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希腊都在这种暴行下战栗。他们把底比斯的毁灭看成是神罚天谴，因为在希腊人与波斯人的战争中，底比斯曾一再背叛希腊；他们在公元前429年侵占普拉太后，把普拉太人全部贬为奴隶，对归顺斯巴达而不归顺底比斯的人实行了大屠杀；他们还曾企图毁灭雅典。当然，说底比斯的毁灭是神罚天谴，也是亚历山大的拥护者为他的这一滔天罪行制造的开脱之辞，不过当时的人都相信这是真的。
屠城这样的罪行是战争中常有的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亚历山大以后还会不断犯下这类罪行，但纵观亚历山大的征战一生，总的来看，他对于被他侵占的城池及其居民还是比较人道的。
4.稳定大本营：恩威并施固后方
亚历山大毁灭底比斯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一儆百，警告希腊各邦，不得违背科林斯同盟之约。亚历山大的目的达到了，警告起了很大作用。亚历山大东征期间，希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动乱。
雅典曾在暗中支持底比斯人，但亚历山大对雅典却十分宽容，雅典派了10名使者来见亚历山大，祝贺他从伊利里亚安全归来和镇压底比斯叛乱的成功。亚历山大还算友好地接见了使者，但给雅典城邦写了一封信，要求雅典交出德摩斯提尼等9名反马其顿分子。他认为这些人应该对公元前338年凯洛尼亚流血事件负责，也应对腓力逝世时反对腓力和亚历山大本人的罪行负责。这些人的罪行并不比底比斯叛乱分子轻。雅典没有把这些人交出来，而是另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求亚历山大饶恕这些人。亚历山大又一次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答应了雅典人的请求。他这样做，和毁灭底比斯的手段虽完全相反，目的却一样，都是为了稳定希腊局势，为了在他东征时，有个稳固的安全的后方。当然，他如此善待雅典，也是想在东征时利用雅典强大的海军力量，同时又可在希腊人心目中树立一个良好的仁君形象，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正在雅典办学，他不愿因他的过激行动而影响自己的名声。雅典的反马其顿分子只有卡里德莫斯一人被流放，后来他逃到波斯宫廷去了。
随后，亚历山大来到科林斯，召开并主持了同盟理事会，决定了各邦在远征时应出的兵力。接着他又赶往特尔斐神庙，祈求神灵保佑他远征时一切顺利。
公元前335年初冬，亚历山大回到马其顿，做出师波斯的最后准备工作。他举行了传统的祭典，祭祀奥林匹斯山主神宙斯；又在故都埃加举行了奥林匹亚运动会，同时，有人说，还举行了文艺竞赛大会，向掌管音乐、绘画、文艺的诸女神致敬。出征前夕举行的这一系列活动，其实是在作战前的动员。祭神可以使远征涂上神意的色彩，这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文艺演出是为亚历山大歌功颂德，传说有一个希腊神话中的竖琴手雕像在流汗，就有人解释说，这预示史诗、合唱诗、颂歌等作者将为亚历山大和他的功绩而流汗。运动会可激发人们的勇气和斗志。同时这些活动还可以营造一种快乐、团结、奋进的良好气氛，这种气氛可以使即将远离家乡出征的士兵产生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和精良的装备同样重要。
四、鸿鹄之志：亚历山大的雄心
1.好奇心：无止境的求索精神
亚历山大受他父亲的影响太大了，他是他父亲精心培养的接班人，他继承了父亲的许多特点，但他又是个和父亲完全不同的人，父子之间的严重矛盾和冲突就反映了父子性格的差异，亚历山大的性格中还有他那容易激动好幻想的母亲的影响，有他那博学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他亲近母亲而疏远父亲，他爱老师甚于爱父亲，他认为父亲只给了他生命，而亚里士多德教会了他安排生活的艺术。在他身上有他母亲的疯狂，有他父亲的稳健，还有亚里士多德的教养。
促使他进行远征的有多种因素，而不是某一种因素。有人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心理因素，是他特殊的性格。性格和心理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在亚历山大的性格中和心理上，至少有两点是不能不考虑的。
