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以孝树人:孝与古代教育(中国孝文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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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学校教育,教民以孝(4)

(二)《女诫》教孝

《女孝经》里教导诸女的曹大家(“家”读音为“姑”),就是汉代才女班昭。班昭(约45~117),又名姬,字惠班,东汉陕西咸阳人。她是史学家班彪的女儿,14岁嫁给同郡曹寿。曹寿死得早,班昭守志,独自将儿子曹成抚养成人。长兄班固作《汉书》,未及完成就去世了,班昭继承长兄遗志,最终完成了《汉书》这部重要史籍。次兄班超镇守西域三十多年,年老思乡,上书请求汉和帝准许其卸任回到中原,班昭也上书为他请求,和帝受到感动,召班超回京。和熹邓太后嘉赏班昭志节,将她召入宫内,担任女师,并赐号“大家”,皇后以及诸多嫔妃都向她学习礼仪之道。

班昭还著有《女诫》七篇:“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劝诫诸女,克己续德,善为人女、人妻、人媳、人母。在“卑弱”篇里,班昭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说法:“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认为女性生来就比男性地位低下,必须早起晚睡、辛勤劳作才能恪尽本分。在“夫妇”篇中认为,丈夫比天还大,必须恭敬地服侍,服侍丈夫就是亘古不变的天理。在“敬慎”篇中,主张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丈夫是对是错,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在“专心”篇中强调,丈夫可以再娶妻续弦,女子却只能从一而终,一女不可事二夫。

《女诫》站在儒家封建礼教的立场,在篇中全面解释了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四德”之义,大力宣扬女性应以“三从四德”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鼓励女性凡事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多加忍耐,这极大地禁锢了女性的思想和自由。《女诫》虽只有一千六百余字,却十分全面、系统、彻底地表现了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和社会观,对其后两千余年中国社会的女性观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女论语》教孝

《女论语》是唐朝中期著名才女宋若莘、宋若昭姐妹共同撰写的。比之《女孝经》,它的影响要大得多。尤其是到了明代,它被列入“女四书”(《女诫》、《内则》、《女论语》和《女范捷录》),成为民间妇女教育的必读书,其作者也因此成为女教圣人,受到后人推崇。宋氏姐妹5人,皆擅长诗文,尤其是宋若莘,文采出众,志向高远,一生未嫁。宋若莘死后,唐穆宗召宋若昭入宫,掌管六宫文学,还教导诸皇子公主,历经唐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五朝,被称为“先生”,荣宠盛极一时。

《女论语》共有10篇,阐扬的妇女道德规范基本沿袭前世礼教准则,并不新鲜,其特色在于使用了浅显朴实的俚语和俗语,以四言诗歌的形式,将深奥、古板的说教演化成了妇女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言行举止,方便于文化不高的妇女学习、记诵和仿照执行。其中教孝的篇章有《事父母》、《事舅姑》、《事夫》等。

《事父母》讲述在家之女孝养父母:

女子在堂,敬重爹娘。每朝早起,先问安康。寒则烘火,热则扇凉。饥则进食,渴则进汤。父母检责,不得慌忙。近前听取,早夜思量。若有不是,改过从长。

父母年老,朝夕忧惶。补联鞋袜,做造衣裳。四时八节,孝养相当。父母有疾,身莫离床。衣不解带,汤药亲尝。

莫学忤道,不敬爹娘。才出一语,使气昂昂。需索陪送,争竞衣装。父母不幸,说短论长。搜求财帛,不顾哀丧。如此妇人,狗彘豺狼。

《事舅姑》讲述新媳妇奉养公婆:

阿翁阿姑,夫家之主。既入他门,合称新妇。供承看养,如同父母。敬事阿翁,形容不睹。不敢随行,不敢对语。如有使令,听其嘱咐。姑坐则立,使令便去。早起开门,莫令惊忤。洒扫庭堂,洗濯巾布。

莫学他人,跳梁可恶。咆哮尊长,说辛道苦。呼唤不来,饥寒不顾。如此之人,号位恶妇。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责罚加身,悔之无路。

《事夫》讲述妻子敬事丈夫:

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前生缘分,今世婚姻。将夫比天,其义匪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宾。夫有言语,侧耳详听。夫有恶事,劝谏谆谆。

