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祖先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青铜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就在寻找石料制造工具和农具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自然铜石，叫做红铜，也称纯铜。红铜具有一定的金属光泽和延展性，但质地较软，开始人们只用这些天然铜铸成小型工具或装饰品。在锻打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和掌握了金属的特点与性能，为青铜器的创制发明提供了经验。后来，人们发现可以从孔雀石中冶炼出铜。经过长期实践，又发现在冶炼过程中加入适量的锡，可以降低铜的熔点、增加铜的硬度，从而炼出了青铜。青铜就是铜锡合金，因为颜色发青，所以叫做青铜。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这是中国历史朝代歌的前一部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已经发明和制造了青铜器，运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代。青铜时代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合称为青铜文化。我国夏商周时代是青铜文化的光辉时期。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物，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瑰宝。这些青铜器物制作精巧，造型优美，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是我国古代金属艺术的珍品，也是研究古代社会的珍贵文物。青铜器参与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觥筹交错的宴会、肃穆庄严的祭祀、杀声震天的战场、衣袂飘飘的歌舞，它们都曾经历和见证过。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逐渐取代了青铜器，秦汉时冶铁业不断发展，青铜时代趋于没落。但青铜器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朝着工艺品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大批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如汉代的铜奔马、长信宫灯等。
我国古代青铜的冶炼铸造始于何时，目前很难判断。传说黄帝和蚩尤作战时，蚩尤就是用铜作兵器，使黄帝在战争初期处于劣势。在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方面，时代最早的青铜器，是1957年甘肃马家窑和马厂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它的发现说明了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我国就有了青铜制品。夏朝的青铜器还处于初期阶段，商代则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这时已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字，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郑州商城遗址、湖北盘龙城遗址发现了铸铜作坊，说明商代青铜制造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这一时期青铜器的使用范围也很广，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兵器、生活用具，都应有尽有。青铜器的种类也不断增多，制作精巧、造型准确，器身上还出现了粗疏的动物纹和几何纹饰，常见的有饕餮纹、夔、龙、虎、人形纹等。商代后期，青铜器制作水平发展到了高峰，表现为器类繁多，造型庄重，花纹繁缛细密，纹饰中又出现了鸟纹、蝉纹、蚕纹等新的花纹。这时的青铜铸造业不仅规模大，而且质量高。大量的青铜容器上，常常铸出三重花纹，衬地用云雷纹，上面凸起兽面纹，主纹之上又加几何纹等。器内有时还铸出字数不等的铭文，颇具时代特征。西周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西周的青铜铸造技术也有新的发展。这一时期青铜器的突出特点是：器物上的铭文很长，有的多达三四百字。
青铜器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鼎，清代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等都是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鼎和其他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为后世提供了鲜活的史料，并把西周时期的大篆文字传给了后世。这些铭文字体优美奔放，形成了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金文书法艺术，鼎也因此更加身价不凡，成为比其他青铜器更为重要的历史文物。
青铜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当时的金戈铁马早已消歇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们也成了历史陈迹，而这些青铜器，几经沧海沉浮，再次出现在后人面前，拂去那斑驳的锈迹，我们依然能看到它们昔日的光彩。
司母戊大方鼎
——我国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司母戊大方鼎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形体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其造型、纹饰和工艺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先被日本侵略者觊觎，后作为送给蒋介石的寿礼运往南京，在战火硝烟中几经辗转，于数千年后又写出了一段传奇往事。
远古王朝的历史信物
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珍贵文物，它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鼎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鼎大得可以做马槽，因此人们又叫它“马槽鼎”。
司母戊鼎为方形深腹，上有一对立耳，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不相同。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之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口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鼎因此而得名。
司母戊大方鼎是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铸品。关于大鼎腹内的三个铭文“司母戊”，比较通行的解释是：“司”就是祭祀的意思，“母戊”是殷王武乙的配偶妣戊，即文丁的母亲，作器者则为文丁。这是文丁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的一个专用鼎。
