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说是“没有边界的海勒”，犹豫让我写成了“没有边界的越轨”。因为要谈的是《第二十二条军规》，而不是它的作者——那位今天已经被人们誉为黑色幽默大师的海勒。尽管，海勒本人和他的作品一样值得我们咂味与追究。
上一个世纪末，忙于进行百年总结的中国读书人，把世界文学进行了百年百部的座次排位。怀着自尊自爱的心情，把中国文学作品排进去了十八部之多，但终于没有把《第二十二条军规》落下，而且还把它排得比较靠前：第三十一位。这说明了《第二十二条军规》在中国知识界的深入人心，可以与金庸那竟也进入20世纪百部经典的《天龙八部》一比高下。不知道这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幸事，还是一次对黑色幽默的模仿。但无论如何，证明了人们对《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接受和对约瑟夫·海勒的容纳。
人们对《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理解，也许更多的是对“黑色幽默”作为曾经影响了世界文学的一种现象的认同，而并非对海勒和《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赞赏。异常奇怪的是，作为一部纯粹的军事文学，《第二十二条军规》具有20世纪世界文学的意义，却没有对中国的军事文学产生丝毫的影响。而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并没有获得世界文学的某种地位，却对我们的军事文学产生了巨大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和孕育。就是到了今天，人们已经可以自由梳理文学的时候，我们也仍然无法摆脱苏联卫国文学的束缚，无法从苏联卫国文学那棵蓬勃大树的阴影中走将出来。
苏联卫国文学对我们的军事文学之所以有遗传性的父子般的左右，其根源之一，大约是我们与其意识形态的强大吻合。毫无疑问，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自然也就导致我们对其卫国文学的全面接纳、模仿与借鉴，这也是文学家族中的血缘、近亲中无可逃避的一种关联。而《第二十二条军规》，相对于苏联卫国文学对我们的影响，恐怕是因为意识的差别，遭到了一种实质性的冷遇。如同一辆机器设备都异常现代的豪华轿车无法在我们山道上行驶一样。之所以如此，也或许因为《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诸多超常的越轨。
说起来，首先越轨的是海勒的非爱国主义与非英雄主义的写作。我们谈论《第二十二条军规》时，从来都回避作品对非爱国主义与非英雄主义的张扬，而以“反战”二字，把这种更为敏感也更为深刻的内容一言以蔽之。从而，也把海勒建立在非国家、非民族、非英雄、非理想基础上的对生命与人的巨大尊重与爱惜一扫帚扫到了门后的角落。尤索林行为上因反战、厌战、贪生怕死、被战争扭曲的灵魂成为泡沫而在我们眼前漂动不止，而他对生命的热爱与对他人的尊重，却像泥沙一样，被我们在某种意识屋檐下的阅读，赶到了河流下的泥床之上。奈特雷因为深爱一个妓女，而在完成飞行任务后，生怕被送往安全的美国本土。仅仅为了能和罗马大街上的妓女多见几面，却甘愿留在地中海上空的战场上继续飞行。然阵亡之后，当尤索林把奈特雷阵亡的消息告诉他心爱的妓女时，那个肥硕、肉感的妓女把对奈特雷全部的爱都一股脑儿转化为对带来了噩耗的尤索林的恨。小说的尾部，用大量的篇幅展示了奈特雷的妓女因怨恨尤索林而千方百计地对尤索林进行厮打、谩骂，乃至无计不施的仇杀。而尤索林却对这个失去控制的妓女，除了回避，就是躲藏，没有丝毫的怨恨，没有以牙还牙。他的好友阿费强奸了女佣又将女佣从楼上的窗户扔向大街，女佣的死亡在战乱中如死了一只瘟鸡样而无人问津时，尤索林也没有对一个比佣人更为低下的妓女进行一个军人式的呵斥。这实在把尤索林对生活、生命与人的爱与尊重表达得淋漓尽致，使我们在所谓反战的表层下，清晰地看到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乃至“英雄主义”对人与生命的侵害；看到了《第二十二条军规》在超越“国家”“民族”“战争”“和平”“英雄”“利益”等等这些庞大、庄重的理念后，对人与生命无奈的苦笑与抚摸。当然，不能说对国家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越轨，就在思想上优越于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不能说对某种意识的反动，就是思想深邃的表现。但《第二十二条军规》告诉了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说，无论从哪个望孔中去窥探艺术的奥秘，越轨，都是推动文学发展的最好、甚至是唯一的原动力。换句话说，没有越轨，也许就没有艺术。放弃对《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意识的讨论，仅就它越轨的艺术而言，也给我们的创作与阅读，提供了一面发亮的镜子。
