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著《史记》，意在成一家之言。《史记》既为“继《春秋》”而作，则司马迁借撰述史事所表达的一家言亦当为“继《春秋》”而发，当视为他“继《春秋》”的具体表现和思想成果。因此，其一家言的宗旨，根本上与他对《春秋》的理解紧密相关。鉴于当时《春秋》经传并行不分的一般学术环境，这首先需要澄清司马迁“继《春秋》”说中“《春秋》”的实际意指，在此基础上把握他对《春秋》的述作意图和性质的认识，进而领会他对“继《春秋》”之一家言的实质性定位。
然而，由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其一家言的主旨，似与其“继《春秋》”说相歧，难免使其一家言旨趣呈现模糊不清之貌。但任何理性思维都有其内在的一致性，“一家之言”作为司马迁贯通《史记》的自家思想，也有其统一的宗旨、核心。“继《春秋》”与究天人、通古今两种说法只是貌似不可沟通，在本质上则是完全和谐、互通的。司马迁的一家言，既可说是“继《春秋》”之一家言，又可说是究天人、通古今之一家言。在他而言，“继《春秋》”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实非二事，而是一事两说。“继《春秋》”即意味着究天人、通古今，究天人、通古今则是对“继《春秋》”之著述任务的具体解说，二者从不同的角度确定司马迁一家言的核心，并共同指向一个现实的治政目标。
2.1司马迁对《春秋》的理解
《春秋》编年记事，本鲁史旧名。自战国时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指《春秋》体现圣人大义，[1]遂有孔子作《春秋》而明王道之说。今天看来，此说疑点颇多，[2]在《春秋》简略的大事记间找寻、领悟大义所在，也殊为不易。但任何观点，无论真伪、好坏，一旦被接受成为信念，就会产生现实影响。西汉人普遍笃信孔子手定《春秋》，寓大义微言，以当一王之法，故置《春秋》于五经之首，[3]以为圣典。孔子作《春秋》明王道，无论是否真有其事，就西汉人而言，都具有信念上的真实性。[4]司马迁对《春秋》的理解定位，无疑也是在这一信念背景下展开的。
《儒林列传》中，司马迁谓西狩见麟而孔子自以为道穷，“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辞微而指博”。这完全与时论相合，且在见解和语气上都有比较明显的公羊学色彩。[5]众所皆知，汉武独尊儒术，《春秋》三传中，唯《公羊传》立于学官，既有正统之尊，又最有可能为学者所熟悉，司马迁对这一官方学问也当有相当了解，他以公羊学口吻谈论孔子作《春秋》一事，实不为怪，不足证他特别倾心于公羊之学，官方意识形态对人的话语方式所产生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历来都不罕见，从情理上讲很自然，也常有防身之用，故仅凭《史记》中这类显而易见的说法，难以论定司马迁对公羊学的真实态度。当然，《史记》称引《公羊传》，常经传不别，多用“《春秋》”一词代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推崇《公羊传》而视其为《春秋》唯一嫡传，因为在《史记》中，他也曾不止一次径以《春秋》称《左传》。[6]事实上，尽管《公羊传》是当时解释孔子大义微言的唯一官方依据，可司马迁并未囿于此见，而明指《左传》得孔子真传、羽翼《春秋》：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孔子作《春秋》，其刺讥褒讳挹损之义隐而不宣，口授弟子而已；左丘明以为，口耳相传之法，易失孔子真意，故撰《左氏》以明《春秋》之义。此谓左丘明亲得孔子《春秋》真传，特存其大义于《左传》。至此，司马迁主张《左传》实传《春秋》之意，已无可疑——这从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据上引文而有“左氏亲见，公、穀传闻”的优劣之评，亦可见一斑。《史记·儒林列传》记《春秋》之学，三传中独缺《左传》，与此不相矛盾。《儒林列传》自叹“广厉学官之路”起言，述当时教化不兴而文辞粲如的官方儒学状况，[7]并非为明儒林正宗而作；该传不提《左氏》，只载公、穀两家，当源自其时官方学术对《左氏》的冷淡态度，而与《左氏》是否传《春秋》的问题无关。可见，在司马迁的观念里，《春秋》之真传不止一家——据此看他以《春秋》统称《左氏》、《公羊》，即可了然。其实，学术正统之争，本难避免利益因素，而“古人于史实，不甚措意”，[8]“汉人于史事，尚未知覈实”，[9]《春秋》三传之互诋，意尤不在明“真”而在逐利；[10]三传争立学官，学者亦多以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赞》）。[11]司马迁谓公孙弘以《春秋》（即《公羊传》）起家而至取相封侯，[12]”则“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未尝不是有见于学术与利益之互为支援而语含讥讽；且司马氏世典天官，司马迁以家学立身，固不必依傍门户，而当时今古文经学之间也衅端未启，故司马迁据己之见，就事论事，侧《左传》于传经之列，应是常理。
孔子删略“史记旧闻”，简约以成《春秋》，其义则隐于记事之间。三传或口传或亲见，皆称发明圣人大义微言，虽各有侧重、互有差异，当时的学术地位也相去甚远，但无不据经言义，又都自有一个比较连续的传授系统，[13]后继有人，故均不失为对《春秋》有根据、有影响的解释。[14]在司马迁看来，孔子寓大义于《春秋》之事不假，故必有《春秋》大义存于本经的字里行间；既有经有义，论《春秋》就必及于其义。可《春秋》经文过于简略，其义过于隐微，难凭一己之力领悟、立论，且又众说纷纭，故其解说《春秋》，一如今日为学，不能不引经据典，借重诸家之言。
