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廷高唱立宪之际，正党人誓死排满之秋，其声势最大而出人意表的是丙午年（光绪三十二年）十月萍醴之役。时值大水之后，遍地都是哀鸿，湘赣会党与煤矿工人联合起事，发明了若干“新战术”：浏、醴一带乃爆竹的产生地，义军把这个爆炸物藏在洋油箱内，夜间放起来，小爆竹噼噼啪啪像步枪声，大爆竹轰轰然像大炮声，清军为之丧胆；他们力避正面战，却展开漫山遍野的游击战，白昼不见人影，夜间杀声四起，另于丛林中树起一片一片的旗帜，这是他们的“疑兵”，清军杀来时扑了一场空，他们却从左右翼包抄清军的后路。这些战术是中国人的独特战术，就是“以寡敌众，以弱敌强”的战术。后来蔡锷讨袁之役，湘军驱张之役，及最近中日之战，曾用之而大获胜利。
清廷始则令湘赣两省会“剿”，继而看到义军如火如荼的声势，乃命两江总督端方、两湖总督张之洞檄调大军，倾四省之力，才把义军消灭，倡义者或被杀或被捕，几乎一网打尽。那次义军失败由于领导乏人，内容涣散之所致，一部称中华民国，一部称中华帝国，称民国的以湖南人痛骂湖南人，骂曾（国藩）胡（林翼）是逆贼，洪杨之役是湖南人的奇耻大辱，所以湖南人应以一身为天下先，以赎前愆，以雪前耻；称帝国的却并未拥立一个皇帝来，但以驱除鞑虏，推翻淫后为目的，虚大位以待豪杰之士，总之，他们只抱着“一民主义”——民族主义——而对于“民权”“民生”则模糊不明，与东京的革命大本营——同盟会——无密切之联络，虽有血气之勇，终以步骤不一而失败。
萍醴起义事为东京同盟会所闻，急派党人分赴长江各省运动军队响应，其中之一就是后来洪宪六君子之一——孙毓筠，那时他是毁家纾难的志士，其党中地位仅亚于黄兴。中山先生特在牛込区寓所设宴欢送，祝其马到成功。
孙是清廷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其祖先为山东济宁州人，逃荒逃到安徽寿州来，在城外二十里大柳树（地名）住下。那个老头儿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学生意，小儿子读书。后来长房以贩布起家，所以毓筠手里很有钱，而家鼐是二房之后，直到中状元时他的老婆还在寿州以洗衣为生。
毓筠中了秀才，捐了同知，又加捐道员，那时很想做官。他丁外艰时读《楞严》《图觉》诸经读得入了迷，又想做和尚。后来看到乙巳年安徽人吴樾谋刺五大臣之一事，受了重大刺激，乃决计做革命党，先遣其妻汪珏送两子东渡留学，翌年（丙午）三月本人也到东京加入同盟会为会员，时年三十八岁。他在寿州办了一个小学，临行时把小学并入寿州中学，他办学目的是鼓吹革命，造就革命人才。
他的后半部历史诚然不光明，但早期对革命却有相当的贡献：他是个挥金如土的人，其家财大部分耗之于兴学及革命事业。寿州与阜阳同属皖北，一为安徽革命的策源地，产生了若干革命健儿；一为附于北洋系的反动巢穴，产生了若干军阀走狗，即由于孙与柏文蔚都是寿州人，倪嗣冲是阜阳人，得一二人为之倡，其风气即截然不同了。
那时南京新军将校颇多同情于革命的，孙与同乡人段书云、权道涵奉命与之联络，倘能揭竿而起，响应萍醴义师，则端方不能端端方方地坐在六朝金粉之地，革命大业也许不待辛亥年而后成，但不幸踪迹败露，孙等俯首就擒。
孙的初一念是死。但死之一字，有时易如反掌，有时却难如登天。假使把心一横，眼睛闭紧，牙关咬紧，便来一声“咔嚓”，人头落地，那便成为视死如归的英雄了。假使死神要来不来，并且有一线生机被你发现了，心慢慢活动，眼睛慢慢睁开，牙关慢慢松弛，即变成一个贪生畏死的懦夫，所谓“争此须臾”者是。
孙正在闭目待死时，忽然跑进一个春风满面的何道台来，拍着孙的肩膀说：“好好一个人，为什么要钻向枉死城中去！幸而遇着午帅，不然，一百条命准有五十双活不成。”孙茫然不解。何再作解释说道：“午帅很怜惜你，命我传授秘诀，你的口供只说政治革命，莫谈种族革命的话，那么你的性命还是你的性命。”
端不是同情革命的人，也并非好生戒杀之徒，何以独垂青于阶下囚的孙而授以四字真言呢？其中却另有因素：他发觉孙是“寿州相国”的晚辈，马上打电报问家鼐：“孙毓筠是否你的同族？”家鼐回电说“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他不便明保革命党，所以绕弯拐角地说了这两句话，是授意端方“刀下留人”，端自然不能不答应。再则，杨度也有信来，请他“爱惜名士”，一个人情有两家受主，端亦何乐而不为？
孙受了何道台的指示，吐着一段洋洋洒洒的供词，他说：“午帅怜惜我，有意保全我，人非术石，宁不知感！我觉得政治不良，要救国当先改革政治，抱此目的，他非所问。我早想做和尚，午帅真要保全我，我决然做和尚做到底，妻儿财产一无所恋，任何党派概不预闻。”（端复杨电有“孙生文理通顺，门第高华，当秉高谊，求入于轻”之语。）
他又分析革命有两个源流，一为政治革命，即不问政府为满为汉，只求改良政治，达富国强兵之目的，于愿斯足；一为种族革命，孙文黄兴等主之，而仇视午帅最力，要杀午帅的就是那个愍不畏死的黄兴，他的党羽多半是湖南人，午帅对湖南人应特别注意。他最后的结论：“午帅要杀我的话，我死得其所，无所怨尤。但为午帅计，党人诛不胜诛，不必株连太甚，才是消弭祸变之法。”
有了这种“只谈政治革命，不唱种族革命”的供词，端方替他开脱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仅仅处以五年监禁，而“从犯”权道涵、段书云反判以终身监禁。谚谓“朝里无人莫做官”，假使朝里有人的话，即“造反”亦不会杀头充军的。同时端方知新军之不可恃，实行“肃军”运动，撤换了大批有革命嫌疑的军官。
表面是五年监禁，实则端方常把孙从牢里叫到花园读书，以示“优待故人子弟”之意。只因“公子读书”，便有一段“艳姬送情”的韵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