司母戊鼎是我国殷商时代青铜器的代表，光谱定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大鼎的成分和殷代一般铜器的成分基本相同，其合金成分分别为：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这与《周礼·考工记》中“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记载基本相符。关于大鼎的铸造方法，考古工作者认为，大鼎是采用组芯的造型方法，即先用土塑造泥模，用泥模翻制陶范，再把陶范合到一起灌注铜液。从铸造痕迹来看，司母戊鼎是用二十块范铸成的。司母戊鼎出色的铸造技术，标志着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
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大鼎出土后，因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多次勒索和强购，人们担心大鼎被日寇掠夺，便把大鼎重新埋入地下。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后补铸完整）。司母戊鼎出土后，先存放在安阳县政府，同年10月移到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解放后称南京博物院）。国民党政府曾计划将此鼎运往中国台湾，但终因鼎身太重，难于搬运而放弃。新中国成立后，司母戊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其外形被博物馆定为馆徽标志，并成为镇馆之宝。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是原鼎的复制品，真品早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护起来了。
发现之旅
2005年9月19日，阔别故乡59年的“青铜之冠”、中国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司母戊大方鼎回到家乡安阳“省亲”。在展览的帷幕拉开之前，一扇尘封了六十多年的记忆之门首先向世人敞开，讲述了司母戊鼎的发现之旅。
武官村是一个小村庄，在安阳市郊区。因为在这里先后发掘出了上千座墓葬，还有十几座王公大墓，这个小村庄早就远近闻名了。当年发现大鼎的吴培文老人就住在武官村一个朴素的小院里。据老人回忆，自从安阳小屯一带发现大量甲骨文以后，前民国政府曾经组织过大规模的发掘。1937年后，由于日寇的入侵，发掘工作被迫停止。抗日战争时期，村民生活艰难，饿得没了办法，突然想到脚下是块宝地，于是结伙儿到地里去挖“宝”，再把挖出来的东西贱价卖给时常在这一带出没的古董商。
1939年3月初的一天，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吴希增（已过世）漫无目的地在野地里“探宝”。吴希增接了两根杆，打到约13米深的地下，杆子碰到了水脉。再往下，他觉得探杆好像碰到了硬东西，拔出来一看，探杆卷了，探杆头上还带出来些铜锈。这一发现让吴希增激动不已。他赶快找到吴培文，两人商量后，决定找几个人，夜里偷偷去挖。当天晚上，他们找来了十七八个大小伙子，按吴希增白天所做的标记，他们挖出了一个大土坑，透过微弱的灯光，隐约看到坑底躺着一个巨大的青铜炉。众人七手八脚地向四周破土，当青铜炉的“面纱”终于被揭开，天光开始放亮，一群人隐蔽好现场，约定次日晚上接着干。
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奋战了一夜，大鼎只上移了一小段。尽管大家小心谨慎，但消息还是让武官村所属的第十区区公所知道了。区公所的头头闻风赶来，表面说大家乡里乡亲的，还是派一个排来保护的好，实际上这一个排的人都要“分红”。于是，在大坑周围，每50米远就设一个岗。
到第三天夜里，他们又换上新绳子，用了三匹牲口，忙活了一夜，大鼎终于得见天日，他们秘密把鼎运回村里，埋藏在吴培文家院子里的一个粪堆下面，上面用柴草盖好。十几天后，因为有人走漏了消息，挖出宝贝的事被驻守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长黑田荣知道了，他说要来看鼎。想转移已经来不及了，村民都为大鼎捏了一把汗。
一天夜里，黑田荣坐着小汽车来了，他也算有些见识，一眼就看出是宝物。等他走后，村民们忐忑不安，不知道黑田荣接下来有什么诡计。过了几天，日本宪兵队、铁道警备队，还有皇协军共100多人又来了。吴培文一见这阵势，撒腿就跑。可能是黑田荣说错了地方，这群强盗把吴培文家翻了个底儿朝天，没有找到“大炉”，只好走人。
没过几天，当时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古董商肖寅卿闻风而来。他拿出放大镜，从鼎耳一直仔细地看到鼎足。大家沉不住气了，催促他说个数儿。肖寅卿奸诈地一笑，出价20万光洋。
当晚，他们按肖寅卿的要求，想把大鼎分解了，开始用锯条锯，折腾了一夜，连大鼎的一根腿都没有锯下来。有人就拎来大铁锤，垫上被子往鼎上砸，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一只鼎耳被砸了下来！由于害怕再把日本鬼子招来，大家七手八脚地扒掉西屋马棚地上的牲口粪，挖了一个深坑，把“大炉”重新埋入地下。
不久，上次没得手的日本人再次来到武官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吴培文家院子前后通街，他躲过一处岗哨，直奔村外，躲进了挖沙的大坑里。
说来也巧，下午3点左右，刮来一阵狂风，天昏地暗，刮得人睁不开眼睛。这次日本人又无功而返。吴培文回村一看，他们把西院马棚误以为西屋马棚，又翻了一个底儿朝天。挂在墙上的照片也被全部拿走了，看来自己已经成了捉拿对象。他找了几个人，连夜把“大炉”转移到自家放草料的东屋埋好，只身逃命去了。
村里人知道日本鬼子不会罢休，于是想了个“调包”记，把以前挖掘的一只没有人要的破罐子，用麻袋裹起来放到床底下，搪塞了他们。从此以后，吴培文有家不能归，在外地辗转生活了两年，又跑到徐州、蚌埠、淮南、南京等地流浪打工。抗战结束后，吴培文才回到故乡，当初参与挖鼎的几个人又开始合计怎样把鼎卖出去。1946年6月，当时安阳县政府的一位陈参议得知大鼎的下落，他威逼吴培文等人把鼎上交政府。
当时出版的《民生报》载文说，7月11日夜，陈派人“至该村掘至终夜，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此文中“古炉”就是司母戊大方鼎。当时的古物保存委员会设在安阳市老城县东街4号的萧朝庙内，一时间男女老少争相参观，盛况空前。当时驻扎在新乡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听到传闻，时值蒋介石六十大寿，王仲廉正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好，得知此事，正中下怀，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司母戊鼎又连夜被运到了南京，存放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司母戊鼎在南京首次展出。蒋介石亲临现场参观，并在鼎前留影。
南京解放时，大鼎流落在南京飞机场，国民政府试图将它运走，但因为太重，搬运不便，只好放弃。后被解放军发现，移至南京博物馆。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建成后，司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入藏历史博物馆，保存至今。
趣味链接一：说鼎
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饮食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早在七千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司母戊鼎便是最负盛名的四足方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