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与明清易代，对文人士大夫冲击极大。他们在切肤之痛之后纷纷深入反思，从封建伦理观念、思想意识到封建制度设计、官僚机构设置等，大胆批判，进而提出改革构想，成为一股启蒙思潮，影响深远。这种思想意识也贯穿到文人们戏剧创作之中，使这一时期创作的剧本颇具思想内涵与时代特色。
一、黄宗羲的深入批判与改革设想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人们称之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曾参加明末复社，被南明王朝逮捕入狱，清军攻陷南京才逃回家，又集合家乡子弟数百人，响应明吏部给事中熊汝霖等抗清号召，组建“黄氏世忠营”，失败后隐居著述，有70余种千余卷著作传世。清廷屡次征召，他坚持不出。他既受改朝换代的巨大冲击，又受到明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较多影响，因而对封建专制体制有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具有民主思想萌芽的反专制论、废除专制主义的“一家之法”而恢复“天下之法”和“工商为本”等主张，具有相对的时代高度和先进的古代民主观念。
首先，黄宗羲认为，封建君主是天下的大害，主张实行权力分治，以限制君权：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因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乐忧。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
……
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妄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
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以其可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明夷待访录·原法》）
黄宗羲思接千古，笔力千钧，纵横捭阖，上下几千年，横扫封建帝王一人至高无上的专制制度，大胆揭露秦汉以来封建帝王的罪恶，认为专制体制造成帝王“家天下”，视国为家，视官吏为仆人，视民众为草芥，自私自利，没有尽其为君的管理职责和表率作用，简直失去了位居上位的本意。而这种专制体制下的法令，只是为君王一人谋权势，而不是为天下民众谋利益。因此，造成明代的宦官得势，操纵权力：
自夫奄人以为内臣，士大夫以为外臣，奄人既以奴婢之道事其主，其主之妄喜妄怒，外臣从而违之者，奄人曰：夫非尽人之臣与，奈之何不尽敬也。人主亦即以奴婢之道为人臣之道，以其喜怒加之于奄人而受，加之于士大夫而不受，则曰：夫非尽人之臣与，奈之何有敬有不敬也！盖内臣爱我者也，外臣自爱者也。于是天下之为人臣者，见乎上之所贤所否者，在是，亦遂舍其师友之道而相趋于奴颜婢膝之一途。习之既久，小儒不通大义，又从而附会之曰：君父，天也。故有明奏疏吾见其是非甚明也，而不敢明言其是非，或举其小过而遗其大恶，或勉其近事而阙于古，则以为事君之道当然，岂知一世之人心学术为奴婢之归者，皆奄宦为之也。祸不若是其烈与？（《明夷待访录·奄宦上》）
其次，黄宗羲在反思明代长期宦官专权、宦官的奴颜婢膝，很容易传染给士大夫官员，从而形成奴隶政治，造成全社会管理体制混乱的基础上，指出其根本原因是宰相制度的缺失。他认为：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
……
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其有实乎。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喜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宰相之过也。（《明夷待访录·置相》）
这里，他指出了宰相制度取消后，天子一人独自掌控权力，远在百官之上，视百官为家奴，可以肆意妄为，任用制度也随之改变，“能事我者我贤之，不事我者我否之”，以个人好恶任用官员，岂能选贤任能呢！处于这种任用制度下，拍马逢迎的小人得到重用，国家焉能不乱！他指出：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盖自外而言之，天下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士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绝然无等级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亦不殊于大夫之摄卿，士之摄大夫耳。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之间，而小儒遂河汉其摄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衰绖之哀，讲礼乐征伐之治，君臣之义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绝矣。不幸国无长君，委之母后。为宰相者，方避嫌而处，宁使其决裂败坏，贻笑千古，无乃视天子之过高所致乎。（《明夷待访录·置相》）
黄宗羲敏锐地觉察秦汉以来的绝对君权制度所造成社会管理的诸多弊端，他引用孟子的语录，试图回复到周天子时代，以宰相的内阁制削弱君权，限制君主的无限权力，提高相权，遏制君权独裁，提高士大夫的行政参政地位，加强各级管理层的权力，进而改造社会管理机制的设想，是很有见地的。
第三，黄宗羲还主张扩大太学等学府的功能，使之参政议政并监督朝廷施政：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东汉太学生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摄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明夷待访录·学校》）
黄宗羲试图扩大太学的功能，不仅把太学作为培养士大夫阶层的基地，而且作为主持公议，议论朝政、监督朝政，进而影响施政方针和重要决策，有点儿接近近代西方议会的功能，实在是一项大胆而先进的政治改革构想，值得大书特书。
第四，黄宗羲进而提出了“授民以田”的改革设想：
世儒于屯田则言可行，于井田则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之位十矣……
