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教子学诗礼
一直以来，孔子以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的身份被大家所熟知，他著书立说，创办私学，广招生徒，门下有弟子三千多人，其中又以颜回、仲由、曾参、闵子骞、冉有等72人最为著名，被尊称为“七十二贤人”。如此的教育成就即使是在教育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想必也是无人能及的。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资深的教育家，孔子在广育桃李的同时，对儿子的家庭教育也是深受后人称颂的。
孔鲤，是孔子的长子，也是孔子唯一的孩子。孔子19岁（前533）时，迎娶亓官氏为妻，第二年亓官氏生下一子。当时孔子是鲁国一个管理仓库的小吏，但却深受鲁昭公的赏识，当爱妻生子之时，恰巧鲁昭公赏赐给孔子一条鲤鱼。面对家庭事业的双丰收，年轻的孔子自然是喜不胜收，为此他给爱子取名为孔鲤，字伯鱼以示纪念。
初为人父的孔子十分重视这个儿子，虽然每天要讲学论道、要著书立说，还要处理琐碎的仓库事物，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却总是忙里抽闲，时时不忘对儿子进行家庭教育。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并不溺爱儿子，用孔子的弟子陈亢的话说，孔子教育儿子的总纲领是“远其子”。这里的“远”并不是疏远的意思，宋朝司马光的解释是：“进见有时，接遇有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严格规定了父子见面的时间、礼数，与儿子在一起时讲分寸、重章法，不与儿子过分亲近。
在“远其子”这一总原则的指导下，孔子十分重视儿子对于《诗经》和《礼记》的学习。有一次，孔子独自在庭院中看书，孔鲤正巧从庭院中经过，孔子忙叫住他，问道：“你读过《诗经》了吗？”孔鲤答道：“没有。”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孔鲤回去后，认真学习了《诗经》。一段时间后，孔子又问孔鲤：“有没有学《礼记》？”孔鲤回答：“没有。”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无以言”，就是无法与人交流；“无以立”，就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学习《诗经》和《礼记》是没有办法正常生存的。孔子为何在家庭教育中如此重视《诗经》与《礼记》呢？这就需要从《诗经》和《礼记》的内容及其思想进行理解。
《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在那个纸张、印刷术都还没有发明的时代，诗歌因为自身篇幅简短、朗朗上口的特点而被人们广泛接受，人们常说的“诗言志，歌咏言”正是对诗歌功能的准确评价。尤其是在战国时期，上层社会交际场合的交谈中更是习惯性的要引用《诗经》中的词句。出身于没落贵族，一心参政的孔子自然是对儿子寄予厚望的，要从小培养儿子的贵族气质。此外，《诗经》所涉猎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既有丰富多彩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有令人称颂的爱情故事，有劳动人民对生活不满的抗议，也有对忠臣贤相的谆谆教导。总之《诗经》不仅是一部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更是一部社会科学巨著。孔子曾说：“读《诗》可以培养想象力，可以提高观察能力，可以锻炼合群性。”而更重要的是可以“事父”、“事君”。这里的“父”并不是单纯地指父亲，而是指以父亲为中心的个体家庭。“君”也并不是单指君主，而是指以君主为代表的整个国家。简单理解，“事父”就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事君”就是要对君王忠心耿耿，对国家尽职尽责。可见在孔子看来，读《诗经》是可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多重效果的。
《礼记》的重要性比《诗经》更明显一些。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战国时期，父子关系、君臣关系陷入空前混乱，父子相残，弑君篡位的惨剧经常发生。因此孔子适时地提出了“克己复礼”（规范自己的行为，恢复周礼）的主张，而《礼记》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行动手册。在《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这段话是对礼的重要性的高度概括，意思是：只注重态度恭敬而不懂礼，就会劳累不安；只知道要谨慎而不懂礼，就会胆小怕事；只是勇敢而不懂礼，就会犯上作乱；只是直率而不懂礼，就会说话伤人。由此可见，在孔子的眼里，礼是无处不在的。礼就是一副万能的汤药，它可以规范人的行为，将那些已经离经叛道或即将离经叛道的人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之内。最终恢复原来“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正常伦理关系，恢复周礼。
