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统治时期，停止考试《老子》，但《孝经》依旧是考试内容。唐玄宗开元年间，虽然对之前的必考科目《老子》、《尔雅》等做出了调整，《孝经》仍旧地位稳固，牢牢占据着科举考试的一席之地。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提出：“《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其明经、进士及道举并停。”杨绾是唐代宗时期的礼部侍郎，在“安史之乱”结束后的第二年，上疏要求皇帝批准《孟子》与《论语》、《孝经》同列一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教科书。唐代官吏不仅在入仕之前要学习《孝经》，入仕之后依然会被要求以《孝经》为行为准则。
当然，在具体考试的要求方面，相对于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如进士、明经而言，孝悌廉让与孝悌力田科的考试，无论是在考试内容还是难易程度上，都调整了尺度，降低了标准。比如说，孝悌廉让科在考试时，精通一经，测试格策三道，主要考察古今治理国家的对策以及对当今时务的理解，能够名列前茅者，交于吏部，授予官职。而孝悌力田科的考试如出一辙，只要能熟读一经，对该经有准确的理解，即可推荐参加朝廷的孝悌科目考试。从两门科目的考试范围来看，其基本要求不外乎“精通一经”或“熟读一经”，与明经科要求掌握诸多儒家经典的考试，或者进士科既要考儒家经典又要考诗赋相比，的确容易得多。特别是对于古代人而言，诵读经书乃是家常便饭，更何况考试的内容还如此简单，因此不失为通往仕途的捷径。
从唐朝的史书记载看，因孝廉而被授官的大有人在。如，蒋沇，莱州人，礼部侍郎蒋钦绪之子，博学多才，少时就极负盛名。因为孝行卓著，以孝廉之名授官洛阳尉，后升迁至监察御史。和兄长蒋演、蒋溶，弟弟蒋清均以擅长吏治而闻名于天宝年间。蒋沇为官处事平允，剖断精当，成为朝中群僚们的楷模。《新唐书》中记载，绳，知人之子，擅长文辞。绳孝顺父母，友善兄弟，甚至亲自抚养宗属的遗孤。后来被推荐为孝廉，他却因为母亲上了年纪而不肯入仕。又过了二十年，乃任长安尉，威行京师。之后擢升为监察御史，天宝初年，入朝为秘书少监。玄宗喜欢文学，非常重视他。
除此之外，像建中元年，以孝悌力田闻名于乡闾的张皓、郭黄中、崔浩、李牧等人均凭借孝行步入仕途。由此可以看出，因孝廉及第的官员，不仅受到政府的重用，而被编入史书名垂青史，成为人们效仿的榜样。
据史书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玄宗发现朝廷在组织孝悌力田科的考试时，擅自提高标准，不符合朝廷考核的要求，因此立即下诏纠正。对于因“孝悌”、“力田”被推荐的考生，只要事迹显著，将享有皇帝给予的特殊关照，不需要随着其他常科考试的内容来定。玄宗的处理方式，足以证明对孝行的重视，同时也有利于民众自觉形成良好的行孝之风。
从以上资料中不难看出，作为科举补充的“孝悌廉让”和“孝悌力田”在唐代备受重视，为朝廷选拔了大量有着良好孝德品行的官员。当然，朝廷大力提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实际上也多了一种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途径。到唐肃宗时，曾一度停止明经、进士等科考试，而只察举孝廉。这种选官方式直到后世依然沿袭，并不断地发展完善。
对于“孝悌廉让”与“孝悌力田”两科在科考中放宽尺度、降低标准的政策，以及其他科考项目对孝悌考生的特殊关照等，虽然选拔了一批有孝德的孝子贤孙，但是也必然会使一批能力低下、才疏学浅的人混入官场。虽然德行是做人的根本，但是就为官而言，除了有良好的道德品行，还需要有治理国家的才干，自汉代开始的以孝选官，虽然对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劝民以孝有重要作用，但很多人只是徒有孝行，却缺乏处理政事的基本能力。而且就这些孝子本身来看，由于深受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这的影响，大多比较保守，循规蹈矩，有时候遇到特别棘手的政治问题不懂灵活变通，这对于提高政府办事能力和施政管理水平，有很大的消极作用。
