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香涛内调军机，瑞澂做了清朝最后一任的湖广总督。瑞的胆子比他的前官更小，而环境更恶劣。他问张彪：“你的队伍中有多少革命党？”张说：“不敢瞒大帅，大约有十分之三。”
党人原约于辛亥年中秋节起事，因布置未就绪，改于廿五日举行。十九日，彭楚藩、杨宏胜、刘汝夔在小朝街被捕，当日被害，党人大起恐慌，都说名册被搜去，有一网打尽之危；非党人也起恐慌，都说党人故弄狡狯，把未参加的人也列入名册内，有玉石俱焚之危。所以无论党人与非党人都想作背水之一战。只因缺少一个负责联络，负责进行的首领，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无“剑及履及”的决心。
工兵营同志沙中聚语：“我们把口袋中的钱整个儿掏出来买酒喝，喝醉了，要革命就革个痛快，要杀头也杀个痛快！”于是大家仰着脖子豪饮，俄顷之间，夕照般颜色浮在每个人的脸上。
那时值班守卫的兵士是金兆龙、熊秉坤。熊站在楼梯口，金站在楼下；两人距离不远。一会儿，巡夜督队官阮荣发来了，见熊东歪西倒地打着瞌铳，不禁勃然大怒，一巴掌把熊打得身子晃晃荡荡地像风中弱柳，熊陡然睁开鲜血般醉眼，使劲一飞腿，把督队官掼下楼像斜坡上的石头。熊口中迸出猛兽般吼声：“滚你妈的蛋，老子说干就干！”
砰嘣一声惊破了金的残梦，倏地放起枪来，全营为之大震。另一兵士方兴投了一枚炸弹，在操场中引吭高呼：“集合！集合！革命！革命！”
拖炮的拖炮，背枪的背枪，由工兵营牵动了各营，一阵微风变成了飞沙走石的狂飙。革命军唯一目的是攻楚望台（枪火药库），守台工兵营哨官吴兆麟——革命同志之一——开门以迎，革命军举为临时指挥，当晚议定了“同心—协力”四字口号。
这次革命仍与萍醴起义时如出一辙，事前无精密计划，事后找不到一个统驭全军的领袖，但人人要革命，正合着胡瑛“你革得我也革得”的那句话，而清室之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正合着“瓜熟蒂落”的那句话。二十日占领武昌全城，十八星旗遍悬于黄鹤楼头及蛇山之巅。是日上午在咨议局选举都督，议员刘庚藻动议：“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协统颇孚人望。”众拍手赞成，同时临时指挥吴兆麟也主张借黎的资望以资号召，乃有蔡济民、马荣、汤启发等数人与议员刘赓藻等同往黎宅劝驾。
外传黎躲在床底下不肯出来是不正确的。当党人到黎宅时，一个伙夫挑了三口皮箱出来大家疑为抢犯，喝令止步，伙夫战兢兢地说：“我是奉黎大人的命令，黎大人不在家。”众问：“黎大人在哪里？”伙夫期期艾艾地说：“在黄土坡。”大家跟着伙夫到黄土坡，从参谋刘文吉宅的后室中搜着黎，首由刘赓藻告以选举都督的经过，黎说：“你们人才很多，何必找我？我干不了这件大事。”
大家一致吁请以民族国家为重，尤以马、汤口才为最敏捷，黎总是摇头不应。蔡急了，倏地掏出手枪来厉声说，“你再不答应，我就自杀在你的面前！”大家一齐说：“我们都自杀，要死一起死！”
黎看见一线线热泪挂在每个人的眼帘下，倒弄得一筹莫展，很局蹐地说：“你们要我上哪里去呢？”
“楚望台。”大家也不知道上哪里好，只信口作了这个答案。刘赓藻毕竟是通达事体的议员，主张到咨议局，黎不得已摇着厚重寡文的身躯，让他们簇拥着到咨议局来，许多路人纷纷加入了这个杂乱无章的队伍，把黎围在垓心。
到了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及绅学各界亦至，黎还是摇着头不肯出山：“你们不要抬举我吧，我不是革命党，不够资格，够资格的是孙文。”
“孙文吗，马上就到。”大家又信口作了这个答案。这句话一时传遍了武汉三镇，人心因之愈振奋，都以为这次革命是很有把握的。
汤化龙劝黎服从多数民意，以伸大义于天下。他是湖北名流，进士出身，现任咨议局议长，黎看见这个非革命党人也同情革命，意思才渐渐地活动起来。
“武昌靠江，海军那样厉害，怕不容易守得住吧？”这是黎意思活动后的第一次考虑。
邓玉麟——后来革命军“谋略团”团员之一——说：“万不得已时我们退湖南。”
“湖南怎样好退呢？”
“那边有我们的同志，会接应我们。”
“饷呢？”
“有的是，打开藩库，取之不尽。”
黎默然无语。
有人拟就都督安民布告，请黎签名于上，黎仍然摇着头。蔡济民又持枪大呼：“为革命，为汉族，我们今天大家都不要性命了！不签名，大家都自杀！”
