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会有人费尽心机、处处钻营，以图博一个“孝子”的名声，不仅是为了被举孝廉，升官发财，更是源于汉代社会对“孝”的重视。在汉代，“孝子”之名就像一个通行证，可以给人带来实际的利益，凭借它，可以轻易进入仕途，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别人的尊重，这无疑是最有效的孝教育途径。
自从汉朝将孝廉作为一种正式的选官制度，中国古代历朝都将这一制度沿用了下来，只是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不同而已。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了汉代举孝廉的制度，以孝行、仁爱和门第作为取材标准，而品评官吏好坏的清议制度，便是以孝与不孝来评判士人和官吏。在魏晋时期，许多官员，遭人清议，因不孝而被罢官。
典型的例子便是西晋时《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陈寿是三国蜀国、西晋时著名是史学家，在孝顺问题上，陈寿有两次遭到清议。一次是在蜀汉之时，陈寿被贬官在家，他的父亲在此期间去世，陈寿在家服丧。正好这时陈寿的身体不适，医生开药后，就叫仆人给自己煎药。仆人将煎好的药端来给陈寿服用时，恰好被来访的客人看见了，一时间，朝中众臣都贬议陈寿，认为陈寿在服丧期间吃药，是违背礼制的。陈寿因此被贬官。三国归晋后，陈寿在朝廷做官不久，母亲就去世了。陈寿按照母亲的遗愿，将母亲就近葬在了洛阳。但又有人清议陈寿，说陈寿未能将他的母亲葬在老家四川，陈寿因此事再次被贬官。
选官制度对于孝的过分推崇，一方面会造成重德轻才的现象，使得很多才华横溢的人，因为古板而不切实际的孝道礼仪，而遭人弹劾，纷纷落马，于个人于社会都是损失；另一方面，孝也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招杀手锏，以不孝为借口，除掉自己政敌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如曹操杀孔融等。汉武帝当初创设以孝选官的举孝廉制度，恐怕也没想到对后世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出现这么多的弊端吧！
隋唐时期，随着科举考试的兴起，举孝廉曾一度中断。在宋元明清时代，科举制度愈益规范和严苛，包括举孝廉在内的类似察举的制度却有所恢复。如宋朝保任制的荐举、明清的荐擢，都有相关内容。但是举孝廉最终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走向了历史归途。
七、科举考试对孝道的强化
选官取士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问题。清代著名学者张之洞总结中国历代选举取士制度说：“取士之法，自汉至隋为一类，自唐至明为一类……汉魏至隋选举为主，而亦间用考试，如董、晁、郗、杜之对策是也。唐宋至明，考试为主，而亦参用选举……”意思是说，隋代以前的选官，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此后则是以考试为主，荐举为辅。所谓科举考试，是指采取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官吏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发源于隋朝，是隋文帝于开皇十八年（598）下诏以考试的办法举“贤良”的。到隋炀帝时设置明经、进士两科，以“试策”取士，科举考试的雏形渐备。唐太宗贞观年间科举制度正式确立，中间经过宋、元、明不断发展，一直到清末被废除，科举考试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科举考试的目的是要为国家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孝”这一主题在科举考试中无处不在，无论是考试前、考试的内容还是考中之后入朝为官，都离不开对“孝”的考察。
隋统一中国后，结束了东汉末年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又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帝国。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四月，炀帝下诏：“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贫厉俗，有益风化。强益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文武有职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意思是，有孝悌之名的人、德行忠厚的人、讲义气的人、有节操的人、正直的人、意志刚强的人、聪明好学的人、有文采的人、有战略思想的人和身强体壮的人，这十种人要么有利于改善民俗，要么有利于保家卫国，都是对社稷有用之人，所以，将这十项设置为十门考试科目，根据这十项条件，选拔人才，为国所用。诏令中首先提到“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根本，这也就是为什么科举考试制度一建立，就将“孝悌”作为首门考试科目。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他总结了历代统治者的历史教训，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使全国人民的思想意识都统一在儒家伦理思想的控制内，用儒家伦理道德来规范和钳制人们的思想。所以，唐太宗选择了“偃武修文”的政治路线，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大力宣传“仁、义、礼、智、信”五常道德规范。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孝”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
唐代科举考试对参加考试的考生的资格审查比较严格。不是在政府设立的官方学校培养的学生，而是以私学、家学或自学成才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要先经过县令的亲自审查。在审查中，品行不端正、不孝顺父母、兄弟不睦的人，是不能参加考试的。县令考察品行才学俱佳后，再送到州长官那里复核，被州长官考核通过后，便可以送到中央，参加礼部的考试。
在唐代，《孝经》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必学书。考试的时候，有两种方式来考察《孝经》，一种方式是口试，直接从《孝经》里问5道题，《论语》里问10道题。另一种方式是，如果在官学里已经系统地学习过《孝经》等规定的书目，在考试的时候，可以免试《孝经》和《论语》。唐玄宗曾下令全国每家都要有一本《孝经》，所以，《孝经》的学习在民间也是很普遍的。