二、传统“唯孝唯悌”选官方式的延续
中国古代非常注重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和延续，俗话说“德莫大于孝，罪莫大于不孝”，传统道德当中最高的道德品质莫过于孝道，而不孝则是罪莫大焉。“孝悌忠顺之行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基于此，隋唐时期，仍然沿用着传统的“唯孝唯悌”的选官方式。
唐朝时，除了科考中对孝行卓著的人给予特殊的优待措施，科考之外孝子仍然备受政府的青睐和器重。虽然这一时期政府正式将以孝选官纳入到了常科考试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经考试途径的孝悌选官现象彻底消失。从汉代起，其后历代封建社会，因孝悌而直接步入官场、授以官职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类为官者，不再需要接受朝廷统一的考试，而是经过朝廷对其孝行的考核后，直接录用并授予官职。如，贞观年间，诏令各级州县举孝廉、茂才、好学、异能、卓荦之士。这里将孝廉排在首位，很明显地封建帝王认为选拔官员首要的标准是有无良好的孝行。
这种选官方式非常灵活，是作为正规考试外的补充。因此，不规定具体的时间，也不进行统一的考试，而是直接由政府通过考察的方式任命。选拔的人才包括孝行卓著的人、品德高尚的人、才华横溢的人、有特殊才能的人，等等。当然，对于选拔出来的孝廉人才，唐代帝王十分重视。有时候为了考察这些直接选拔的官员是否名副其实，会把他们召集起来统一进行考核，看是否有出色的治国才能，是否掌握了《孝经》的具体内容。
对于孝行卓著者，政府也会量德授官。高宗时有个叫元让的人，年少时考取明经及第，其母生病了，所以就不愿意做官，亲自为母亲端药膳，尽心尽力地侍奉母亲，数十年间没有出家门。其母去世后，永淳元年时，巡察使向朝廷禀报，认为元让是至孝之人，推荐其做官，后擢拜其为太子右内率府长史。
唐朝时还有一个因孝被选拔做官的典型，即王少玄。少玄的父亲在隋末年间被乱兵所害，他是遗腹子，十多岁时向妈妈询问父亲在哪儿，妈妈告诉他实情后，哀泣不已，想要找到父亲的尸体来安葬。由于其父被害时正值战乱时期，白骨蔽野，根本没法辨识。少玄突然想到，儿子的血沾到父亲的尸骨上，一定会渗入尸骨中，正所谓父子连心。有了一线希望后，少玄刺伤身体来尝试，一段时间后，真的找到了父亲的尸骨，并好生将其安葬。但是在这之后，少玄全身长满了病疮，过了好多年才痊愈。鉴于少玄的表现，贞观时州长官推荐他做官，后拜为徐王府参军。
唐代孝子刘敦儒，母亲患有心疾，每天都要鞭笞人，家中的子女们都不胜其苦，纷纷逃到别的地方躲避。唯有敦儒丝毫没有改变，仍然用心地侍奉孝敬母亲，身体经常因为鞭笞流血不止。直到母亲去世，一直都不离不弃，洛中谓之刘孝子。元和中，东都留守权德舆据实禀奏了他的孝行，于是朝廷颁发诏令旌表他的孝行可以和王祥、曾参相媲美，并赐予其官职。
贾言忠，河南洛阳人，唐代诗人贾至的祖父，以孝闻名于当世。言忠样貌魁梧，对待母亲至亲至孝，美名为朝廷所知，于是补为万年（今陕西临潼）主簿，后因政绩突出，再度升迁为监察御史。正值辽东有战事，言忠奉命前往，支援军粮。回来后高宗问起战前军事，言忠将山川地势画在纸上，并且详细地禀报了辽东的战况，高宗龙颜大悦。之后，高宗向其询问诸将的优劣，言忠答道：“李勣乃是先朝旧臣，陛下对其非常熟悉；庞同善虽然不是斗将，但是持军严整；薛仁贵勇冠三军，光靠着他的名号就足以威震敌人；高侃俭素自处，忠心耿耿，富于谋略；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统领之才，但是有时候对年长的将领颇有微词。但是要论忘身忧国者，谁都比不上李勣。”高宗对他说的话非常赏识，深信不疑。由此可见，贾言忠具有极好的洞察力，他对这些将领有着非常中肯、得当的评价。所举荐的将领大多都是骁勇善战，成为唐朝的名将。后来，唐朝攻打高丽王朝，言忠献良策破高丽，加上举荐良将有功，兼任吏部员外郎。
在两唐书《孝友传》中因孝行卓著被直接赐官的人比比皆是，由此不难看出在唐代上自王室官僚，下至普通百姓，在良好的社会风气下基本上都能够做到践行孝道。对于传统“唯孝唯悌”选官方式的延续，有力地补充了科考的不足，对广大孝子贤孙们步入仕途非常有利。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方式也可以鼓励更多的人行孝，不失为一种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有效途径。