夫如有病,终日劳心。多方问药,遍处求神。百般治疗,愿得长生。

粗丝细葛,熨帖缝纫。莫教寒冷,冻损夫身。家常茶饭,供待殷勤。莫教饥渴,瘦瘠苦辛。同甘同苦,同富同贫。死同葬穴,生共衣衾。

自汉代以后,有关妇女礼教的著述不断涌现,但其教化的对象主要是官宦家庭的妇女,文字均为文言,较为艰深。《女论语》是迄今所见第一部针对普通劳动妇女的女教著作,首开通俗女教著述之先河,不论形式还是内容都适应了女教平民化和幼女启蒙的要求。

除了上述的女学著述对女子进行孝道教育外,还有明成祖朱棣的皇后仁孝文皇后写的《内训》,明代蒋太后撰写的《女训》,清代的《女二十四孝图说》、《女三字经》等,均是对女子灌输孝敬父母、敬奉公婆、侍奉丈夫、教儿育女等方面孝教育思想的。

六、举孝廉——以孝选官

《二十四孝》中,有一个“行佣供母”的故事。讲的是,西汉末年一个叫江革的人,是齐国临淄(今属山东淄博市)人,父亲去世得很早,江革与母亲相依为命。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群雄并起,战火纷飞,百姓为了躲避战乱,纷纷背井离乡,到处流亡,江革也背着母亲弃家出走。

母子二人跟随着流亡的百姓一路向南,结果不但没有找到安身之处,反而碰到了一伙强盗。强盗见江革长得身强体壮,便要掳掠他入伙。江革于是哭着哀求:“我跟随你们去了,自然是吃穿不愁,可这样我的母亲就没了依靠,怕是也活不下去了。”强盗见他如此孝顺,也动了恻隐之心,不忍心为难这母子二人,便放走了他们。

母子二人辗转来到了江苏邳县后,已经衣衫褴褛,并且身无分文。江革便找了户人家来做佣工,昼夜劳作,不知疲惫。赚到了钱,都用来供养母亲,自己舍不得花一个钱。汉光武帝刘秀荡平群雄,建立东汉,战乱逐渐平息了下来。这时,江革又背着母亲,踏上了回家的路。回到家乡之后,江革仍侍奉母亲左右。江革担心80岁的老母亲坐在牛马车上颠簸,为了车子平稳,好让母亲坐着舒服,便不再用牛马拉车,而是自己亲自拉车,缓步而行。当地的人们都赞叹他的孝顺,尊称他为“江巨孝”。

江革的孝行被太守马融举荐为孝廉,从此走上仕途,并官居司空。江革年老辞官后,汉章帝特地下诏表彰其孝行,并赐号“巨孝”,虽不任官,但俸禄待遇一如从前。

江革因为有孝行而走向了仕途,进入国家统治系统,在汉代,这样的仕进途径称为“举孝廉”。汉文帝时期,有孝行之人已经可被选拔为官,可算是举孝廉的先声。举孝廉作为汉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武帝确立了独尊儒术的基本政策,选拔统治人才特别重视人的品德。根据儒家的思想,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方。因此,察举孝廉不仅是选拔贤臣,还有增进教化的意义,逐渐被确定为选拔统治人才的最重要的科目。颜师古解释说:“孝,就是子女善事父母祖先;廉,就是官员克己奉公,廉洁不贪。”举孝廉就是地方每年按规定人数向朝廷推荐孝子廉吏,进入仕途或加官晋爵。

察举的单位为郡国,关于察举孝廉的名额,前期一直是每个郡国不分大小,每年各举荐2名,体现了郡国平等的原则。但随着各地人口增长和文化水平发展的不平衡,原来的旧制度就显得越来越不公平了。到汉和帝时期,人口五六十万的大郡可以推举孝廉2人,人口一二十万的小郡也推举孝廉2人,汉和帝觉得不公平,于是改为按照郡国的人口比例来察举孝廉,并且对边远及少数民族地区给予适当的照顾。

经过适当调整后,从地方官吏到朝廷的名公巨卿,有不少都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两汉孝廉出身的官吏甚多:

路温舒,担任过决曹史,后来又学习了《春秋》经义,举孝廉,成为著名的司法官。

王吉,西汉时琅琊人,少年时勤奋好学,精通经书,以孝廉补授若卢县右丞,不久升任云阳县令。汉昭帝时,举贤良充任昌邑王中尉。

韦彪,很有孝行,父母去世的时候,他哀痛欲绝,守丧三年,不出庐寝。等到三年服丧完毕,韦彪已经骨瘦如柴,形容枯槁,医治了数年才能勉强站立。建武末年,举孝廉,官拜郎中。

