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俊是我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好朋友。做我学生的时候，就调皮得可爱。我的婚礼上，他是唯一的学生代表。后来上了大学，现在是我老家教育局的一名干部。我们经常一起谈些孩子的话题，他的女儿正好小我女儿10岁，是个十分难得的聪明孩子。高俊很感慨于我们一家人的梦想和追求，就请我在老家做了几次演讲。这年头始终不缺少有梦想的人们，真正缺少的是梦想的品质和把梦想变成现实的行动，我的梦想带动了高俊的梦想。这次来北京之前，他告诉我他正在读一本好书，还把书里面随赠的紫色的手环套在了我的腕上，“孙老师啊，不再抱怨的世界，真的十分美好。”朋友高俊有方向了，他在为自己的梦想长脚，生根了。他说，他要向我们学习，也要爱并爱到自己的女儿。
火车过了徐州，已经是后半夜的凌晨两三点了。车厢里的人们一个个全歪倒着睡了，我想，梦乡里的甜蜜一定会让人们忘记旅途的辛苦和无聊的。有梦真好！我没有一点睡意，似乎越到后半夜越是睡不着，因为离北京近了，离女儿近了。我走到哪里，都习惯性地喜欢带上本子和笔。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随手就记下来。当时可能不觉得记下这些有什么了不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再次看到这些文字时，总是感到极其珍贵。女儿经常嘲笑我，“爸爸，不要有意无意给我施加压力啊，我成不了名的，你写的那些东西没有人会看到。我成了名了，你写的那些文字，零零碎碎的，别人也不大愿意看啊。”
呵呵，女儿说得蛮对。她说我在给她施加压力，其实，我是在使用吸引力法则。我始终相信我的女儿会有出息，我的女儿才会真正有了出息。我是记者编辑出身，小人物身上的大事情才是新闻，大人物身上的小事情就是新闻啊。谁说我女儿不能大的啊？做家长的，要一直做着梦，不能太清醒。
楚河汉界
要不是央视音乐频道播出的一则新闻，2008年8月30日绝对只能算得上是个十分平常的日子。那是个星期六的晚上，孙同同的妈妈从南京来到上海，吃过晚饭，同同就到隔壁去拉琴了。我打开了电视机，没有什么太抓人的节目。无意间看到的一则消息，一下子把我的情绪拉到了最高处，CCTV钢琴小提琴比赛9月到12月将在中国举办。我赶紧敲开了同同的房门，告诉了孩子这一特大喜讯。同同很冷静，在我看来应该是不假思索地就给了我回答：不参加。
同同的一盆冷水并没有浇灭我的热情，我知道孩子还小，考虑事情不太周全，也许是今天情绪不大好，过了今晚，明天一早可能就好了。家里没有装宽带，就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好朋友苑素娥和蔡燕，请他们立刻上网查查。不一会儿，情况汇总来了，报名时间是8月12日到9月30日，1991年9月1日往后的是青少年组，此前的是青年组，全国共分八大赛区。
同同正好可以参加青少年组，年龄上还蛮占优势。有了法国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德国勋塔尔国际小提琴比赛打底，这次有个完胜的成绩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可孩子表态了，不愿意参加。我是解决问题的高手，我相信我能说服我的孩子。
我和我爱人不方便在家过多谈论跟比赛有关的事情，就一起出了家门，在马路上兜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定下来，由我爱人打前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参加和不参加比赛的利害关系跟孩子说说清楚。妈妈难得见到女儿，平时在买吃买穿的问题上一向蛮向着女儿的需求的，母女关系要比父女关系来得更和谐些。
妈妈进了女儿的房间，不超过十分钟就一脸沮丧地出来了。随后，我也被请进了女儿的房间。孙同同不愿意参加这样的比赛，说是自己要真正静下心来学点东西了，不想受到任何干扰。我赔了十二分的耐心，谈这场比赛现场直播给全国人民的积极影响，谈在中国发展是十分需要这个比赛的光环的，谈这个年龄段里她不可替代的优势。同同躺在床上，背对着我，后来索性用枕头盖住了自己的头，但我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她都还是能够听得到的。我说完了，她也爆发了：坚决不参加！她说，她不想为任何人拉琴，不想为太多功利的东西拉琴。要比赛，要拿奖，你们自己去啊！我气死了，要不是她妈妈在，很有可能又会揍她一顿。
