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这个名字，是和河南兰考这个地方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焦裕禄在兰考只工作了一年零五个月。
有一本《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记下了他从1962年12月5日到兰考报到，直到1964年3月23日告别兰考车站去开封治病的475天中，每天都在做些什么。这是一个为兰考人民忘我工作、拼命战斗的日程表。在这个日程表上，你根本找不出哪是星期天节假日，也分不出焦裕禄在一天当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什么时间能够休息。这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的战斗日程，也是他与早已侵入肌体的癌细胞和剧烈疼痛时刻搏斗的真实记录。
他不曾生于兰考，却死于斯、葬于斯。去世前，他曾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实现兰考人民的要求，心里感到很难过。我死了不要多花钱，省下钱来支援灾区建设。我只有一个要求，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他是一个常常被兰考人民含着热泪提起的人。
党组织在与他谈话时坦言：兰考是一个最穷的县，一个最困难的县，要在思想上有接受最严峻考验的准备。
1962年冬，在兰考最艰难的岁月里，焦裕禄担任了县委书记。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全县的水利工程基本被毁坏，农村经济更加凋敝。春天，风沙打死214339亩麦子；秋天，阴雨连绵淹死203769亩庄稼；再加上10万亩禾苗遭受碱害，全县年产粮食仅500万斤，甚至比新中国成立前还低。
兰考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去逃难，绝望的人流挤满了火车站。县里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但干部们快腿快脚还是堵不住外出逃荒的灾民。
在焦裕禄接受调令之前，党组织在与他谈话时坦言：兰考是一个最穷的县，一个最困难的县，要在思想上有接受最严峻考验的准备。面对党组织提出的三个“最”，焦裕禄坚定地说：“越是困难越能锻炼人。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要知道，他曾是一个有着同样逃难经历的穷苦农家孩子，看着兰考人受穷，心比刀剜还难受。焦裕禄下了决心，就是拼上身家性命，也要把兰考的“三害”（风沙、盐碱、内涝）治住。
焦裕禄在困难面前不退缩、不畏惧，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他常说：“蹲下去才能看到蚂蚁，深入下去才能解决问题。”为了治理涝、沙、碱三害，焦裕禄组织一百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了“三害”调查队，亲自去追洪水、查风口、挖深沙。尽管患有严重的肝病，但无论是在肆虐的风沙中，还是在如注的大雨中，他总是不停地奔波在最前面。一次，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全县变成一片汪洋。他硬是打着那把油布伞，站在激流中画了一张又一张洪水流向图。日复一日，他跋涉五千余里，在风雨中、沙窝里度过一月又一月，最终统计出全县有大小风口84个，大小沙丘1600个，并把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洞全绘成图、编了号。许多同志考虑焦裕禄的病情，都劝他不要参加野外调查了。他却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1962年12月12日，焦裕禄在韩岭公社开了一天座谈会，晚上又来到饲养员萧位芬的牛棚里，请他帮着出出治理兰考的主意。萧位芬不安地说：“我是大老粗，能拿啥主意。”焦裕禄说：“您年龄大，经验多，我是真心来学习请教的。”萧位芬想了想，一拍脑袋说，沙土窝里种泡桐树，挡风、压沙，好处多。谁也没想到，兰考大种泡桐的蓝图就诞生在这座牛棚里。焦裕禄还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生活困难，鼓励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泡桐治沙研究。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焦裕禄受到了极大的支持，也更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
就这样，焦裕禄深入生产第一线，把群众的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结合起来，并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摸索自然条件和客观规律，从而找到了战胜自然灾害的正确途径。
“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
作为县委书记，无论工作多忙，焦裕禄总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朴素本色。他经常开襟解怀，卷起裤腿和群众一起干活儿。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他还经常要求下乡的干部自带劳动工具和行李，自己更是身先士卒，经常和群众一起翻地、封沙丘、种泡桐、挖河渠……就在县委决定安排他住院治疗的前几天，他还挥舞铁锨在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和群众一起劳动呢。
