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钱大昕序梁玉绳《史记志疑》即直言“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李长之也指出，司马迁的理想是做“第二个孔子”，而“《史记》是第二部《春秋》”（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页56）。又，陈桐生认为，“以《史记》上继《春秋》，成为《史记》著述的最高目标”（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页67。）关于《自序》述司马迁“继《春秋》”之志的问题，程金造《史记辨旨》有较详辨析。程金造，《史记管窥》，前揭，页47—63。
[12][日]泷熊之助，《中国经学史概说》，陈清泉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页3。
[13][日]泷熊之助，《中国经学史概说》，陈清泉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页5。
[14]见皮锡瑞《论经史分别甚明读经者不得以史法绳春秋修史者亦不当以春秋书法为史法》。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4，页77。
[15]皮锡瑞更言，“孔子以前不得有经”。皮锡瑞，《经学通论·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4，页2。
[16]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之《春秋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31。
[17]《汉书·艺文志》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七略》，附《国语》、《战国策》等史书于《春秋》经之下，西汉经、史未分，可见一斑。另，胡宝国指出，即便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页30页。
[18]见吴忠匡说。吴忠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前揭，页71。
[19]如《宋世家·赞》引《公羊传》观点，即只称“《春秋》”。又，《史记·历书》本《左传·文公六年》，谓“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吴泰伯世家》谓“予读《春秋》古文”，皆以“《春秋》”称《左传》。
[20]按：西汉今文博士谓《左传》不传《春秋》，东汉犹有是说（参《汉书·刘歆传》），至近代，关于此问题的讨论仍未停止。不过，本书旨在探究《史记》“继《春秋》”之本意，当以司马迁自己的观点为讨论的基础。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司马迁显然持与汉博士相反的观点，认为《左传》实传《春秋》。详细辩说可参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21]关于《史记》从三传中取事、义的例子，可参陈桐生《〈史记〉与今古文经学》第一章第一至三节、第二章第一、四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22]今《左传》经终于孔子卒年，较《公羊》经、《穀梁》经稍迟。就与《史记》年限的对比而言，这个差异并不重要，故本书不作辨析。
[23]关于“《六经》异传”、“百家杂语”的解说，可参吴忠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前揭，页169。
[24]可参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关于“属辞比事”之意，孙希旦《礼记集解》释曰：“属辞者，连属其辞，以月系年，以日系月，以事系日也；比事者，比次列国之事而书之也。”章炳麟也言：“为是博征诸书，排比整齐，贯穿其文，以形于传，谓之‘属辞比事’”（章炳麟《检论》卷二《春秋故言》）。
[25]参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19—20。
[26]关于此问题，论者多有研究，不赘。可参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之《〈史记〉笔法与〈春秋〉书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页61—118。
[27]这在关于汉初人物的评价方面尤为明显。邵晋涵《史记提要》也有此论。引自杨燕起、陈可青等，《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页33。
[28]刘知幾亦言：“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刘知几《史通·六家》）。金毓黻更明白指出，“《史记》之有本纪，以编年为体，义同于《春秋经》，本纪之外别作列传，义同于《左氏传》”（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页56）。
[29]参《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曰：……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30]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指出，《史记》乃是借史的形式以发表司马氏一家之思想。陈引驰编校，《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前揭，页21。又，这种观点由来已久，目前也无太多争论。可参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前揭，页10—12。
[31]钱大昕即言：“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言。”（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四序二）引自杨燕起、陈可青等，《历代名家评〈史记〉》，前揭，页30。
[32]《汉书·司马迁传》亦谓《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
[33]张晏书亡，可参《史记·太史公自序》篇末三家注之《集解》、《索隐》。
[34]见赵生群《〈史记〉亡缺与续补考》。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页32。清末崔适《史记探源·序证》谓八书均赝品，通篇皆伪者共二十九篇。不过，崔氏本今文立场，疑古过勇，学者多以为不足信，故本书不据。
[35]此四篇序在文字、书法与思想上均与十篇外的《史记》篇章相洽。相关参考资料如下：《礼书·序》：牛运震《读书纠谬》第一《史记·礼书》；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书·礼》；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十五《礼书第一》；吴汝纶《桐城先生点勘史记》卷一百二十八。《乐书·序》：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二《书〈乐书·序〉后》；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三《乐书》；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书·乐序》；吴汝纶《桐城先生点勘史记》卷一百二十八。《律书·序》：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书·律书》；汪之昌《青学斋集》卷十三《史记律书即兵书论》；吴汝纶《桐城先生点勘史记》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序》：何焯《义门读书记·史记》；李桢《畹兰斋文集》卷一《龟策传书后》；吴汝纶《桐城先生点勘史记》卷一百二十八。另，今人张大可经考证，于《史记残缺与补窜考辨》一文中指出，此四篇序确为司马迁所作。张大可，《史记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页169—175。
[36]对《史记》中有补缺和增窜之嫌的内容的认定，本书主要参取张大可《史记残缺与补窜考辨》一文中的观点。张大可，《史记研究》，前揭，页176—17、页181—183。
[37]可参张大可《司马谈作史考论述评》。张大可，《史记研究》，前揭，页58—71。
[38]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页12。
[39]张大可，《史记研究》，前揭，页71—73。
[40]张大可，《史记研究》，前揭，页72。
[41]历来有司马迁父子思想异途的说法。司马谈并无单独的著述传世，一般可确认的只有《太史公自序》中的《论六家要旨》，不少论者由此作认为司马谈崇道，而司马迁尚儒，父子异途。但这个说法有不少蹊跷之处，仍有很大的讨论余地，不可据以为论。详参本书第五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