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因革命势力之高涨，一方鉴于立宪政体的日本战胜了专制政体的俄国，全国人心振奋，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等奏请立宪，各疆吏及民间团体起而和之，清廷为势所迫，乃于乙巳年（光绪三十一年）[8]六月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等往东西各国考察宪政，后又加派绍英，即所谓“五大臣出洋事件”。
八月廿六日当载泽等上车时，桐城人吴樾在前门外车站埋伏炸弹，轰然一声，载泽、绍英仅受微伤，临时中止出发。徐世昌、绍英吓得不敢再做党人的靶子，乃于九月间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代行。
这几位先生，叫他们考察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有余，要叫他们考察宪政，则可谓“用非其才”。幸而前清有一风气，官越做得大，事体越清闲，自有手下人为之撑腰垫背。五大臣带了若干参赞、随员，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就是后来大大有名的湖南凤凰人熊希龄。
熊是半新半旧的人物，曾追随康梁之后以新党见重于时。戊戌政变后，仅仅得了个“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却大为湘抚赵尔巽所赏识，由一个体操教习（熊受管束时在常德西路师范传习所任体操教员）爬到候补道的地位，再由候补道爬到随同五大臣出洋的参赞地位。他想再找一个替他垫背的，想来想去，想到同乡人杨度的身上，乃向五大臣上了个条陈：“我们匆忙到外国，不久又匆忙回来，不易搜集材料。纵然搜集了材料，而各国国情不尽与我国相适合，不易整理就绪。依着希龄的见解，不如物色一个对宪政有深切研究的人物，叫他厘定方案，我们回国时即以之为蓝本，润色之而出奏。”
那几位大臣对此无成见，只要自己不动手，无论哪一个做枪手都成。关于枪手的人选问题，熊以为我国精通宪政的有二人，一为梁启超，一为杨度。梁是朝廷的罪人，杨则无所谓，不如先找杨再说。他的上司说：“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你到东京辛苦一趟，先和杨度接洽。”
熊立刻趁船到东京，见了杨度说：“晳子，你的机会到了！我请你帮忙，同时我却替你帮了一次大忙。”杨向他投着一道惊疑的眼光，他却汩汩滔滔地说了一切经过，并且说：“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
杨想了一想，这正是“借尸还魂”的机会，便欣然应允了。等到熊由日本返国复命的时候，杨又把枪手的责任分一半给梁任公，他自觉学问渊博不及梁，行文之流畅亦有所不及，便把难题目交给梁做，这个题目就是《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他自己拣了两个比较轻松的题目，一为《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一为《实施宪政程序》（清廷为拖延时日起见，预定九年立宪，杨则主张缩短为五年，戊申[9]八月仍规定为九年，直至宣统二年[10]才颁诏改为五年。）
当五大臣在海外走马看花的时候，多才多艺的熊参赞还闹了一场笑话：一天，熊回到旅馆，匆匆找着了自己的卧房，推门一看，一个赤条条的西方安琪儿静静地睡在他自己的床上，不啻一幅海棠春睡图。熊揉一揉眼睛，“这是在做梦吧？但，绝不是梦境。丰润的脸庞，柔和的气息，白藕似的嫩臂，满头散乱的金丝发，哪一件是能在梦中遇着的？”
他脑子里正在翻来覆去的时候，那女子悠悠地醒来，惺忪的梦眼中骤然看见了扁鼻黄面的中国人，也疑心做着一个怪梦，咄的一声，翻身而起。继而她发觉不是一个梦，遂又疑心到站在她面前的中国人是个飞檐走壁的大盗，她狂呼：“救！……救！”
