皇帝以孝选官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孝选官始于汉朝，其后历朝历代承袭相沿，成为古代“孝治天下”付诸实践的重要表现。隋唐时期，尽管科举制是最重要的选官制度，但是以孝选官仍然十分盛行，并成为科举制的重要补充。唐太宗云：“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不管是忠孝之子，还是学艺通博之人，国家都会选拔任用。由此可见，以孝选官非常看重为官者的孝行，孝行卓著者可以选拔做官，甚至可以擢升。这是儒家伦理思想在政治制度中的有效应用，儒家思想发展到这一时期，已经完全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工具。
隋唐时期，以孝选官的形式非常多样，有冠以“孝悌”名称的考试科目，如孝悌廉让科、孝悌力田科等。作为科举制的重要补充，这些考试科目选拔了大批孝子，充实了国家的官僚队伍，对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以孝之名而被选拔做官的人在唐朝比比皆是，像贾言忠、韦承庆、韦嗣立兄弟，等等，都因为孝行卓越而步步高升、官运亨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选拔孝子时，除了个人的孝悌品行之外，有时候还需要看此人有没有才能，通过考试的孝子可以委任做官，而考核不合格的也会失去做官的资格。由此看来，封建国家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注重的是德才兼备，毕竟德才兼备者才能更好地为国家效力。
当然，具备孝行的人可以官运通达，甚至一步登天，反观不孝之人，或者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定义为不孝之人的官员们，有时候也会惨遭贬黜，甚至罢官。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隋唐时期的种种措施来看，国家提倡、推崇孝道，以孝选官在这一时期得以继续发展，并有了一些新的突破。不可否认的是，以孝选官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功不可没。历代的皇帝们不管昏庸也好、清明也罢，无不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长久，所以采取的措施归根结底都是一样的，保住自己的位子，为后代子孙保住他们的位子。
一、 冠以“孝悌”名称的考试科目——孝悌廉让科和孝悌力田科
自汉代以来，古代社会以孝选官成为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如举孝廉，“故举孝以为民极，察廉以为民表”，通过“孝行”可以步入仕途。隋唐时期，科举制经过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一项非常完善的选拔人才的制度。由于科举制的盛行，以孝选官在选官制度中的权重有明显下降，不再像汉代是选拔官员的主流，但是仍然作为科举制的重要补充形式而存在。从唐代诸多史书中可以看出，唐代对官员的选授和考课都非常重视品行。据《唐六典》记载：“以三类观其异：一曰德行，二曰才用，三曰劳效。德钧以才，才钧以劳。”从史料记载中足以看出唐朝对道德品行的重视，显而易见，作为德之本的孝行，自然而然地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参考。
从具体措施来看，唐政府为了提倡孝行，把以孝选官纳入到了科举制之中，为此专门设立了以“孝悌”为名的考试科目——孝悌廉让科与孝悌力田科，单从名字来看就不难窥到其本意了。《唐六典》中有记载：民众当中凡是正直清修，有孝行之名的人，旌表其家庭，甚至还有机会参与到孝悌力田的推荐中。就古代社会而言，能够得到朝廷旌表是莫大的荣誉。至德二年，朝廷颁布的《访至友孝悌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其天下有至孝友弟、行著乡闾堪旌表者，郡县长官采听闻奏，庶孝子顺孙，沐於元化也。”其大意是：天下的百姓如果有孝敬父母、友悌兄弟的良好品行，并且闻名于乡闾的，命令该县的父母官将其事迹陈奏给朝廷，这些孝子顺孙，有利于良好的民间风化的形成。
孝悌廉让实际上就是“孝廉”的全称，与孝悌力田都起源于汉代，但是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汉代时期以孝选官是主流，这一时期主要以察举、征辟等方式进行，被推荐者孝行是否突出，是决定其能否步入仕途的首要条件。而隋唐时期，主流的选官制度是科举制，作为补充方式的孝悌廉让和孝悌力田实际上是为科举选官服务的，个人的孝行品德只是其通向官场的助推器，能否真正入选授职，还要看能否通过科举考试。
为了能够真正选拔出孝行卓著者，唐代把“孝”引入科举考试，被奉为经典的《孝经》被列为必考内容。公元680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随后，又增加《老子》、《孝经》，几科并行。《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第二》云：“明经所试一大经及《孝经》。”这说明《孝经》成为唐代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之一。科举考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有些类似于公务员的省考和国考，在那个年代，在省考和国考中考《孝经》中的内容，很明显的就是国家想要选拔忠臣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