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类学校通用教材——《孝经》
《孝经》在古代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是古代中国儿童发蒙识字的课本，全文不过一千八百多字，却在塑造国民精神方面居功甚伟。作为儿童识字课本，《孝经》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优秀教材。它既有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作用，又有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
《孝经》里内容大部分是孔子的语录，因此，孔子可以算是这部书的述作者，也是教授这部书的第一位授课教师。孔子的学生曾子，在老师授课内容的基础上，把《孝经》这本书整理出来，《孝经》这才以文本的形式流传于世，因此，曾子是这部书的整理者，也是第一位受教育的学生和继任授课传教的教师。《孝经》创始于儒家，用于私学教育，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大概只在孔子及其弟子开办的私学中流传，在社会上也有小范围传播。
秦朝时期，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坑儒”，诸子百家的典籍遭到了灭顶之灾。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也未能幸免。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复兴。可是，经过秦朝的浩劫后，儒家经典著作尽毁，儒家学者更是凤毛麟角，恢复儒术谈何容易。河间献王刘德，是汉景帝的第三个儿子，他喜好儒学，衣着服饰和言行举止都依照儒生的做法来。为了恢复儒术，他便踏遍鲁国、燕国、赵国、魏国，寻寻觅觅为国求书。由于刘德贤名远扬，众多民间学者和百姓，都带着先祖留下来的旧书，不远千里的前来奉献给刘德。有一天，来了一个叫颜贞的人，是河间人（今河北献县）。颜贞拿出了一本《孝经》，共18章，是他的父亲颜芝在焚书的时候，偷偷地藏起来的，现在国家提倡儒学，他才敢拿出来的。至此，匿世已久的《孝经》得以重新面世。它一旦重现，即被献上朝廷，受到历代皇帝的重视，历代帝王为了孝治天下，教化民众，对《孝经》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官方倡导，现将历代帝王倡导《孝经》的情况列表如下：
历代帝王倡导《孝经》情况一览表[1]
在皇帝的大力倡导下，《孝经》自然而然成为皇家教材、国学教材而被引向内宫，进入太学，随后又广为官府、家族、家庭所重视，成为官学、私学、家学和自学教材，2000年来从未断绝。
《孝经》本就原创于孔子创办的私学，兴起于民间，因此，在私学和家学中被广泛用作教材使用。鲁迅说：“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孝经》在六朝的私学中受到很大的重视，并得到广泛的传播，六朝许多文人士大夫很小就熟习《孝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三国时期，魏国的钟会从小就受到母亲的教诲，4岁的时候就学习了《孝经》；[2]
世界上首次将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6位的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是南朝齐人，从小就机敏过人，能给别人解释《孝经》和《论语》的含义；[3]
南朝梁人王恢，小的时候很聪明，7岁的时候学习了《孝经》和《论语》；[4]
南朝梁著名的诗人王僧孺，5岁的时候，老师就教他读《孝经》，他问老师这本书是写什么内容，老师说，是论述“忠”和“孝”的书，王僧孺很高兴地说：“如果真是这样，我愿意经常读这本书。”；[5]
南朝诗人何逊，8岁的时候就能赋诗，还能给《孝经》和《论语》作注；[6]
过目不忘的神童陈谢贞，7岁时，母亲王氏就教授他《孝经》和《论语》，他读过之后就能出口成诵；[7]
北齐名医徐之才，出身世医家庭，从小聪慧可人，5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孝经》；[8]
魏晋南北朝时期，《孝经》是私学的启蒙教材，其他朝代也是如此：
隋代大将韦师，很有孝行。他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就先学习《孝经》。读完之后，他把《孝经》放在一边感叹地说：“儒家的纲常伦理，全在这里了！”；[9]
宋朝大将军袁逢吉，4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孝经》和《尔雅》，7岁的时候精通了《论语》和《尚书》，后周太祖得闻袁逢吉小小年纪就精通儒家经典，于是亲自召见他，并当场测试，袁逢吉对答如流，周太祖赏赐了他5匹帛，奖励他的聪慧；[10]