考中之后，在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上，不仅要在理论上测试对《孝经》的学习，而且也重视考察他们的实际孝行。考课官吏的标准有：一曰德行，二曰才用，三曰劳效。如果德行相当，就比较才用，如果才用也相当，就比较谁更勤政。考课优秀的官员会得到升迁，不合格的官员就会被降职。可见，选官首先注重的是官员的品德，然后才是个人的才能。
而在现实的政治官场上，有一些官员能力平平，如果孝行卓著，也能够得到重用。杜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唐书》记载，杜暹“素无学术”，每当上朝谈论朝政时，杜暹的谈吐总是很浅薄，常常被别的大臣讥笑。但是杜暹却得到唐玄宗的青睐，官至宰相，主要原因便是杜暹的“至孝”和“清廉”。
从杜暹的高祖开始一直到杜暹，杜家五世同居，父慈子孝，兄弟友爱，生活得十分和睦。杜暹为人尤其恭敬谨慎，母亲去世早，一直是继母照顾他，而杜暹对继母也是非常孝顺。对继母生的弟弟也很厚爱。
杜暹任婺州参军，任满还乡时，同僚们送给他10000张纸。当时纸很贵，人们常以存多少张纸来表示富有程度，而且迎送官员送礼物属于惯例，不算贪污。可杜暹只取其中100张，以示领受了同僚们的情谊，其余全部退还给他们。同僚们见杜暹退还纸张，先是不解，弄清原因后都非常敬佩他的廉洁，纷纷赞叹说：“文不爱财，武不惜命，杜暹真是个清官。”杜暹以公正清廉、勤劳节俭要求自己，20岁时就发誓不受亲友馈赠，一生坚持如此。去世后，玄宗赐他绢300匹，同僚们也赠送财物吊唁，他儿子谨遵父亲遗训，拒绝不受，玄宗赐谥号“贞孝”。
宋代的科举更加强化了儒家的经义和伦理道德，特别是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宰相蔡京设立了“八行科”，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8种德行取士。即：善于父母为孝；善于兄弟为悌；善于内亲为睦；善于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凡是有这8项美德的人，由乡里送至县里的学校，经查核没有弄虚作假之后，上报到州里，州再分出等级来：孝、悌、忠、和为上等；睦、姻为中等；任、恤为下等。如果8种美德全都具备，可以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并且不用考试便是上舍生，经审查核实，授给美官。如果不能全部具备这8种美德，按照其美德的多寡，也可以进入州里的学校成为诸舍生员。“八行科”可谓是考取进士步入仕途最便捷的途径。
如果士人违反这八行而犯罪的话，则为八刑。士人犯八刑，州县的长官将士人的名字登记于册，转报给学校，此时，士人若想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先进入学校，成为生员。士人来入学时，学校按照州县长官送来的名册一一查看，如果曾经犯有不孝、不悌、不忠、不和的罪行，终身不得入学；犯有不睦罪，10年不得入学；犯有不姻罪，8年不得入学；犯有不任罪，5年不得入学；犯有不恤罪，3年不能入学。能改过自新、不再重犯，审查属实，才能入学。
宋徽宗实行“八行科”是在北宋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为了振兴儒家纲常名教来束缚民众的行为，然而“八行科”取士之法，并未能提高人民的“德行”，也未能挽救濒临灭亡的北宋王朝的命运，政和年间（1111～1117）在河北、山东地区形成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继而又有方腊领导的安徽、浙江一带的农民起义，腐败的北宋王朝在女真族的军事进攻下，不堪一击。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八行科”便自行退出了历史舞台。
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宋代的程朱理学成为明清两代的统治思想。程朱理学的核心即是“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是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考试的形式为八股文。清代雍正皇帝又把《孝经》的地位提升到与五经一样，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孝在科举考试中的被重视程度从未降低。《儒林外史》中就讲述了一个贫困潦倒的孝子光宗耀祖的故事。
匡超人是浙江省乐清县人，家境贫困，流落杭州，靠着拆字的贱业维持生计。没想到家里的父亲患了重病，匡超人听到消息后，“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下来”，想着“父亲在家患病，我为人子的，不能回去侍奉，禽兽也不如”，所以好几次恨极了自己，想要一死了之。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终于回到了家中。回到家后，他又是帮别人磨豆腐，又是杀猪卖肉赚点钱维持一家生计。夜里就守在父亲床边，生怕父亲有什么吩咐。他把赚到的钱全放在父亲那里，父亲烦闷时，他就给父亲讲在杭州的见闻和西湖的景色，以及街上的各种特色小吃和在街上听来的笑话，父亲听了竟也高兴了起来。
作者还特意描述了匡超人伺候父亲的细节之处，将他伺候父亲出恭的情景细致入微地刻画出来：太公过了一会儿，向他道：“我要出恭，快喊你娘进来。”母亲忙走进来，正要替太公垫布，匡超人道：“爹要出恭。不要这样出了。像这布垫在被窝里，出得也不自在，况每日要洗这布，娘也怕熏得慌，不要熏伤了胃气。”连忙走到厨下端了一个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进去放在床面前，就端了一条板凳，放在瓦盆外面，自己爬上床，把太公扶了横过来，两只脚放在板凳上，屁股紧对着瓦盆的灰。他自己钻在中间，双膝跪下，把太公两条腿捧在肩上，让太公躺得安安稳稳，自在出过恭；把太公两腿扶上床，仍旧直过来。出得又畅快，被窝里又没有臭气。
乐清县知县李本瑛知道匡超人的孝行，一心想要提拔他，不但在县里考试的时候，把他列为第一名，还在学道面前大力地举荐他。学道说：“士先器识然后辞章。果然内行克敦，文辞都是末艺。”意思是说，内在的人品要远比写文章重要得多。所以，匡超人果然进入了府学，参加了府试，显亲扬名，光宗耀祖。
像匡超人这样家境贫困又从事过“贱业”的人，是没有资格入学参加科举的，但是匡超人的孝行改变了他和家族的命运。科举不仅是选拔人才的方式，更是社会道德的指向标，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科举提倡什么，士人们就追逐什么，社会上就流行什么。科举不仅给了孝子良好的名声，更给了孝子实际的利益——官禄，把孝附着在官禄上，没有不趋逐官禄的人，就没有不追求孝子之名的人。真孝也好，假孝也罢，孝的地位却被进一步强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