第二天，学校开学，我预想，跟比赛有关的这么大的事情，一定会成为开学第一天大家热议的话题。我到学校转了几大圈，发现学校里没有贴出任何海报启事类的东西，见到家长，也没有一个人提及这次比赛，我感到特别纳闷。同同放学回来，我问她：“老师们有没有通知大家报名啊？”同同有点笑话我太过天真了，“爸爸，这样的比赛也只有你关心，真正的好学生是不大去凑这份热闹的。”
再然后，这件事情就渐渐地淡了。将近两个月后的10月29日的中午，小朋友回来了，神神叨叨，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知道一定有什么新情况了，在她说话前，我先发问了，“是不是恋爱了啊？”因为我跟她说过了，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即便是恋爱了，也要第一个告诉爸爸。说实话，我跟几乎所有的家长一样，也很怕孩子早恋。“不是，不是！”同同连连摇头，“院长下达死命令了，要求每个老师都必须派一个学生参加CCTV的比赛，专业老师和我权衡了再三，还是决定不参加这类比赛。”
央视在推出声乐、舞蹈和民乐大赛的时候，我就确信不长时间后会推出小提琴钢琴一类的比赛。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这场比赛，我的女儿不愿意参加，上海这边也很少有选手愿意参加。强势媒体推出的这场高规格的比赛，为何没有人参加呢？央视举办的，自然主要人马是北京的，上海不愿意派人参加，是不是因为以前的很多比赛留下了一些隐痛呢？老师是不是依然担心比赛的不公呢？家长和孩子，和老师的看法不一致，是不是更加说明了专业老师和孩子的冷静与成熟呢？
后来上海这边还是派了一些选手去参加了，很多最优秀的孩子都没有出动。我感到了来自老师和学校的一份保护了，也越发为女儿的成熟和智慧感到骄傲。比赛的结果出来了，整体上还算蛮公平，可上海的不少老师和学生对参加由北京人和北京有关方面主办的任何比赛还是心存疑窦的。
孙同同是我的女儿，我以前是很要求她听我的话的，还特意就“听话”二字给她讲了一番道理，“我说的就正是你认为对的，你听了做了，那不是听我的话，那是你听你自己的话。我说的正是你不认同的，乃至反对的，你听了接受了并照办了，那才叫听我的话。”很长时间里，女儿都是很听话的乖乖女。
通过这次比赛，我已经完全清醒了，孩子太听话了不见得是好事情。大人在强调孩子听话的同时，有时候也该听听孩子的话，听孩子说完话，处在孩子的位置上试着想想孩子的对。尊重孩子，其实就是时刻不要忘记跟孩子保持适度的距离，明确好楚河汉界，在没有得到允许前，绝不允许跨越，同时还应时刻关注关心着对方。未经允许跨越了，那就是侵犯和伤害；跨越了还很冷漠，那就是一种残酷和无聊。
了不起的门卫
孩子读书的学校旁，不远处有家五官科医院，很多外地人甚或上海本地人都会慕名而来。走在马路上，我们经常被人问路，指路引路的活儿，我们做了不少。
五官科门口经常有些戏剧性的场景发生。门卫冲向一群人，这群人随即一哄而散，四处乱逃。我问：“干吗呢？”“全是些诈骗的！”门卫是个上了不少年纪的男人，“病人本来就没有什么钱，这些医托还在变着法子骗他们，实在是没有良心和道德了。”朴实的门卫的话语，很是温暖我心啊。病人在医生面前是毫无尊严的，医生叫干啥就干啥，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医托的可恶，是他们利用了病人和家属有病乱投医的心理，把有病有难的这么一群可怜人，拉向他们预先设好的陷阱里，继续盘剥他们。门卫在以一己微薄之力捍卫着正义、良知和病人们的利益。门卫让我肃然起敬！
我突然感到，我好像就是个无助的病人，家里有个学琴的孩子，全家老小就像着了魔生了病似的。在上海的这么多年，我没有了自己的名字，我的代号就是孙同同爸爸。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一定有很多老师是正派的、积极的、有良知的，但也不乏庸俗势利并故意设局骗学生和家长的老师们。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始终微笑，打掉了牙齿往肚里咽。