焦裕禄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始终拒绝接受救济。他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上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
焦裕禄使用的办公桌、文件柜都是老县委初建时买的，有不少地方已经破损。有人提议换个新的，他没有采纳，而是修了修，照样使用。看到他铺盖的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同志们都劝他换床新的。他却说：“这比我要饭时披着麻包片，住在房檐底下避雪强多啦！”焦裕禄的衣、帽、鞋、袜也都是拆洗很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虽然破旧得很厉害，但是他总是舍不得换掉。
有一次，焦裕禄听说大儿子去看戏，马上追问道：“戏票哪来的？”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查票，我说没有。叔叔又问我是谁？我说您是我爸爸。收票叔叔没有收票就让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到一起，开了一次家庭教育现场会，最后要求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到戏院。后来，他又专门起草了一个《干部十不准》的文件，规定任何干部不准搞特殊化。
1963年1月24日，正值除夕。为了查看群众能不能过好年，他一早就到几个村巡视。对许贡庄他最不放心，因为这个村的人有志气，国家几次给救济粮都不要。他一家一户地看，直到中午吃饭时来到军属贾富申家，看到锅里放着10个馍，这才放心地离开。
4月13日，他到汴寨生产队检查。中午队里把他安排到一名干部家吃饭，到了一看，那家的桌子上摆着鸡蛋、肉、粉条等菜。他于是问：“群众生活都这样吗？”那干部说：“今天我有个老战友来家，多年没见面了，咱们一块吃吧。”焦裕禄婉言谢绝了主人的挽留，自个儿在厨房拿了一个馍和一块咸菜，留下钱和粮票又走访去了。
10月20日，焦裕禄来到固阳公社牛场供销社，见一个叫孔令焕的人拿着两毛钱买红糖，可供销社的糖按照计划不能零售，只能一斤一包的整买。他问了问情况，原来孔令焕的妻子刚生了孩子，急需红糖；可家里实在没钱，买不起整包的红糖。他当即掏钱买了5尺布、2斤红糖，让随行的公社干部送到孔家，并专门安排公社领导给孔令焕送去几十元救济款。
早在他任尉氏县委副书记时，就经常下乡帮工，而且专找有困难的人家。一天，他帮姓陆的一家种麦时，那家的小孩问爹：“这是哪来的人，帮咱干活儿？”爹说，是县委书记，是好人。小孩就说：“那我长大了也当县委书记，也当好人。”
无论职位如何变化，焦裕禄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总是诚恳待人，和群众打成一片。他时时记挂着百姓的温饱疾苦，心里装满了劳苦大众，唯独没有他自己。
“回去对县委的同志们说，叫他们把我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就在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严重了。下乡时，他疼得竟然会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冬天还浑身冒虚汗。可是为了工作，他自己找到了好多止痛的“土”法子，譬如用一只脚踩在凳子上顶住肝部，或者坐在办公的藤椅上时，就用办公室里刷衣服的刷子、钢笔、茶杯盖等顶着肝部减轻疼痛。时间长了，藤椅的扶手上竟然被顶出一个大洞。疼痛过后，他还和周围同志开玩笑说：“我肚子里长了个疙瘩，像老鳖的头，一按就缩回去了。”
有一次，焦裕禄和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去三义寨公社检查工作。走到半路，他的肝病再次发作，疼得厉害，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地走到公社。大家看他脸色不好，都劝他休息一会儿。他却摆摆手笑笑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焦裕禄一边听着汇报，一边按紧肝部记笔记。剧烈的疼痛使他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中掉下来，但是他仍然坚持工作着……
即便是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焦裕禄还是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无论肝疼得多么厉害，他从来都不让护士过多照顾自己。护士噙着眼泪提出给他注射止疼针，由于感到自己的病已无法治疗，焦裕禄更是摇摇手说：“我不需要了。省下来留给别的阶级兄弟吧！”遇到县里的同志和兰考的群众代表前来看望，他从不谈自己的病情，而是认真询问县里的工作、生产情况怎么样？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咋样？老韩岭的泡桐树栽了多少？……后来的一次探视中，他还这样嘱咐同志们：“回去对县委的同志们说，叫他们把我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位普通的领导干部、优秀的共产党员、县委书记的榜样、人民群众的贴心人，走完了自己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灿烂的一生，与世长辞！终年42岁。
1964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向焦裕禄学习。1966年2月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以及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高度赞扬了焦裕禄彻底的革命精神。
焦裕禄同志逝世后，兰考人民为了缅怀他，专门为他建立了兰考焦裕禄纪念园，以供人们前来凭吊。
（陈盈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