司马迁理解《春秋》，主要是理解《春秋》的本质和意图。这集中体现于《太史公自序》所述的他关于“孔子何为而作《春秋》”的解答里。在这一解说中，公羊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显然是司马迁首先要考虑的。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此处通过壶遂之问引出问题。形式上似问答客难体，未必真有此问，亦未必真有此答，不过是借设壶遂之问而抒发己见。[15]司马迁答壶遂问，以“余闻董生曰”起言，易予人曾受教于董仲舒而先言师承、自明公羊立场的印象。但《汉书·儒林传》记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却未载其受学董仲舒事，而司马迁对董仲舒的真实态度又如何呢？他未专门为董仲舒作传，仅列其入《儒林列传》，且在传中言“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并谓董仲舒因著《灾异之记》陷狱遇赦之后，“竟不敢复言灾异”，意皆不甚尊崇。[16]至于董氏春秋之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从语气上看，“‘颇’为稍略之词，是史公以仲舒述《春秋》于义未尽”；[17]从文章结构上看，这句话正稍后于“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两相对照，略显微意。[18]”正如有论者所言，“《史记》对董仲舒的评价事实上并不高”。[19]除此之外，司马迁师事董仲舒之说还有不少疑点，陈桐生论之甚详，[20]不赘。因此，上引文特言“闻董生曰”，当不出于自明门户之想，不过“以董生为公羊氏之学，当日立之学官，权势所归，据之以明诛乱贼之大义之尊严耳，非树帜于《公羊》之下，若董生之为博士也。亦非守一董生之学，亦步亦趋也”。[21]确切地说，“闻董生曰”与紧接其后引用的“子曰”类似，乃借重之言；司马迁假董氏春秋学之地位权势，表明自己对《春秋》的解说有正统依据，既为取信，恐也不免于避患之虑。
但事实上，司马迁对《春秋》的理解，确非公羊学一家所能独揽：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此节仍是答壶遂“孔子何为而作《春秋》”之问，申明司马迁自己对《春秋》的理解。他的理解，可归结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以为《春秋》根本上在于申明礼义；前面讲“君不君、臣不臣”等，不过是为此结论作铺垫。《春秋》既重礼义，《春秋》之义也当以礼义论，故司马迁以“不通礼义之旨”承“不通于《春秋》之义”言。礼义的本质在“分”，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据此可进一步理解上引文中的一段话：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按《史记集解》引张晏说，此处指赵穿弑君而《春秋》书赵盾弑君一事，谓赵盾“其心实善”，[22]无弑君之意，却因不知君臣礼义所在而陷篡弑之名，可见《春秋》之重礼义，亦可见通于礼义之重要。《春秋》经文于此事不详，只云“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关于此段经文之义，《左氏》、《穀梁》均有发明，《公羊》则未多加留意，唯董仲舒有所议论。《穀梁传》责赵盾以“志同”：“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视其对君之心志同于亲弑之赵穿，[23]是不以为“其心实善”，与司马迁之说明显不同。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论及此事，有“赵盾贤而不遂于理”之语，意似“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但《玉杯》认为，赵盾虽有弑君之名，然《春秋》赦事诛意，为其志善而不予诛，至于《春秋》加赵盾弑君之名，说明其责贤者备，即所谓“恶薄而责之厚也”，目的在“矫枉世而直之”而已。概言之，董仲舒举赵盾事，固谓其心实善而行事不合于君臣之义，但特重其心志动机，旨在明“《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春秋繁露·玉杯》）。这显然有别于司马迁据赵盾事而见《春秋》之重礼义的立意，二者是论同而旨异。就重礼义一端言，司马迁关于赵盾弑君一事的议论更似参诸《左传》。[24]《左传》指赵盾居卿位，“亡不越竟，反不讨贼”，该当弑君之名。按礼，越境则君臣之义绝，君臣之义既绝，则返国可以不必讨贼，[25]故《左传》又引孔子语，申明“越竟乃免”，言赵盾“为法受恶”。可见《左传》论赵盾事归本于礼义，与司马迁同旨。综言之，上引文中，司马迁暗指赵盾事而发的有关“《春秋》之义”的议论，不专主一家一传：礼义之旨，多同《左氏》；兼论心志，与董氏公羊学有相通之处；至于谓赵盾“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春秋》不赦其罪，则三传无明文，[26]董氏更言《春秋》贵志、“盾不宜诛”（《春秋繁露·玉杯》），故当主要是司马迁自己的理解。司马迁解说《春秋》，可谓融通诸家诸传，自成一家之见。不过，如前所言，他暗指赵盾事，只是作一例证铺垫，真正目的则在于确立其总结性的观点即“《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春秋》三传虽亦言礼，但皆未曾明确以“礼义”概括《春秋》之义；司马迁以礼解《春秋》，视礼义为《春秋》根本，为人所未发。[27]这一方面表明，司马迁以礼说《春秋》，突破三传界限，即使不免受三传启发，仍当认为是他对《春秋》的独家见地。另一方面更可见，司马迁所说的《春秋》，就是孔子所作之《春秋》，而非特指某家某传；他理解《春秋》之义，就是理解孔子寓于《春秋》的大义，而非遵循某传家法。《史记》常径以《春秋》称诸传，不过是以为传附于经，而将诸传所记之事、所明之义归于《春秋》名下，视为孔子之传。[28]由此可知，《自序》中，在与壶遂的往来问答之间，司马迁始终是以孔子之《春秋》言《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