一是他身上的英雄主义色彩，他把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特别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作为自己的榜样，他心中充满建功立业的激情，他和他父亲不同，他不迷恋美色，不喜好酒宴，就是因为他把创立前人未有过的功业作为自己人生的最大追求。在他还未成年时，他就害怕他父亲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自己没有什么大事可干了，没有当英雄的机会了。征服波斯，进而征服世界是他一生的梦想。
二是他无止境的求索精神。这有他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在学术上，是个永不休止的求索者，亚历山大是个军事上、政治上永不休止的征服者、扩张主义者。事实上，他有着浓厚的对世界上一切未知东西的好奇心。他有着一种无休止地去发现世界和发现自我的欲望，“我要成为一个诗人，我要成为一个先知……我要探寻那未知的世界。”有人引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亚历山大的这种性格。
如果我们不考虑亚历山大性格中的这些特点，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的远征永无止境，为什么远征时还带一个科学考察团，为什么要沿途收集大量自然历史材料送回希腊，供他老师亚里士多德研究用。
当然，一个国家如此之大的军事行动，一个将要把千百万人带进前途莫测的敌对区域的行动，不可能仅仅出于为了表现个人的英雄主义，为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把心理因素看成是远征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对的，心理因素只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
2.孝心：父亲的未竟之业
实现腓力的遗愿、完成腓力未竟之业是亚历山大远征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当说，腓力为远征而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做了大量工作。是腓力建立了科林斯同盟，停止了希腊各城邦的混战，实现了希腊各城邦（斯巴达除外）的稳定和联合。但是，这种联合是在马其顿的武力压服下实现的，是在希腊各邦牺牲部分主权换来的，是在向波斯进行复仇战争的口号下实现的。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战争转化为在马其顿领导下的对波斯的战争。在腓力领导下进行一场对波斯的战争，这也是部分希腊人所企望的。雅典的亲马其顿派首领伊索克拉底，在公元前346年，在其《致腓力书》中，就尊马其顿国王为主宰、希腊的统一者和反波斯战争的首领。伊索克拉底是希望利用马其顿，使希腊成为一个新的帝国，掠夺新的领土，他在《致腓力书》中写道：“尽可能地扩大领土，攻取亚洲，从奇里乞亚一直打到锡诺普，并且在这块土地上建造城镇，收容那些逢人便为害的缺乏生活资料的流浪者。”
腓力当然不会按伊索克拉底的意见行事，他发动对波斯的战争，肯定是要夺取尽可能多的土地和财富，他不是为希腊而是为马其顿，为他自己。同时，他作为希腊联军的统帅，要为希腊人复仇，而作为马其顿国王，他要惩罚波斯人对佩林苏斯和色雷斯的进攻。腓力遇刺，马其顿说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策划的，亚历山大又增加了为腓力报仇的口号。
3.野心：诱人的领土与财富
亚历山大比起他父亲来，胃口更大。当时，马其顿的财政十分困难，这是促使亚历山大立即远征的重要原因。亚历山大父子二人都对波斯的财富垂涎三尺，必欲夺之而后快。亚历山大在他踏上亚洲土地的那一刻，就明白无误地表示了他的领土野心。他第一个把长枪投到了亚洲土地上，这意味着，他要用长枪尖来征服这块土地。他在这场战争中，完全按色诺芬所下的定义做。色诺芬说：“在战争中从敌人手里夺取了城市，也就夺得了城中的一切，不管是人还是物，都属于战胜者，这是一个普遍的永久的法则。”
亚历山大一开始就认为，未来的一切被征服的地方最终都是如此。这意味着征服波斯和过去征服希腊完全不同，征服希腊只是把希腊统一起来，在马其顿的领导下，进行反波斯的战争，它们仍保留原来的政府、法律和管理方式，马其顿并没有直接兼并它们的土地；而征服波斯，自始至终都是以兼并，以夺取波斯的城市、乡村和一切财富为目的的。这一政策的转变，标志马其顿已从雅典帝国那样的帝国转变为波斯帝国这样的帝国了。