“好吧！”黎低低吁了一口气，提笔签了名。从此咨议局变作了临时的鄂军都督府。以下谈到组织问题，先组织谋略团，以蔡济民、吴醒汉、邓玉麟、高尚志、张廷辅、王宪章、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梁鹏等任之。
黎虽然勉强就任都督，一个魁梧奇伟的军人却变为不言不笑的息夫人，别人向他说话，他除掉“唔……唔”之外没有回答；别人建议办这样办那样，他只吐着简单一个字——“好”。因此人人谥之为“泥菩萨”。但是菩萨多少总有点灵验的，他是稳健派，颇有相当声誉，对内稳定了湖北人心，对外刺激一般非革命党使之认识革命排满之必要而相与翕集于民族复兴之大纛下。
时值新创之局，颇有“文武百官着草履上殿”的情景。清廷的“命”快要“革”掉了，“大人”“老爷”的称呼也附带革掉了，官民一律平等，以“君”或“先生”互称，以握手鞠躬替代了作揖磕头，一个有智谋有力量的平民不妨跨进都督府为上宾或取得某种委任状，而那位大都督除了“唔……唔……好……好”之外是不大多开口的。
府中成立最早的是外交部。武昌炮击一响，胡瑛一脚跨出狱门，一脚跨进都督府，自立为“外交部长”（该部设于都督府附近一满清大员之家），是民国有史以来的笫一任部长。王正廷来迟了一步，屈居副部长之职。一般人对胡之自加封号倒满不在乎，因为府中出出进进大多数都是陌生面孔，谁也不明了谁的底细，胡挂上“革命老同志”招牌，加以坐牢的荣誉，都觉得他够得上做“部长”。不过也有人偶然私议：“民国的事儿太稀奇，做外交部长的不懂外国话！”胡听了并不生气，只正色说道：“长官以能见其大，发号施令为原则，用不着有事务才。”
府以内漫无条理，府以外是“饥餐胡虏肉，渴饮满奴血”的乱糟糟的世界。汉人忍受了二百余年“不平等地位”的痛苦，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的史实浮上每个人的心头，一旦骤获解放，如怒马之奔腾，若狂潮之汹涌，单是阅马厂咨议局附近，电杆上挂的是脑袋，足底下踏着的是死尸，一人高呼“捉汉奸”，马上便有人开枪，不管那人是否汉奸，也不管子弹有没有眼睛打中汉奸或者误伤路人。在这一片乱糟糟的世界中有一点却是一丝不乱的：除极少数旧官僚及民族败类之外，全体军民人人怀着满腔的热血，不怕死，不要钱，不偷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求“超墨池而登雪岭，脱苦海以游天堂”。
假使黄包车夫拉着一位革命同志，下车时把车钱给他，他一面拉着空车飞跑，一面报以同情的苦笑：“你们命都不要，我哪好向你要钱？”
光阴过得真快，起义后一星期，即八月廿五日，黎都督还是目动口不动，口动心不动的一尊活菩萨，府中还是漫无条理，懂政治的汤化龙、居正两人才建议草拟都督府暂行条例。当前的难题是：谁担任起草员？革命以平等为号召，“人人都革得”，假使汤、居二人自任为起草员，岂不有包办革命，擅定官制之嫌？他们想了一想，想抬出一顶大帽子来压倒芸芸众生，而帽子之最大者莫如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他们召集各界代表在教育会开会，人人都是代表，人人都是大中华民国的主人翁，人人都有参加权、发言权和表决权，谁也不能拒绝谁，所以屋子里挤满了五光十色的民众代表，直至无可立足时始止。召集人宣布：“今天讨论都督府组织暂行倏例，这条例是由中山先生亲拟，托交同志带来的，请大家逐条讨论。”
“通过，赞成，举手。”大家没等到宣读条文，暴雷般吼着，两个起草人脸上浮着胜利的微笑。条例大要是都督下分设军政、民政两大部，军政设总司令一员由都督兼领（后推黄兴担任），下设参谋、军令、军务三部，推定杨开甲为参谋部长，吴兆麟为副部长，杜锡钧为军令部长，军务部部长由孙武任之，副部长由张振武、蔡绍忠任之；民政部长由汤化龙任之，下设外交、财政、交通各司，由部长选任之。……
虽有大帽子镇压了一切反对派，但人人都想做部长，一方骂某人不是革命党，一方指斥某人无资格，无经验当中气得最厉害的就是那个自立为外交部长的胡瑛。他说：“汤化龙，何德何能，也够得上做民政部长吗？然而，……此正化龙之所以化龙也。”
因各部次第设立，便有排挤、倾轧等等人事问题发生：若干部长受了冷嘲热骂，大半意懒心灰而退；只有胡的外交部长做得最起劲，别人无办法他有办法，别人吓得退他吓不退。照理，外交部应改为一司，隶于民政部之下，他却不肯放弃部长的名号，别人不去管他，他也不受人管，而民政部长直等于零，除所委财政司长胡瑞麟担任了几天筹饷之外，汤只算一个挂名部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