三、赐官于孝子——家族的孝悌声誉对以孝选官的影响
就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以孝选官的整体情况来看，对孝义之家的政治礼遇非常隆重，除了例行的旌表门闾、赏赐财物、表彰孝行外，其家族成员往往还可以不经考试就能够获得官职。这类选官是以家族、宗族或者家庭为单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授官予孝子，以表示对孝义之家的器重。由此可见，家族的孝悌声誉对以孝选官产生了重要影响。
据《全唐文》记载：“其天下孝义门，各与一子官，委采访使具名奏闻，量文武处分。”这里的“孝义之门”，指的是那些因孝悌仁义而受过朝廷旌表的家族。在这类家庭当中，不需要通过任何考试程序，也不需要地方官推荐，直接在家族的孝子贤孙中选拔一个人，国家赐予其官职。就我们现在看来，这可以算得上是最简单的入仕途径了。在此类选拔官员中，皇帝赐官的唯一理由即是家族的孝悌声誉及本人的孝德孝行表现。
在封建社会，求忠臣必于孝子之家，这被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奉为真理。这表明传统儒家人伦关系中的孝义道德，在封建国家现实政治需要的支配下，往往就转换成为一种政治资源或步入仕途的价码。通过朝廷赐官，将单纯的孝义道德置换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政治利益。
就选官本身的出发点来看，从孝义之门选拔孝子无可厚非，也可以起到推广孝行的良好作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本来孝义之门是良好道德品行的象征，是儒家伦理道德的绝好彰显，但是却因为选拔官员使儒家人伦道德蒙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这些孝义之门的子弟绝大部分是孝德出众，但是也不排除徒有虚名者借此机会混入官场。在封建社会，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皇帝说了算，旌表你为孝义之门你就是孝义之门，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人为的东西。特别是到唐朝中后期，宦官专权，朝政被搞得乌烟瘴气，一片乱象，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期望这些人能够选拔出真正的孝义之家呢？很多至孝之人可能无权无钱，终老都得不到旌表；相反的，有些所谓的孝义之家，可能是官场中的裙带关系，很有可能是徒有其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靠这种方式选拔出的官员，不可能每一个都是封建国家的合格的官员。
四、官员孝行卓著助其步步高升
古代社会不仅选拔官员时注重对孝德的考核，对于那些已经入仕的官员，仍然要求他们做到“孝德修身”，这与孝悌选官是一脉相承的。《礼记·冠义》中有云：“故孝悌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这正是儒家孝道伦理的基本要求。《旧唐书》中记载：按《孝经》的规定行孝，足以事父兄，这是为人臣的基本要求。
不仅如此，对于已经通过各种选拔跻身官场的官员来说，是否具有良好的孝悌品行，往往会成为决定其仕途命运的重要条件。在唐代，统治者对官员会不定期考核，对于那些孝行显著的会酌情升迁，而对于不孝的官员会给予严厉的惩罚。
苏環，字昌荣，雍州武功人。一生清正廉洁，深知百姓疾苦，为后人所怀念。《新唐书·苏環传》中记载：“苏環入仕后，任恒州参军，其母去世后，居丧期间，痛苦不已，人也因此憔悴不堪，左庶子张大安表举其孝悌之行，朝廷擢升其为豫王府录事参军。”《大唐新语》卷五《孝行第十》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崔希高，以仁孝友悌著称，母亲去世后，在服丧期间，痛苦不堪，其悲伤之情让人动容。在做邺县县丞时，他说居住的屋子生满了芝草，长到了数尺高。州长官听说后禀报朝廷，升迁为监察御史，转并州兵曹、冯翊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