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蜉蝣——《天年》创作杂谈
文/何夕
编者按：本文是何夕2015年11月26日晚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演讲稿。因演讲内容饱含他对科幻文学的认识，特向作者追要刊载，以飨读者诸君，亦借其科学正能量为改版新刊奠基。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同各位科幻爱好者一起谈谈《天年》，也谈谈科幻。
自从《天年》面世之后，已经有不少人问起创作这篇作品最初的触发点是什么。今天就先从这个问题说起吧。从我们这个星球上诞生生命以来，其实一直就存在着物种灭绝现象，这是极其普通的自然规律之一，毫无出奇之处。但是如果我们对这种现象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同样是物种灭绝，其实也分不同的情况。在《天年》的设定里，像恐龙或是猛犸象这样的物种灭绝是普通现象，而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物种灭绝则是微生物或微小生物的灭绝，实际上这就是我创作《天年》的出发点。
《天年》开篇是一段引子，描述了一种叫作“七节”的微小生物在七亿五千万年前的生活。它们是当时的世界霸主，站在这颗生命星球的进化之巅，遍布全球。然而，因为“天年”的缘故，它们最终灭绝了，其基因彻底“失传”，同地球现存的任何生物门类都没有关联。其实“七节”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东西，它有着坚实的现实原型。英国《自然》杂志在2010年7月发表了一篇法国研究团队的论文，该团体在非洲加蓬发现了二十一亿年前的复杂多细胞生物化石，关于这个消息大家可以去查相关资料。显然，这个时间还远远早于小说中“七节”生活的年代。这些化石证据说明复杂生命很早就出现在了地球上，但是，它们后来都灭绝了，所以后来广为人知的就只有所谓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些灭绝的生物都是微生物或微小生物。不妨试想一下在今天的海洋里，如果有朝一日某种鲸鱼灭绝了，大家觉得有可能吗？显然有可能，而且不一定就代表着发生了什么灾变，也许就是哪天日本人贪吃不小心给捕捉完了。但如果有一天科学家报告说某种微小的浮游生物，比如说硅藻吧，突然灭绝了，你会怎么想？在那种情况下，只要稍有一些科学和生活常识的人马上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一定发生了某种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件，而且这个事件极有可能对整个人类的生存产生严重影响。为什么？就因为硅藻是微小生物嘛，作为物种整体，它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如果这样的微小生物都灭绝了，一定是发生了影响整个星球的超级灾难事件。刘慈欣曾经在《三体I》里描写过一个场景：警察史强用蝗虫的顽强来激励精神崩溃的科学家汪淼，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你看在很多科幻电影塑造的废土世界中，人是没几个了，但虫子遍地都是。说明在人类的普遍意识里，像节肢动物这样的更低等生命的生存能力是远比人类强悍的。但在《天年》的设定中，整个昆虫纲集体灭绝的情形其实也是可能出现的，因为在真实的地球生命史上就发生过相同量级的灭绝事件。地球现存三十八个动物门类，比如说著名的“节肢动物门”，它包括下面的“昆虫纲”。但化石证据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曾经出现过的动物门类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三倍。既然连更高级别的“门”都可以灭绝，更何况排在“门”下面的一个区区“昆虫纲”呢？
好了，说完了《天年》的创作触发点，我们再来讨论下《天年》到底在讲什么。大家可能都已经看过这部作品，大概知道这是一个更大的故事的开端。续作的名字可能叫《天年II·银河摆渡人》，是另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但这个名字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作为系列作品开端的《天年》，虽然是个基本独立的故事，但也担负着提出问题的职能，或者说是揭示危机。天年危机从总体上看是一个气候危机，我在作品里假设人类即将进入新的冰河期。实际上由于冰河期对地球及人类的历史影响很大，学术界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多种可能的解释。学术界主流的解释，一般都是地球洋流或者地球运转轨道的变动所引发，再深层的原因是太阳自身的活动周期所引发，也就是说，原因都限定在地球自身以及太阳系的范围内。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天年》这部小说里涉及的并不是像第四纪冰期这样持续时间以十万年或百万年计的普通冰期，在《天年》这部小说的科幻设定里，认为以地球轨道变化或是太阳活动周期很难解释像石炭-二叠纪大冰期这种持续时间长达八千万年的超级大冰期，同时也无法解释中生代那种长达上亿年的稳定而温和的气候。因为这些理论提出的周期变化一般只有数千年至数十万年，这和地球历史上的那些超长期气候变化在时间上相差好几个数量级。所以，在《天年》里提出了另外的一些解释。也就是说，对于跨度达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气候变化而言，其真正的成因可能需要到地球之外，甚至到太阳系以外，到一个更高更广的宇宙尺度上去寻找。这就是“天年”的设定。
