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23年，君士坦丁独揽帝国大权后，基督教再不受迫害了，它的地位变了。君士坦丁认为，只有靠基督教才能完成帝国统一。罗马帝国只有一个皇帝、一部法律，也应该只有一种宗教。他选择基督教作为帝国的唯一宗教。不过，他并没有立即取缔其他宗教，而是慢慢地扶助基督教，给基督教会以各种优遇，与其他宗教的神职人员不同，基督教神职人员被豁免了赋税和劳役，并获得拥有土地和剥削依附于土地的隶农的权利，教会有权接受遗产和赠与；各城市居民均禁止在星期日工作以便基督教徒做礼拜；帝国的资金被用来补贴各省的教会。在帝国政府的资助下，在罗马、耶路撒冷、伯利恒及其他地方纷纷建立起大教堂。君士坦丁迁都君士坦丁堡，对基督教的发展更具有巨大的深远影响。因为帝国的中心现在处在基督教势力最强大而所谓异教的影响和传统却甚小的地区。同时，罗马政治地位的下降，反而使基督教罗马主教成了这里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他被安排在拉特兰王宫，教会被允许借用宫廷礼仪的庄严场面，并被授予裁判权。现在，操拉丁语的帝国西部仍对罗马敬重备至，但这种敬重和过去不同，是宗教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是对基督教的，而不是对其他宗教的，也不是对罗马传统宗教的。基督教罗马主教的突出地位与日俱增，正好与罗马政治地位的下降成反比。
然而，基督教从一种反对帝国统治者的宗教变成与帝国结盟及为帝国统治者服务的宗教的同时，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出现了不同的教派。分裂派别中势力最强的是阿里乌斯派。阿里乌斯派的奠基者是亚历山大里亚的长老阿里乌。他认为基督（圣子）是圣父（上帝）创造的，因而低于圣父，“圣子有始，但……上帝是无始的。”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阿塔纳西乌斯领导的“正教”派认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两派的争论愈演愈烈，教会分裂。这和君士坦丁要把基督教扶助成帝国的唯一宗教来促进帝国统一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君士坦丁不允许这种争论继续下去，公元325年他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集了帝国境内各地的主教举行会议。这是基督教会第一次公会议。
君士坦丁虽尚未洗礼，算不上真正的基督教徒，却是会议的主角。会是由他召集的，与会主教及陪同而来的较低级神职人员参加会议的费用全由他的政府负担。他俨然是以宗教首脑的身份出席会议的。参加会议的主教共约300人，西部只有6人，其余都是东部教会的。会议最后制定了基督教徒必须遵守的“基督与圣父同质”的信条，宣布拒绝这个信条的阿里乌斯派为“异端”，并将其开除出教。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得势的一派，自称为正统信仰派（正教派）。尼西亚会议显示基督教的排他性和唯我独尊性异常强烈，不仅称其他宗教为异教而加以排斥，教内的不同派别也被称为异端加以迫害。这种排斥一切其他宗教信仰的态度正是专制政权所需要的。不过，阿里乌斯派并没就此销声匿迹，教会内部的斗争仍在继续，君士坦丁本人最后也倾向于阿里乌斯派，因为这个教派拥护皇帝的强权政治，它不谋取教会独立，愿意使教会完全依从世俗政权，而正教派则不肯接受这一原则。正教在全帝国取得完全的胜利是在公元4世纪80年代。
基督教的壮大并超越其他宗教在罗马帝国取得独尊的地位，是具有不可估量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吉本在分析基督教成长壮大的原因时，列举了五大原因：持续不断的宗教狂热情绪；关于来世生活的教义；原始基督教会的神奇力量；基督教徒纯真、严谨的品德；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团结和纪律。吉本的分析是颇有说服力的。也有人分析了其他原因。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的兴起、成长和壮大，是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它的教义《圣经》它的严密组织等，是其他宗教无法比拟的。它一开始是适应了下层群众的需要，基督教为他们提供了他们最需要的救世主——耶稣，他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恶赎罪，他还会再来人间，重建公平的天国世界。这样的和人，特别是和穷人在一起，分担人类苦难的救世主是其他宗教所没有的。耶稣的死和死后升天的说教，使基督教特别具有抗击迫害的能力。基督教教会组织的严密和完善也是其他宗教所无法比拟的。基督教的教会通过神职人员，用《圣经》的说教和整套崇拜仪式把它的信徒组织起来，就像国家一样，形成一个宝塔式的由牧师、长老、主教、大主教等不同等级神职人员领导的强大组织。可能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完善、严密组织和教义深入人心，才使罗马统治者改弦易辙，从迫害到容忍再到扶助。