亚历山大开始创立他自己的帝国了，他对他所占领的地方一律委派马其顿的总督和行政官员进行直接统治，恢复部落进贡或大流士的进贡。这种目标已不是希腊人所能想象出来的，和伊索克拉底的设想也完全不同。
不同之处还在于，亚历山大的领土扩张是无限的，而希腊人和腓力所设想的扩张都是有限的。腓力和亚历山大都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扩张计划，但有一件事很清楚地显示了他们之间的不同。公元前331年腓力的老将帕米尼欧力劝亚历山大采取宽容态度，接受大流士提出的向亚历山大割让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的亚洲土地的外交提议。帕米尼欧强调：“至今尚未有人能够拥有自伊斯台尔至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跨度如此之大的广阔土地。现在该把注意力收回马其顿，而不能盯住大夏和印度了。”帕米尼欧进一步表示，“假如我是亚历山大的话，我就会接受大流士的提议。”亚历山大没有为帕米尼欧的话所动，他反唇相讥：“假如我是帕米尼欧的话，我也会接受。”
亚历山大的东征除了打“复仇战争”的旗号外，还有一个旗号——“解放战争”。复仇战争之说，是要使这次战争成为整个希腊向波斯复仇之战，这样既师出有名，又可在各盟邦招募军队。在亚历山大的东征大军里就有7000名希腊步兵和2400名希腊骑兵（包括色雷斯骑兵），他们是亚历山大军队的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希腊联军由一名希腊军官和一名马其顿军官共同指挥。一些希腊城邦还为亚历山大提供了他所缺少的海军舰队。同时，这支随行的希腊军队实际上也是亚历山大手中的人质，可以保证出征期间，希腊不出现反马其顿的活动。当然，复仇战争的口号也表示亚历山大对希腊、对希腊文明的尊重，为了安抚希腊人，为了表示战争的全希腊性，亚历山大在战争期间，也常有所举动。如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之后，他令人将300套波斯甲胄送往雅典向雅典娜献礼，并附有如下献词：“腓力之子亚历山大和全希腊人（拉斯地蒙人除外）谨献上缴获亚洲蛮族之战利品。”
亚历山大在这里说的是全希腊人，他需要打这样的旗号，他这样的举动还有过多次。公元前331年10月，高加米拉战役胜利后，亚历山大将这次胜利比作希腊人公元前480年在萨拉米斯和公元前479年在普拉蒂亚打败波斯人的胜利，“他致书希腊各城邦，废除僭主政治，各城邦可以按照自己的法律治理国家”（普鲁塔克所著《亚历山大》）。公元前331年12月在苏萨，他还未接到打败阿基斯三世的捷报，就将薛西斯一世于公元前480年抢走的历代塑像送还雅典。
解放战争，也就是说，这场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各希腊城邦。有些古代学者把这说成是亚历山大的首要任务。这种说法不是很确切。当然，那些受寡头和僭主统治的城市，确实把亚历山大的到来看成是一种解放。在以弗所，民主的恢复导致了多次的报复行动，亚历山大只得亲自加以干涉，才制止了滥杀僭主支持者的行为。但是，除了热烈欢迎的场面外，也有抵抗和造反的。这种抵抗有波斯军队组织的，也有民众自己拒绝归顺的。对于抵抗和造反的，他用色诺芬所说的战争法则来惩治他们，也就是说，最终支配这些城邦和它们的居民。如奇里乞亚的索罗伊城亲近波斯，亚历山大就令该城缴纳200塔兰特的巨额罚金，并向该城派驻军队。事实上，希腊各城邦所获得的自由，不过是亚历山大的一种退让策略，是暂时的自由。我们在这里举一个例证。潘菲利亚的阿斯潘达斯城，亚历山大起初同意，只要缴纳50塔兰特和进贡实物（战马），便不向该城派驻军队，允许其实行自治。然而，当亚历山大听说该城不愿履行条约，便大兵压境，强迫该城接受新的条约，并将该城由“自治”城邦改为“附属”城邦。关于这件事，阿利安是这样记载的：“亚历山大令阿斯潘达斯人将该城显贵送交他作为人质，进贡他们已经答应的战马，缴纳钱款由50塔兰特升至100塔兰特，接受由他任命的总督的统治，向马其顿国王岁岁纳贡，而且还要接受对其受指控非法强占邻国土地一案所作的调查。”
显然，不管是“复仇战争”还是“解放战争”都是亚历山大发动这场战争的借口，都是他为他的这一行动寻找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些理由既投合了希腊人的要求，也符合他自己的双重身份。因为他既是马其顿国王，又是科林斯同盟的盟主、希腊联军的统帅。但实际上，复仇和解放都不是他的目的，如果仅仅是复仇，他就应当接受大流士割让土地求和的提议；如果是为了解放亚洲的希腊城邦，他就不应当给这些城邦套上新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