北宋史学家、文学家路振，也是个早慧儿童，5岁就能背诵《孝经》和《论语》了；[11]
元代史学家欧阳玄，他的母亲李氏亲自教授他学习《孝经》、《论语》、《小学》等书，他8岁的时候就能把这些背诵下来了；[12]
直到晚清近代，虽然新式学堂兴起，但是乡村私塾、家塾里，仍然把《孝经》当作必修教材，晚清著名女诗人、学者恽珠说，“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觉得应该读书明白道理伦理，于是让我和两个哥哥一起在家塾里学习。在那里，我学习了四书、《孝经》、《毛诗》、《尔雅》等书”；[13]
魏源、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启蒙教育，都是从学习《孝经》开始的。
作为私学、家学，《孝经》是必修的教材，在自学的时候，《孝经》也是必学的教材。
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的弟子王艮，就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代表。王艮出生于卑贱的盐贩家庭，家境贫困，11岁时就辍学劳动。但他不甘心贫困和卑贱，从19岁开始，自学《大学》、《论语》和《孝经》。后来，求知若渴的王艮，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不远千里，拜王阳明为师。他以惊人的毅力，刻苦钻研，终于成为享誉全国的哲学家、泰州学派的创始人。
《孝经》用作官学教材，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书·艺文志》指出：“孝道，是天之经，地之义，万民的行为准则。正因为孝是天下的大经大法，所以叫《孝经》。”《孝经》和《论语》一样被视为研习五经的前提。汉平帝时期设立地方官学，将《孝经》作为基层必须进行的民间教学内容。从此，《孝经》走进了官学，成为郡县学校和乡聚庠序的通用教材。尔后，历代如此，相袭而下。
普通人在私学、家学和官学里学习时，使用《孝经》为教材，皇亲国戚们在皇室宫学里学习时，《孝经》也是教材之一。东汉明帝时期，专门为贵族子弟开设了宫邸学，又称“四姓小侯学”，“四姓”是指皇家的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这四大家族。“小侯”是指这四氏都不是真正的列侯。“四姓小侯学”的设立是专门针对贵族外戚子弟，教师都是享誉全国的大儒，设备在全国的学校里是最为完善的，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学校设立的目的是以防外戚们荒淫无道、犯上作乱，因此，学习的内容以《孝经》为主，兼及《尚书》等教授忠君孝亲和礼仪制度的内容。
除了贵族外戚，皇室子孙更要熟读《孝经》，在汉昭帝时期，就将《孝经》引入皇宫作为教材，来教授年幼的皇帝及太子王孙、皇后嫔妃们。自此之后，历代皆然。而且对于皇太子（即未来的皇位继承人）的要求比一般的皇子更高，不仅要能够一字不落地背诵《孝经》，还要能够明白其义，以此来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以便将来能够用孝道来治理国家。
总之，自从《孝经》重现之后，很快成为官学、私学、家学和自学的重要教材之一，不仅平民百姓从小诵读，贵族外戚和皇室王孙也都要熟读背诵，《孝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各类学校的通用教材之一。
注释
[1]骆承烈编：《中国古代孝道资料选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9—61页。
[2]《三国志·魏·钟会传》。
[3]《南齐书·文学传》。
[4]《梁书·鄱阳忠烈王恢传》。
[5]《梁书·王僧孺传》。
[6]《梁书·文学传》。
[7]《陈书·孝行传》。
[8]《北齐书·徐之才传》。
[9]《隋书·韦师传》。
[10]《宋史·袁逢吉传》。
[11]《宋史·文苑传》。
[12]《元史·欧阳玄传》。
[13]《闺秀正始集》。
二、学校中的孝教育
中国最早的学校教育大约开始于奴隶社会时期。夏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学校，西周时，学校制度已比较完备。此时的学校分为两类，一类是天子或诸侯王建立的国学，国学建在王城，规模较大，分布在5个方位，故有“五学”之称。其中，辟雍居中，东序居东，成均居南，瞽宗居西，上庠居北。诸侯所设的学校规模较小，又称“泮宫”。另一类是乡学，就是按地方行政区划分的地方学校，根据区划的大小，乡学有不同的名称，如闾孰、党庠、州序、乡校等。不论是国学还是乡学，都是由官府所建立的，所以统称为“学在官府”。