圣彼得大教堂
当然，基督教不积极进行反抗和斗争，鼓吹忍让的说教和教义，以及帝国末期大量富人，包括贵族和高级官吏也纷纷加入基督教，甚至把财富捐献给教会，他们的思想也开始渗入基督教，基督教对富人的态度也变了，出现了严格的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这也是帝国政府改变态度的重要原因。基督教也由反罗马统治的宗教变成了帝国统治的工具和精神支柱。
君士坦丁扶助基督教的目的显然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他期望通过基督教的教义、崇拜仪式和它高效率的严密组织，能使日益分裂的帝国中各种各样的、互相冲突的民族和阶级团结起来。然而，基督教的胜利，只是预示在未来世界中基督教不可估量的权势和影响，显示罗马文明在思想观念上彻底失败了，并不能挽救帝国的分裂和衰落。上帝救不了罗马。但丁说，罗马成为世界帝国是上帝的意旨，那么，它的衰落和灭亡也应是上帝的意旨了。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宽容扶助，而对那些生存环境愈来愈恶化的下层苦难人群却没有显示丝毫的仁慈。早在哈德良时代就已有禁止奴隶主杀害奴隶的法令，君士坦丁却把它废除了，他颁布的新法令规定：主人为“纠正”不驯服的奴隶的恶劣行为而把奴隶鞭打致死也不犯法；奴隶主有权把无礼的被释放奴隶及其子女重新变为奴隶。对煽动奴隶逃跑的人，过去只处以罚款，现在则要受严刑拷打。君士坦丁甚至违背传统，准许贫穷的自由民出卖子女为奴，从而抹去了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界限，贫民随时都可能成为奴隶。他还竭力把隶农也降到和奴隶相似的地位。对窝藏他人隶农的人要处以大量罚款，逃亡隶农要戴上镣铐押解回原住地，隶农的子女也不能离开住地，不能和其他领地上的隶农结婚，隶农也不能和自由民结婚，隶农无权控告主人，未经主人同意，隶农不能出卖自己的任何物品。隶农不仅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其地位也与奴隶相差无几。罗马原来是讲究公民权的，但与奴隶无关，现在与隶农也无关了。一般自由民的人权也随着专制统治的日益强化而有名无实了。
公元337年，君士坦丁病死了。死前，这位大力扶助基督教并实际上成了基督教太上皇的君士坦丁大帝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按照基督教教规，洗礼就是全面、彻底消除一切罪孽，受洗礼后的灵魂将立即恢复原来的纯真，并从此可以永恒得救。君士坦丁临死才接受洗礼给后人留下一个坏榜样，不管生前做过何种恶事，只要死前洗礼，罪恶就会立即在那带来新生的圣水中冲洗得干干净净。
君士坦丁统治时期，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看成是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分界线，基督教的地位和影响的变化是划分这前后两个时期的最主要内容。君士坦丁可能也认识到自己在基督教的地位和作用，他把自己看作是耶稣的第13个使徒和上帝救世主在尘世的统治者。
4.逆流而行：打压基督教的朱里安
然而，不能说基督教已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其他宗教的影响仍很大。君士坦丁一死，罗马帝国又重新陷入混乱中，他的儿子和侄子们展开了争夺皇位的残酷斗争。君士坦丁生前指定了5个皇位继承人，13年内，5个继承人在争夺皇位中死去了4个，只剩下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一人，而皇位的争夺仍没结束。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一个堂兄弟朱里安，由于获得了一系列与日耳曼人的重要战役的胜利，恢复了莱茵河边境线，而被军队拥戴为皇帝。两个皇帝之间的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幸运的是，公元361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率军征讨朱里安时死去。朱里安就这样继承了皇位，成了帝国的唯一统治者。