说到这里，我们又要说说刘慈欣的《三体》，这部作品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你看它的科幻大背景其实也是气候问题。三体人生活在一个三恒星系统，也就是说那里有三颗中央恒星，由此带来乱纪元、恒纪元之类极端恶劣的气候问题。（大家看，保持一个中央是多么重要啊）。所以三体人为了应对交替出现的极寒极热气候问题，想出了好多办法。比如说把人脱水，以此来度过最恶劣的时期。
气候可以说是对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最大的自然现象。在《天年》里，危机逐渐揭示的过程，也穿插了大量与气候相关的历史线索。在主人公之一江哲心的笔记里，人类遭遇天年危机其实是一个祸福相依的奇特现象。一方面，地球生命被天年的阴影笼罩；但从另一方面讲，生活在存在天年威胁的区域又恰恰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因为那些没有天年危机的宇宙区域——比如银河系的核心区——可能根本就不会给智能生命提供生存的机会。
《天年》这部作品里贯穿着浓浓的宿命观。这里说个小插曲，出版《天年》的时候需要在封面上印一个英文名，结果《科幻世界》的编辑们想了很多词汇都觉得不太满意，后来问到我。我也觉得“天年”这个词在作品里的内涵实在是比较复杂，确实不好翻译。后来我就建议能否按照“宿命之年”来翻译，实际上最后的这个“DOOMSYEAR”也只是权宜之计，等以后再说吧。现代科技对于较短时间的气候预报已经很准确了，对长期的气候预报还做不到，但按照《天年》里的设定，对于以亿年来计算的地质时间的气候趋势，恰恰又是可以预言的。这个现象有点儿像经济学理论，一个正确的经济学理论绝对无法计算出明天集市上某件服装的价格，但却有可能正确预言明年的纺织品价格走势。
按照《天年》的设定，人类正好遇到了天年的冬天。这个概率很小，大约二亿五千万年至三亿年发生一次，因为太阳每隔这么长的时间就到达离银河中心最近的点。这个时间长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我们人类这个只有区区几百万年生存史的物种居然就真的撞上了。个体生命都有自己的自然寿命，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颐享天年。祝贺某人长命百岁是句好话，但如果对方已经九十九岁了呢？而按照《天年》里的设定，所有物种也有自己的寿命，一般地球物种的存续期也就是三五百万年，然后就将迎来物种自己的天年，也可以称为大限。人类的存续时间其实已经到达了这个时限，而我们又恰巧生活在距二叠纪大灭绝二点五亿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冥冥之中的宿命让我们与天年相遇。而比那些在二叠纪灾难中灭绝的三叶虫之类的生命更不幸的是，人类拥有智慧，人类看到了那个步步逼近的末日。
关于《天年》就先说这些，借这个机会我还想和大家谈谈科幻。从事科幻创作也有些年头了，也有些感悟。我知道在座的同学里有些也喜欢科幻创作，我也很愿意把关于科幻的感悟同大家分享。
虽然有了《三体》的成功，中国科幻的现状仍然不能称作繁荣。不过我自己对中国科幻的前景还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我觉得在当下中国的文艺领域里，做科幻、写科幻、读科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说到科幻的意义，我觉得至少有以下两点：
第一，科幻小说对人性的洞察和拷问的深度、广度是其他文学形式难以达到的。
欧洲文艺复兴最伟大的贡献便是发现了“人”，也许这更多的是指人从对“神”的膜拜中解放出来，发现了自身的价值。但是很显然，对“人”的认识与发现一直贯穿着人类文明的全部历史。不过这更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试图剖析的对象正是我们自身，而数理逻辑学已经证明：对自我的指涉必然导致不可解的悖论。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单单可以理解为作品的出色，说不定是因为莎士比亚也迷失在了人性的怪圈里。
而科幻就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由未来之手把握，让我们得以在某些短暂的瞬间瞥到被现实的肌肤筋骨重重遮蔽的自我——那个本来的“人”。当下的中国科幻作品题材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还包括那些人迹罕至的禁区。科幻小说的特长是设置极端环境，在这样的场景下充分地暴露人性、人心以及人本身。对于人类基因正统的边界、对于生存和死亡、对于人工智能生命存在的意义、对于星际移民后人类的异化……这些涉及人类本性的终极问题只有科幻小说才可能提出，也只有科幻小说才能解答。
第二是科幻小说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塑。
从荀子等人算起，类似“文以载道”的观点已经提出两千多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句话并不是口号，而是实在贯穿于文学创作及至中华文化当中的一条基本原则。而在当下的中国，恰恰是在科幻小说的领域中还有许多作品依然坚守着这个古老的文学原则。这可能也是由科幻的本性所决定的，因为科幻一直是个“写什么”比“怎么写”更为重要的领域。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评价一部科幻作品好坏的最主要依据还是看它的科幻内核是什么，即它到底表达了什么、创造了什么，而不是看它玩出了什么新的文字技巧。拿《三体》来说，读完后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离奇古怪的情节，不是感观刺激，而是作者的思考，继而引发读者自己的思考，那是一种心智上的快乐，也是人类作为智慧生物所能得到的最大快乐。一句话，读科幻让人“有所得”，恐怕这也是科幻存在的意义。
我从骨子里坚信，优秀的科幻作品一定是具有长远生命力的。毕竟，人是智慧的生物，人类创造了科学，科学的精神也反哺着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