越轨，在海勒那里，是全方位的，没有边界的。没有边界，一是说他越轨的尺度没有限制，不仅可以让士兵在为国作战中在国家的荣誉上拉屎拉尿，与妓女相亲相爱，而且可以让尉官、校官，乃至将军以国家的名义投机倒把，成立股份公司，不仅倒卖一切可赚钱的物品，而且还可以倒卖国家至上的尊严与军队的神圣。总之，一切海勒可以想象得到的越轨的火车，他都可以重新铺设一条轨道让它驶出常轨，汽笛尖叫着朝那个目的地狂奔疯驰。没有边界的另一方面，是越轨的没有方向，没有方位。我们惯常说的故事、情节、细节，开头、发展、高潮、结尾与结构、叙述，都被《第二十二条军规》中越过艺术习惯规则的长矛刺得鲜血淋淋，撕得衣不遮体。尤其在一部长篇中，不是对故事进行放弃，对读者进行我们说的颠覆考验，而是让故事还在，却对情节、细节采取随意的姿态，这样一种弱化细节、情节，放弃细节在小说中强化的伟大之后，使我们看到了《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故事变成了“事情”，情节与细节只是“事情”中的一些“经过”。是否可以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一部描写“事情”的书。“事情”在海勒的笔下，是故事的外衣，也是故事的血脉，而细节在事情中无处不在，而又没有一处妙笔强化，从而是无数的细节，成为无数的雨滴组成的田野上浑浊的水滩，使每一粒都不再晶莹，但却每一粒都有了离不开的浑厚。20世纪的文学，对故事的放弃成为一种发展的趋势，或多或少，表明着一个作家对故事的态度，是“新”与“旧”的标识。但《第二十二条军规》，却在这种标识下特立独行，既不向故事缴械，也不向故事的裤裆上猛踢一脚，而是把“人物的事情”提升到故事的层面，让细节在经过中生死。这样一种既越陈旧之轨，又越新成的发展之轨的手法，使《第二十二条军规》，在20世纪的文学中，获得了崭新而长久的与众不同，也从而确立了一部名著独有的内在个性与深处的光彩。当然，将对故事的态度，转化为对事情的态度，还并不能使一部作品走入伟大或者经典的行列。如果那样，越轨的脚步，即便是在一条铁腿的脚下，也不会比常轨上的轮子跑得更快。之所以海勒能成为一个世纪的经典大家，更重要的也许是他在一部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经典荒诞与黑色幽默那和风细雨与暴风骤雨相辅相成的张弛弥漫的叙述与讲演。
今天，海勒已经因为对“黑色幽默”创造性的贡献而成为伟大的作家，《第二十二条军规》也因为“黑色幽默”四个字而成为文学的精品，如同马尔克斯因为“魔幻现实主义”一词成为伟大作家，《百年孤独》因为魔幻现实主义而成为不朽的经典一样。但是，来自于《第二十二条军规》黑色幽默，绝不是我们日常说的语言上的伎俩，也不是弥漫在事情中无处不在的意外，更不是在军事、战争、营事上的遍地越轨的无规则叙述。不是尤索林怕死、厌战而躲到皮亚诺扎岛上野战医院乞求医生把他当作精神病人而长期留住，不是卡思卡特上校以增加飞行次数来维持战争对抗的继续，也不是从医院寄出的一些私人信件的落款都是欧文·华盛顿或华盛顿·欧文而导致罪犯调查部的军官进行无休无止的错误调查与跟踪，还不是麦克沃特酷爱驾着飞机低空飞行从而对战争有一种情人难以分离的钟爱，更不是不存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不仅可以规范和抹杀军人的一切，而且可以改变和扼杀妓女的一切，人的一切。这一些，这布满书页每一行一切的越轨的叙述与行为，这如阳光下的毛毛雨和暴风雨样的不可能中的真实存在，都不是来自于所谓“黑色幽默”的文风与文学派别的潮浪，而是根源于海勒那与众不同的思维。思维的趋向，决定着文学的异同。而差异则是一部作品存在的唯一理由。没有差异，就只有死亡。海勒对差异的表达，就是来自于思维的“黑色幽默”的越轨与反动，从而使一部真正的军事文学，获得了文学——世界文学的成就与地位，影响并推动了世界文学的走向与发展，而不是如苏联卫国文学那样，仅仅在军事文学的领域里才显出它的生命与绿旺的茂盛。
毋庸置疑，把《第二十二条军规》当作一部军事文学看待，是我们对海勒的不敬，但我们读者，将其与我们的军事文学进行阅读并比较，会使我们感到我们的军事文学并不是无路可走，甚或说，军事文学未来的发展，今天还没有真正地开始。然而，当我们果真去阅读《第二十二条军规》时，千万不要卯足气力地一口气把它读完，它不是能够让我们三天三夜一气读完的《基督山伯爵》，也不是18、19世纪的那种让人牵肠挂肚的命运故事，它是一部“事情”之书，一天一个章节，或几个章节的慢慢读它，会使我们嘴里总有甘草的味道，像总有嚼不烂的带苦味的橄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