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争霸是城邦的争霸。城邦是由爱好城邦生活的人组成的，城邦生活的理想境界是城邦的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参与城邦的所有行动和事务，这只有在公民人数不多的情况下才能办到，因此，一般地说，城邦的公民集团是个封闭的集团，它拒绝其他城邦的人加入。雅典是最有可能把希腊联合成一个国家的国家，却又是一个最典型的实行民主制的城邦，雅典人把城邦看成是自己的，他们以自己亲自参加国家管理而自豪。雅典要使每一个公民都参与国家管理和使他们都有政治责任感，就不可能把公民权扩大到它的盟邦。雅典的公民权是只授予其父是雅典公民的人的。这种情况并不是雅典特有的，而是希腊城邦的共性，斯巴达比雅典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把公民权扩大到盟邦，就不可能把盟邦纳入自己的国家中，而只能是盟邦，这也是争霸不能成为兼并的重要原因。后来罗马人解决了这一问题。罗马的公民权随着领土的扩大而逐渐扩大，因此，罗马通过不断地兼并其他国家和地区而成为疆域辽阔的帝国。但是，罗马不是希腊，罗马人没有希腊人那样的城邦观念，没有希腊人那样深的对城邦的感情。对于罗马人来说，只要城邦能保护他，参不参加城邦的日常政治活动无所谓；而对于希腊人来说，不参与是不行的，因为那样的生活不是一个真正希腊人的生活。在中国古代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没有公民权的问题，政治事务始终是少数特权者的事，老百姓根本无权过问。
3.何去何从：希腊的出路之争
对于希腊人来说，不幸的是，争霸不能把希腊联合或兼并成一个国家，却又使希腊无法保持原样。长期的争霸战争使贫富两极分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商人和大奴隶主，而许多公民则沦为赤贫者，成为无业的流浪者，甚至成为乞丐。公元前5世纪末期，雅典可自备装备服兵役的公民已减少到只有5000人，公民军的制度已无法维持，城邦也已无法保障公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矛盾激化，不少城邦都出现了贫民击杀富人的暴动。同时，国家事务愈来愈复杂，如军队的指挥、外交等都必须由有专门才能的人充任，“轮番为治”已无法继续，伯里克利长期担任将军一职就是例证。工商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也使“自给自足”的城邦特点被破坏，雅典的粮食就要靠进口，因此，它不得不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来保障粮路的畅通。
国际环境这时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就像中国古代北方的“蛮族”时常威胁中原汉族一样，被希腊人视为“蛮族”的马其顿人的国家日益强大起来，并有南下吞并希腊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希腊向何处去、希腊出路何在就成了摆在希腊人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这就是如何解决希腊所面临的危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答案。
苏格拉底，希腊最富智慧的天才代表，是雅典民主制的严厉批评者，他认为可以通过教育挽救雅典，成功的教育可以使人明辨善良与正义，因此，他主张国家应当由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素质很高的人来净化和管理。苏格拉底看到了雅典民主制的缺陷，但他的由智者来管理国家的主张却是行不通的，是种空想，同时，他的这一主张也和雅典人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公元前399年，因他不合时宜的言行和他的学生亚西比德（远征西西里的统帅之一，后投靠斯巴达）及克里提亚（斯巴达扶持的寡头统治集团的头头）的罪行而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政治主张，他认识到雅典的民主已无希望，但他却认为可以通过教育培养有智慧的人并让这些人管理国家来改变这种状况。他在雅典的阿卡德米园建立了自己的学园，集中精力于教学传道。他写了一本伟大的著作《理想国》。这本书所描述的他的理想之国是这样的：智慧的人正直而正义地管理社会，他们不从事其他工作，手工工匠和奴隶从事所有卑下的劳动，工业和商业的产品为他们在希腊城市里过舒适和闲暇的生活提供了条件。柏拉图卑视劳动，看不起劳动者，认为统治术是“政治方面的技艺”，是所有技艺中最重要、最艰深的，谁掌握了这种技艺，谁就应当是统治者。他的这种观点和中国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如出一辙。他的理想国不过是一个自给自足、自我管理的城邦，这是一种要求回到过去的复古思想。在政治上，柏拉图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而且，他理想的城邦不是民主的，而是由智慧者管理的，是变相的君主制。他最推崇的国家是斯巴达，由贤哲统治，武士保卫，奴隶劳动生产。他看不出希腊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各国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联合成一个国家来对抗外来的威胁。他和中国的老子一样，迷恋过去那种“小国寡民”的生活，而看不见新的形势、新的社会要求，因此，他的理想国只能是空想。