在这个学校，好学生和差学生都活得很累。专业不好，就很可能被老师清除出去。专业比较好，那就要经常演出，经常比赛什么的，自然就要大量的合伴奏。伴奏老师良莠不齐，心态各异，像孙松青老师这样真心关怀孩子的老师实在不是很多。通常情况下，总有一些伴奏老师不喜欢好一些的学生到他手上，好学生事情多，专业老师和学生家长都很关注，一点马虎不得。于是这些老师经常就会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我的女儿算是专业好一些的孩子，我随着孩子接触了不少伴奏老师。孩子很忙，孩子分到哪位新的老师手上，我就要陪着孩子一起学会适应这位老师的工作特点。我认为这些于我女儿是个绝好的锻炼，因为真实，所以成长。因为我一直在老师和孩子间穿插补位，及时给了孩子引导和鼓励，孩子没有受到太多的负面影响和干扰。对于很多不那么成熟和独立的孩子来说，很多老师的很多很不像话的做法，一定会无限挫败孩子对老师、对生活、对音乐的信心。
这样的现象在我孩子的学校一定经常发生，谁都知道，谁也都没有办法。老师自己工作用的谱子，会安排家长去图书馆帮他找到，复印好交到他手上。上课的时间到了，伴奏老师经常迟迟未到。上专业课了，或是正式演出了，也有伴奏老师胆敢不带伴奏谱子的。于是，家长，可怜的家长，就要像救火队员一样地东奔西突，而且还要始终微笑着，不能流露一点不满。也有老师上课上到一半，就把学生丢在一边，抽着烟和同事说闲话的。更有老师把家长和学生当跑腿的，安排去买饭买水什么的。
最令孩子和家长头疼的是，伴奏老师临时出差了什么的，学生就会被临时调整到另一个老师手上。学生合完了伴奏，收好了琴盒，跟老师说再见时，老师说这堂课是要付学费的。孩子愕然，家长也很气愤。学费不是早就缴到学校了吗？伴奏老师之间的任务调配，怎么会跟学费有关系呢？孩子参加演出，伴奏老师同台，伴奏老师的登台费给和不给，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老师暗示给，就有家长给，给了的家长就给其他没有给过的家长制造了太多的不安。
有老师故意压缩给学生的专业授课时间，人为地制造学生和家长请求他私下补课的需求，这样的情形，很多家长都已经充分领教了。伴奏老师的想法和欲望加深了人们对音乐和音乐学习的恐惧。“伴奏老师也要钱！伴奏老师也要潜规则一下的！”经高人指点，我观察出来了，果真，同一个老师，即使他的常态下的习惯再马虎，也不是在所有的孩子身上都有一样的体现。于是，我就行动，当有关老师接到了我孩子递交的红包，工作态度立马有了明显变化之后，我内心的不屑油然而生了，“某某老师，你也要钱啊，你早说啊，明讲啊，我们家不缺钱，我们全是借的，你要多少，我们家就能借多少。”钱的效应过了，这位老师又恢复到原来的模样。我很认真地跟我的女儿谈了一次，“这样的老师，以后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照我以前对付歹人的办法，一拳就能把她打趴地了，此老师也不看看孙同同背后是个什么样的爸爸在陪。你长大了千万不要这样，一定要堂堂正正做人。钱我是再也不送了，坏老师都是坏家长供出来的。我们可以包容，但我们不能纵容。”
针对伴奏老师的工作态度，我十分认真地请教了一些业内人士。我说：“他们大多也是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出来的，应该能够体谅到专业学琴孩子和家长的不容易啊。”得到的回应是，“伴奏老师们曾经也是学生啊，也是受了他们以前老师的很多做法的影响啊。年轻人有几个不把钱看得很重的啊？他们认为良心不值几个钱，钱才是最值钱的。”若干年后的今朝，孙同同告诉我：“这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一样，也是往两头跑的，好的太好，差的很差，在我看来，平原老师、姜珊老师都算得上是好老师的代表了。”学校的旁边经常有很多琴行，也有把琴行开到学校里面去的。学校里面的老师跟这些琴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有陪读的家长在这些琴行里打工的。一把不怎么样的琴和弓，经过老师的推荐到了孩子手上，就一定是价格不菲了。孩子和孩子家长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个中原因有二：一是充分相信老师的所有安排，老师不可能在琴上来赚钱；二是即使知道有些许的猫腻，情愿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好。我一直在想，眼下的孩子总归会长大的，长大了的孩子也还会在这个圈子里混，混了就自然而然知道了这个行业里面的道道了。明白了道道后，究竟还有多少老师值得这些孩子尊重，我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