西周学校的教育内容涉及很多方面，特别重视道德教育，以“明人伦”为其教育的核心。根据《周礼·地官·师氏》记载，国学的教育内容中有“三德”教育：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孝德教育居“三德”之一。乡学教育中也有“七教”教育：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六行”教育：孝、友、睦、姻、任、恤教育。由此可见，孝德教育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原先掌握在贵族手中的“官学”随着奴隶主贵族地位的没落，逐步形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大量的文化典籍从贵族流向民间，一批贵族下降为士，形成了以儒为主要成分的知识分子，他们分散到各国去做官吏或教师，因为是私人创办的学校，与官府办学相对，称之为“私学”。
生活在春秋后期的孔子，祖先是宋国贵族，曾祖父迁到鲁国时，已经失去了贵族的地位。他在30岁的时候，创设了儒家私学。曲阜的杏坛，相传是他讲学的地方。孔子一生弟子多达3000人，其中有成就的72人。孔子开设私学的口号是“有教无类”，不论地位高低身份贵贱都可以拜师学习。孔子的教学内容以道德教育为主，“仁”是他的最高道德理想，而孔子又说“孝悌仁之本”，孝是“仁”的根本，是一切道德的本源，整个儒家思想体系就是建立在孝的基础上的仁爱之学。除了孔子的私学，各学派都有创设私学，如墨家、法家、阴阳家，等等，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但孔子的私学无遗是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
此后几千年，中国的“官学”和“私学”便同时发展，并行不悖，越来越完善，不管怎样发展，孝一直都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刘邦建立汉朝，实行“以孝治天下”，汉代的学校教育中更是少不了孝的教育。汉代的学校同样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又分为中央政府办的中央官学和地方政府办的地方官学。中央官学又分为太学、鸿都门学和宫邸学；地方官学分为郡国办的“学”、县办的“校”、乡办的“庠”和村里办的“序”。如图所示：
汉代学校体系示意图
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与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是太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下令创办太学，目的是为了崇尚教化。太学的学习科目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这些儒家经典都包含有丰富的孝教育内容。《孝经》虽然没有列入五经，但却是研习五经的前提，《孝经》的兼经地位一直到北宋才被四书取代。
太学的老师——博士的选拔也十分严格，不仅要学识渊博，还要有孝行。史书中记载有当时博士的举荐书——举状，内容如下：
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1]
第一句是讲父母在世时对父母敬爱有加，父母去世后能够葬之以礼，说明此人是儒家典型的孝子形象。第二、三句才讲此人的学术水平如何。可见，孝是选拔博士的必备条件。汉灵帝时期的博士赵咨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赵咨的父亲是赵畅，曾做过博士，赵咨少年时期父亲就过世了，他对母亲十分孝顺，因为孝行，他还被推举为孝廉。几次被举荐做高官，他都称病不就，并在家里亲自率领子孙种田养家糊口，日子过得很是清贫。有一天夜里，一伙盗贼乘着夜色到赵家抢劫，赵咨听见动静后，害怕惊动了母亲，赶紧来到门口迎接盗贼，表示马上为他们准备饭菜，并道歉说：“老母亲已经年逾八十，身体不好需要休养。家中实在是太贫困了，连隔夜的粮食都没有剩下，请求你们给我母亲稍微留下点粮食和衣服。”妻子儿女和家里其他物品他都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强盗听后惭愧地跪下说：“我们太无礼了，请贤人原谅。”说完就都跑出门去，赵咨追出门想要送他们粮食，但没有赶得上。从此赵咨的孝名更大了。
不仅老师的选拔需要有孝行，学生的选拔也是有要求的。太学生有两条招选途径：一是由朝廷派人选拔18岁以上，仪表行为端正的人；二是地方长官推荐有求学意向且尊敬长辈，没有忤逆行为的人。
鸿都门学是汉灵帝设置的专门教授书法、绘画、辞赋的专门艺术类学校，虽然它的教学内容不是五经，但其画孔子及72弟子像，充分说明它仍旧是尊儒的，那么儒家的核心“孝”自然会对他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宫邸学是专门的宫廷教育机构，一直都有着重孝的传统。其中，太子作为国家的储君，对他们的教育可谓是重中之重。太子要先学习《论语》和《孝经》，然后再学习五经。汉代的皇帝多数也是精通儒家经典，如汉昭帝自己说过：“我知晓古代帝王的事情，学习过《孝经》、《论语》、《尚书》。”汉宣帝也是受过《诗》、《论语》、《孝经》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