无论是“事父”、“事君”还是恢复“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伦理纲常，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那就是“孝”和“忠”。《诗经》之所以能使人“事父”、“事君”，处理好家庭关系，治理好国家事务，《礼记》之所能恢复“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伦理纲常，就是因为“忠、孝”的核心思想在发挥作用。无论是“远其子”的教育方法，还是重视诗礼的教育内容，孔子对儿子的教育实质就是在礼的总指导下进行的对家与国的孝德教育。
孔鲤虽然在50岁（前483）时就先孔子而去，让孔子饱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但孔子教孔鲤学习诗礼的故事却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孔子的后人在孔子的故居建造了诗礼堂，来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后世的人们更是经常以“诗礼传家”来比喻那些具有良好家教的家庭。孔子不仅仅为中国的私学教育事业开辟出了一条道路，同时也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家庭教育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孝为核心的家庭教育在以后几千年的发展中不断得到传承。
二、赵苞母临危教子忠国
“忠”和“孝”的关系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论语》中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孝经》中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无论是《论语》还是《孝经》体现的都是儒家的忠孝思想。显然，儒家是主张忠孝一体的。它把孝看作是忠的基础，把忠看作是孝的扩展，忠臣首先得是孝子。不可否认，这种主张在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是非常适用的。在父母健在时，身在朝野的文臣武将可以凭借自己丰厚的俸禄，让父母安享晚年；在父母不幸去世时，可以获得足够的假期为父母守丧尽孝。但当政治动乱，国家危亡时，这种忠孝两全、忠孝一体的理想状态就会被打破。是舍孝取忠还是舍忠取孝往往成为一个两难的选择。东汉的赵苞就不幸遇到了这道选择题。
赵苞，字威豪，甘陵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人。赵苞的叔伯哥哥赵忠是当时有名的宦官，位居十常侍之首，可以说是位高权重。赵苞以家有宦官为耻，一向不与哥哥来往。有人劝他与哥哥交好，以便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赵苞气愤地说：“赵忠欺君罔上，误国害民，我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我生当孝于亲、忠于君。”在此时的赵苞看来，“忠君”、“孝亲”是不存在矛盾的，恐怕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面临二选一的难题。后来，赵苞凭借自己的能力被举为孝廉，后来又做了广陵令。由于赵苞工作出色，所管辖地区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赵苞被任命到辽西（今辽宁省北部地区）做太守，担当起抵御鲜卑的重任。赵苞在辽西安顿好之后，便派人去老家接自己的老母亲与妻子过来团聚。没想到的是，此时正值鲜卑军队再次入侵，赵苞的老母亲与妻子均被劫为人质。两军再次对阵时，鲜卑军队将赵苞的老母亲押到阵前，要挟赵苞投降。此刻的赵苞心乱如麻，他是朝廷任命的大将，为国尽忠他的使命与责任，但他同时还是一个儿子，为母尽孝是天经地义。该怎么办？赵苞左右为难。无奈之下，赵苞只得哭着对母亲说：“为子无状，本将所得微奉，奉养朝夕，不意反为母祸！昔为母子，今为王臣，至我不得顾私毁公，罪当万死！”这是赵苞无奈之下的选择，本来想靠自己微薄的俸禄来孝养母亲，让母亲颐养天年，没想到却给老母亲招来祸患。以前是母亲的儿子，现在是君主的大臣，既然已经身为“王臣”就不能“顾私毁公”，对他而言，母亲妻子是私，抗击侵略是公，他选择舍孝取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赵苞的母亲并没有丝毫的埋怨，也没有哭哭啼啼，而是决意效法汉代王陵的母亲，成全儿子的忠义。她大义凛然地对赵苞说：“从前王陵母亲身陷楚营，对着汉使，伏剑自杀，我愿效仿王陵母，你也应当像王陵忠于汉王一样为主尽忠。人各有命，怎得相顾，自亏忠义？”那么，王陵又是何许人也？
王陵，为汉初名臣，他与刘邦是沛县老乡，刘邦起义时，王陵也在南阳聚集了数万兵卒，后归附刘邦。楚汉相争时，项羽为了拉拢王陵，将王陵的母亲劫持到军中，作为人质。王陵的母亲为了不让儿子为难，在汉使面前拔剑自刎。在临死前，还不忘让使者转告王陵，要尽力辅佐汉王，不要有二心。噩耗传来，王陵悲痛不已。此后，王陵一直谨遵母亲的遗言，忠心辅佐汉室，刘邦平定天下后，王陵被封为安国候，任右丞相。王陵母也因为自己的大义之举受到世人的敬仰，获得了“贤母”的称号。
母亲效法王陵母舍生取义的做法给了赵苞巨大的精神支持，最终在一阵阵厮杀声中，鲜卑军队落荒而逃，不幸的是赵苞的母亲和妻子还是被残忍地杀害了。赵苞极为悲伤，在给母亲治丧过程中，咯血而死。