希腊最伟大的学者、柏拉图的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和正在崛起的马其顿有很深的关系，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他自己后来也做了亚历山大的老师，面对马其顿日益严重的威胁，他没有提出什么办法。他赞成君主制，这可能是因为，在社会严重分化的情况下，不可能形成集体意志，君主制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他也赞成奴隶制，认为奴隶只是活的工具。他轻视妇女，认为男人天生就比女人高一等，因此，男人治人而女人治于人。
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他们在思想上、科学上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但却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希腊危机的办法。他们的思想没有跳出城邦的局限性，他们所设想的理想国家都是小国寡民的。柏拉图认为，一个完善的城邦的人数应是在1000～5040人左右。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城邦的人数不应太多，人数太多就无法彼此熟悉，就会在运用权威及执行司法两方面造成恶果，因为在人口过多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是不公正的。
希腊人实在太骄傲了，在危机重重的情况下，他们仍不把外族人看在眼里，仍然没有认真考虑联合起来以便对付希腊世界以外的强国。但形势的发展已不允许他们继续这样下去了。马其顿的威胁很快就成了火烧眉毛、急不可待了。或被马其顿兼并成为它的附庸，或联合起来进行抵抗，没有第三条路。
希腊人当时分成了两派，一派竭力反对马其顿的扩张，主张消除各城邦以及城邦内部的不和，维护独立和自由，代表人物是雅典的政治家德摩斯提尼。他宣称：“雅典人从不向专横无义的政权卑躬屈膝，以求安逸。他们具有生而不得自由毋宁死去的精神。”他认为，雅典人牢固于心底的原则是，人生来就属于国家，因此宁愿赴死，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沦为附庸。国家处于奴役的地位时他会感到所蒙受的侮辱与羞耻比死亡更难忍受。另一派是亲马其顿派，代表人物是另一位雅典人伊索克拉底。伊索克拉底是位雄辩家，他认为，希腊各城邦的联合乃是当务之急，主张雅典和斯巴达捐弃前嫌，共同领导希腊人对波斯作战。他希望有某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建立稳固的社会秩序，马其顿崛起后，他把希望寄托在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身上，公元前346年，他给腓力写了一封信《致腓力书》，呼吁马其顿国王在希腊人中建立和平和秩序，领导希腊人与波斯人作战。他建议腓力摒弃王家传统的分化阴谋，厚待希腊各邦，将马其顿的权威施于非希腊的蛮族。
伊索克拉底的观点已超出了城邦的局限性，着眼于更大的世界，反映了一部分希腊人的要求，他们认为，在腓力的统治下和平和联合总比连续不断的战争好。面对强敌的威胁，竟出现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和主张，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在波斯人入侵时，他们曾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共御强敌。这种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已无法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了。
当然，他们对马其顿的态度和对波斯的不同，还因为马其顿人和他们关系密切。马其顿人自认是希腊人，希腊人虽看不起他们，把他们当作蛮族，其实和他们同族，又近在咫尺，相互的来往联系较多，希腊最大的、所有城邦都参加的体育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也让马其顿人参加，因此，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希腊人，或者说有些希腊人，也把马其顿人看作是希腊人，伊索克拉底就因为把马其顿人看成是希腊人，才会呼吁马其顿国王腓力领导希腊人和波斯作战。不过，由于马其顿落后，又实行希腊人厌恶的君主制，大多数希腊人并不把他们当作希腊人。然而，时间已不容许希腊人去考虑了，没等希腊人自己作出选择，马其顿人便给希腊人作出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