冯豹,字仲文,12岁时,母亲被父亲所休,后母对他十分狠毒,曾试图趁冯豹睡着时加以毒害,由于冯豹警觉,及时逃走,得以幸免。后来,后母病重,冯豹恭敬谨慎地侍奉在侧。当时人都称赞冯豹孝顺。长大后,喜好儒学,在丽山脚下教授《诗经》、《春秋》等儒家典籍。后举孝廉,官拜尚书郎。

周章,担任过郡功曹,后举孝廉,6次升迁,官至五官中郎将。

张禹,东汉赵国襄地人。张禹生性忠厚节俭,父亲死后,当地的官吏和百姓送来给他父亲办丧事的财物前前后后多达数百万,张禹都没有接受。他还把家里的田地住宅都让给了自己的伯父,自己则寄居在伯父家里。汉明帝永平八年,张禹被推举为孝廉,不久就又升迁。

霍谞,东汉魏军邺(今河南临漳县)人。曾经有人向大将军梁商诬陷霍谞的舅舅宋光,宋光因此而深陷牢狱,当时霍谞才15岁,他上奏梁商,替舅舅鸣冤喊屈。霍谞所奏引经据典,言辞恳切,大将军梁商看重霍谞的孝心和文采,免去了宋光的罪行。霍谞由此名声显著。后来举孝廉,官至金城太守。

《汉书》、《后汉书》中可考见的关于察举孝廉的史例有一百多人。从资历上看,大多数为有孝行又通晓经书的儒生,且多数做过州郡属吏。从任用的情况看,既有中央属官,也有地方官员。在汉代,可以因孝得官,也可以因不孝而被罢官。

西汉的陈汤是抗击匈奴镇守西域的名将,在当时与卫青、霍去病名气相当。公元前36年,在一次荡平匈奴的胜仗后,他曾经上奏汉元帝,留下了一句扬眉吐气、流传千古的名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但陈汤的辉煌到此为止,高歌凯旋之后,陈汤非但没有因功受赐,却身陷囹圄,屡遭贬斥,潦倒终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先从陈汤的孝廉身份说起。

陈汤,山东曲阜人,家境贫寒,但深谋远虑,又善写文章,可谓文武双全。后来,他到长安投奔权贵,得到富平侯张勃赏识。初元二年(前47),汉元帝下诏,要求公侯大臣向朝廷举荐孝廉,张勃便向朝廷推荐了陈汤。恰巧在等待朝廷任职期间,父亲去世,按理,他得守孝三年不能做官,但陈汤做官心切,就没有回家奔丧、守孝,企图侥幸蒙混过关。没想到却被人检举有违孝道而入狱。害得张勃也因举荐不当而被“问责”,削减了200户食邑。陈汤以不孝罪入狱,但他的才华却得到了有关部门和官员的认可和赏识,不久再度被推荐为郎官。后又远赴西域,立下赫赫战功。

名气越大,非议也就越多。上书贬斥他的人又把他不孝的罪名重新提起,加之陈汤又经常接受别人的贿赂,陈汤被一贬再贬,最终被免职为民。一代名将陈汤,后半生潦倒落魄,寂寞身后,罪不在他人,其为人不孝,为政不廉,纵使才华绝代,也难容于以孝治天下的汉代社会。

察举孝廉在西汉时考核比较严格,吏治也比较清明。东汉中期以后,考核松弛,察举不实。举孝廉的大权被权门势家所把持,造成作伪成风,出现了不少滥竽充数者,竟闹出“察孝廉,父别居”的笑话。如,袁术喜欢“与诸公子飞鹰走狗”,但因为是司空之子,被举孝廉;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但因为是太尉之子,被举为孝廉;《后汉书·许荆传》记载,许荆的祖父许武被举孝廉后,也想让自己的两个弟弟出名,于是,把家里的财产分为3份,自己“霸占”了其中最肥沃的田地和最好的宅子、奴婢,这样,就显得他的两个弟弟谦虚礼让、尊敬兄长,于是,两个弟弟都被举为孝廉了;《陈藩传》中记载,当时有一个叫赵宣的人,父亲死后,悲痛欲绝,在墓道里为父亲守丧长达二十多年,当地的百姓和官吏没有一个不称赞他的孝行,推举他为孝廉,并请他出来做官,他都不答应。后来,郡太守陈藩查出他在这二十多年间竟先后有了5个儿子,从而揭穿了赵宣的假孝面目,并严厉惩办了这个假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