忠与孝不能两全的矛盾使赵苞母亲与妻子牺牲了性命，最终也逼死了赵苞。赵苞在大敌当前，以国家为重的行为固然是值得人们钦佩的，但更应该从中看到，在赵苞这种高尚人格的形成过程中，母亲的身教实际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敌军面前，她不顾个人生死，效法王陵母，一句“人各有命，怎得相顾，自亏忠义”道出了一个母亲无奈之下的痛苦抉择，她以“人各有命”来安慰儿子，又以不能“自亏忠义”来教导儿子。一个封建社会中足不出户的老妇人，在生死攸关的关头，能有如此的心胸和见地，绝非是一时兴起的慷慨陈词，而是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内在素养，国大于家的观念在她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以孝著称，以孝入仕的赵苞，能作出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先忠后孝的抉择也绝非仅仅是被老母亲阵前短短几句话所感动，而是母亲长期以来言传身教的结果。一个能在生死一线时还不忘教导儿子忠君报国的母亲，想必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也是时时不忘这方面的教育的。
自古忠孝两难全，纵然儒学大师们将“忠孝一体”的理论打造得再天衣无缝，也没有办法避免现实社会中忠与孝的矛盾冲突。一旦忠与孝的冲突爆发，任何“忠孝一体”的理论都会成为纸上谈兵。赵苞本以忠、孝二字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却没想到母亲落入敌手，然而赵苞的幸运之处在于他的母亲深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她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对儿子进行了最后一次忠孝教育，也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成全了儿子的忠义。赵母也因此成为彪炳千古的教子典范，为后人所敬仰。
三、颜之推治家有方
颜之推（531～591），字介，山东琅琊（今山东临沂市）人。他出身于儒学世家，书香门第，是复圣公颜子的第35代孙。作为名家之后的颜之推才学渊博，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教育思想家，享有“学有才瞻，山高海深”的美誉。由于生在魏晋南北朝这一乱世，颜之推一生历尽坎坷，多次经历亡国的痛苦，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在政权的不断更替中变换自己的角色，历侍四朝，先后担任梁朝散骑常侍、北齐黄门侍郎、北周御史上士、隋朝太子学士等官职。但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湮没他的才华，他一生著述丰富，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颜氏家训》一书。
《颜氏家训》共20篇，仅四万多字，但内容丰富，涉及治家方法、家庭伦理、人格操守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养生教育等多个方面。由于颜之推受儒学影响较深，所以整部《颜氏家训》也处处体现着儒学的烙印，尤其是儒家的“孝、悌、仁、义”思想更是被颜之推视为写作的宗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对子孙的孝德教育成为《颜氏家训》的主要内容之一。
关于孝敬父母，颜之推认为，父母仁慈有爱是对子女进行孝教育的前提条件，这也就是所谓的“父慈”。但颜之推讲的“父慈”并不是没有尺度、没有标准的慈爱，他要求父母在做到慈爱的同时还要有一定的威严。在与子女的接触中要讲究礼法，不要过分亲密。在将慈爱与威严有机结合，做到“父母威严而有慈”后，就会使子女达到“畏慎而生孝”的效果。虽然现在看来，使子女畏惧父母并不一定能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但父母应当做到“威严而有慈”的观点却是十分有道理的。现在很多人认为颜之推主张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子理念，这实际是对颜之推的误解。虽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高度评价了《梁书》中记载的王僧辩母亲棍棒教子的故事（据说，王僧辩的母亲魏老夫人在王僧辩年过四十，官至统领后，还稍有不如意就用棍棒教训他），但颜之推在介绍这一故事之前还对魏老夫人下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定语——“性慎严正”。性即品性，“性慎严正”即品性严谨端正。这样的品性也就决定了魏老夫人的“少不如意，犹捶挞之”绝不可能是现代人想象中的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缘由的棒揍。颜之推举这一例子要说明的主要问题是：父母要杜绝对孩子的溺爱，要严格要求。因为，如果父母一味溺爱孩子，就会产生“慈孝不接”、“怠慢生焉”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