弗拉维乌斯·克劳狄乌斯·朱里安（公元332—363年）被认为是罗马最有才华的皇帝。他在位时间虽然只有20个月，却是罗马最享盛名的皇帝之一。和君士坦丁不同，他是希腊—罗马古文明的崇拜者，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著作。他向往做一个哲学家皇帝。他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才智，洁身自好、崇尚简朴的品德广为人称道，是罗马皇帝中少有的。吉本对他评价甚高，认为他是塞维鲁斯以来的120年中唯一“以履行职责为自己的欢乐；全力以赴以减轻臣民的痛苦，振奋臣民的精神，而且始终企图把权威和才德联系起来，把幸福和美德联系起来的皇帝”。
然而，他的盛名主要不是由于他的才华和品德，而是由于他在不长的统治期间所采取的激烈的反基督教政策。他是以“叛教者朱里安”而名载史册的。当然，叛教者之名是站在基督教立场说的。其实，朱里安是罗马传统宗教的维护者。朱里安采取反基督教政策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出于幼年所遭受的困苦和灾难给他心灵的创伤。他虽出生于帝王之家，是君士坦丁的侄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堂弟，他的父亲、哥哥和其他可能继承皇位的亲属却都被杀死了，母亲也死了。他只因年幼才幸免于难，但也失去了自由，被交由一位基督教主教监护。幼年的经历，使他把基督教看成是杀死他全家的宗教，是他从幼年起所憎的一切事物的象征，对基督教有一种从小就积存在心里的仇恨。二是出于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热爱和崇尚。他深受当时希腊哲学的影响，有深厚的希腊文化素养，崇拜柏拉图，崇拜太阳神。他认为新柏拉图主义的“神人合一”理论既能满足人们的宗教需要，又是以旧的多神教和新的文化为基础，符合他的理想。当然，他的独立精神，他对前任的痛恨也使他排斥基督教。
但是，朱里安开始并没有立即取消米兰敕令，没有立即采取戴克里先那样的迫害基督教的政策，他在公元361年颁布了一道显示了其政治家和哲学家胸怀的敕令：宣布一切宗教均合法存在，信仰自由。表面上看，这是在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实际上是在扶助多神教，打击基督教，把基督教降到和其他宗教同等的地位。这一敕令还使基督教内被排斥的教派主教重返岗位，从而加深了基督教内的派别斗争。过去被没收的多神教的土地、寺院和财产均予以发还，因此，已趋于没落的多神教开始复活，并受到国家保护。
朱里安还扶助犹太教，借以打击基督教。他以除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的保护者自居，并想用基督教的组织形式、教阶制度和培训教士的方法来改造多神教，组织一个可与基督教抗衡的宗教组织。他还写了一本攻击基督教的书，书名为《加加利人的诡计》，因为耶稣最早传教就在加加利，加加利人是对耶稣的一种轻蔑称呼，书中指责基督教的教义是虚伪的、荒诞无稽的语言组成的。
朱里安的政策使多神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多神教自恃有皇帝的支持，大肆攻击基督教。朱里安的反基督教政策随之也进了一步。他发布新的敕令，禁止基督教徒在学校中讲课，并把基督教徒从军队中驱逐出去，基督教徒是耶稣的士兵，不能当皇帝的兵。帝国境内掀起了多神教反基督教的高潮。基督教主教有被杀的，有被驱逐的，一些反多神教的人被逮捕、被毒打，基督教教堂被烧毁，希腊酒神的塑像被安放到基督教堂里。在这样的宗教骚乱中，基督教受到比其他宗教更严厉的惩处。多神教大有死灰复燃、东山再起之势。
朱里安扶助多神教的目的显然是想通过恢复传统宗教来挽救日益衰退的罗马帝国，目的和君士坦丁一样，内容却不一样。君士坦丁扶助基督教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朱里安扶助多神教则是在逆潮流而动，奠定在城邦基础上的多神教崇拜早已不适应帝国的经济和政治需要了。历史是不会回头的，尽管多神教崇拜曾创造了灿烂的、令人惊叹的文化，而即将到来的基督教时代却是文化上的黑暗时代。虽然朱里安的反基督教政策也迎合了一部分有传统思想和传统宗教信仰的人的需要，多神教仍无法复兴，只能回光返照，也不能阻挡基督教时代的来临。多神教崇拜随着朱里安统治的结束，很快便销声匿迹了。
朱里安在其他方面的措施虽不如其反基督教政策那样引人注目，却有效得多。他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他击败了日耳曼人，在率兵抗击波斯时，开始也获得了胜利，占领了泰西封，后被波斯人击败，撤退时，不幸被长矛刺中身亡（公元363年）。他一死，他的继承人马上取消了他的反基督教政策，恢复了基督教作为帝国宗教的地位。朱里安成了罗马最后一位反基督教的皇帝。他的反基督教政策的失败意味着传统的罗马宗教在和起源于东方犹太人地区的基督教的较量中彻底地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