这一来熊更茫茫然摸不着头脑了。他忍着满肚皮的闷气，柔声下气地说：“夫人，这是我的房，你怎么会睡到我的床上！”那女子不懂熊的话，呼声格外锐厉，许多旅客都跑来看新闻，当中一个是熊的同伴梁鼎甫，一手把熊拉出房门来，一面向那女子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道歉的话，才结束了这幕趣剧。
熊被拉出时仍旧茫茫然。梁一面埋怨他，一面解释说道：“你走错了一层楼了。外国旅馆每层楼都是一样，每个房间的陈设物也是一样。你今天不遇着我，秀才遇洋人，有理讲不清，何况你是无理的呢！”
这是节外生枝之笔。且说五大臣倦游归国时，枪手的草稿未到，急得他们搔首顿脚。又是熊出主意，要他们以“考察东南民气，并征集名流意见”为由，在上海饮酒看花，一面派急足到东京催促枪手交卷。卷到了，五大臣打马进京，根据梁杨的蓝本奏请立宪。丙午年（光绪卅二年）[11]七月，经过御前会议，清廷乃下“预备立宪”之诏。
当五大臣出洋考察时，清廷特设“考察政治馆”，正应着上海人“像煞有介事”的一句话。五大臣要把灵魂找回来，奏保杨度才堪大用，清廷准奏，丁未年（光绪卅三年）[12]七月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赏杨四品京堂，委为编查馆提调，这时杨的地位几与戊戌政变前六君子的地位相若了。
杨不到北京“走马上任”，却跑回湖南“闭门守制”，像是无意仕途的样子。实实在在，杨与其友梁碧垣组织华昌公司在湘办矿，亏了本，下不了台，梁急得一目丧明，杨也急得一筹莫展。杨一面向北京自高声价，一面却真想料理公司的事，一时分身不得。那时清廷调张之洞、袁世凯为军机大臣（袁兼任外务部尚书。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其后张死于宣统元年八月，享年七十四。）张、袁早已窥破了五大臣闷葫芦里的妙药，对杨亦抱着“斯人不出，如宪政何”的感想，一再催之北来。
往日士大夫都有一种“搭空架子”的习惯，你不需要他，他急得钻头觅缝地想出来，你一旦请教他，他又摆出满不在乎的态度，千呼万唤，呼之不出。杨给张、袁的回信说：“我办华昌公司，亏了本，下不了台，一时不能北来。”张、袁虽明知这无异“敲诈”手段，区区几个钱却不成问题，便发起代向各督抚招募股本，钱的问题解决，杨乃飘然而至。
戏报早已贴出，名角又已登场，看上去立宪问题已不是“像煞有介事”的空泛问题了，但是不肯放弃大权的西太后仍然抱着“拖”的政策，满人亲贵又都疑心“宪政糖”里面包了毒药，反对之声四起。只有庆亲王奕劻甘做袁的傀儡，在袁指示下，建议召集各亲贵在颐和园听讲，讲师是杨度等，讲演的题材是说“立宪乃君主万世一系的不二法门，否则必难避免革命。”……
这篇大道理虽然吓退了亲贵们抱残守缺的勇气，当前又有难题，汉臣中的两大柱石各有见解，张讲求考据之学，宪法大纲要合乎本国历代制度；袁则主张吸取东西之所长，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不问其他。杨既要融合满汉意见，又要融合张袁意见，其不能发挥独特之见解可知。
开讲宪政时又有笑话：一天，郑孝胥忽发冷笑，大家都很诧异，问他有何高见，他说：“你们把立宪当作救时良药，以为宪政完成后，国由此而富，兵由此而强，依我看起来，用不着咬文嚼字，用不着五年九年，富国强兵，犹反掌耳！”众惊问：“你有何安天下的妙策，我们愿洗耳恭听。”郑得意扬扬地说：“极简单，两字妙诀，借款而已。”
“借款！谁不知道借款？但借款怎样可以救国呢？”大家都有点茫茫然了。不过他们看到郑的脸上很有把握的神气，以为借款之下必有妙文，所以都不敢拿出藐视的态度，请他详加解释。郑四面望了一望，像怕有外国侦探偷听了他的话，才低声说道：“我们借了外国的款子，外国便穷了，我国便富了！”
杨事后向人说：“中国名流其见解幼稚如此，国事焉得不坏？”当时杨自命为庸中佼佼，后来他发表“君宪救国论”，与“借款救国论”相去几何？迟至民国廿年后，我国士大夫阶级还有侈谈所谓“大刀救国”的，又与庚子年“洪钧老祖命五龙守护大沽，洋兵当片甲不留”的话相去几何？
事实上，袁、杨的结合始于丁未年讲解宪政之时，袁想利用新政推翻亲贵的旧势力，以便创造自己的新势力，又因戊戌政变得罪了康梁一派新党，所以网罗了杨度做他夹袋中的新人才。不料西太后一死，袁被贬逐，杨亦失了飞黄腾达的阶梯。他常常叹着气说：“伊藤博文的命太好，我的命太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