夫诚授民以田，有道路可通，有水利可修，亦何必拘泥其制度疆界之末乎？（《明夷待访录·田制二》）
吾意有王者起，必当重定天下之赋；重定天下之赋，必当以下下为则。夫三十而税一，下下之税也。（《明夷待访录·田制一》）
黄宗羲提出的“授田”，即实行分田给耕田者，使耕田者有其田，是看到明中叶后土地兼并带来的社会不公平，引发了阶级矛盾的激化，造成社会大动荡而开出的“药方”。同时，他还提出减低赋税，从而缓解农民与政府的矛盾。这些改革建议，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世影响也很深远。
二、唐甄对封建君主制的揭露
唐甄（1630—1704），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人。他痛感明末封建君主的昏庸和专制制度的腐败，尖锐地批判这种腐朽制度。
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今夜有负数匹布，或担数斗粟而行于涂者，或杀之而有其布粟，是贼乎？非贼乎？……杀天下之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
唐甄不仅把封建帝王谓之“贼”，而且把专制君主视为屠杀天下百姓的最大刽子手，是封建社会一切罪恶之源泉。
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父老妇子，皆其羊豕也。处平世无事之时，刑狱、冻饿，多不得毕命；当用兵革命之时，积尸如山，血流成河，千里无人烟，四海少户口。（《潜书·止杀》）
大将杀人，非大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偏将杀人，非偏将杀人，天子实杀之；卒伍杀人，非卒伍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人，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乎，实天子为之大乎。
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干。于是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圃，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彼何诚心，而忍享受之。（《潜书·室语》）
唐甄清楚地分析，封建帝王通过攻战屠杀，登上宝座。维护宝座，死人无数。封建宝座，是建立在旧骨成堆之上，漂浮在血流成河之中。而封建的官吏制度，是专制体制的支撑。而封建专制体制中的吏制，必然腐败。
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获既多，则有陵已者负箧而去。既亡于上，复取于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以数十年以来，富室空虚，中产沦亡，穷民无所谓赖，妻去其夫，子离其父，常叹其生之不犬马若也。（《潜书·室语》）
唐甄不仅指出封建帝王是杀人的总策划，是最大的刽子手，而且指出了改朝换代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循环，封建专制制度是造就罪恶的根源，从根本上否定了祸国殃民的专制制度。他认为，帝王一人高高在上，忽视民意，容易制造暴君。暴君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只有否定专制制度，才能尊重民意，改良生长暴君的土壤。“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这惊天动地的呐喊，如晴天霹雳，久久回荡在华夏大地的上空，震撼人心，成为迫切要求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声。
三、顾炎武的反思与救世“药方”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他曾纠集义兵守吴江而成为清军俘虏。他在《日知录》中否定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君主的绝对权力，认为“国家”是一姓一家的王朝，“天下”则是万民的居所，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改朝换代只是易姓改号和统治集团之间利益的再分配，与天下民众利益关系不大。万民生计应置于君臣一己私利之上。他明显跳出了长期以来士大夫阶层“忠君”的思维牢笼，不只忠于一姓王朝，而须着眼天下，为天下民众利益奔走。他还深入讨论“郡县”这一政治体制，写下了著名的《郡县论》。
知封建之所以变为郡县，则知郡县之弊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之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盖自汉以下之人，莫不谓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废，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方今郡县之弊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弱，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盖趋于乱也。何则？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薄，日多于一日。而又设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则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来之弊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亭林文集》卷一）
在清初对封建制度的讨论中，有人提出恢复到“分封八百诸侯”的三代之治时，顾炎武指出，这只是迷恋复古的美梦。郡县制只是在制度设计和操作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如今看来，他出的主意：“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郡属之法”，“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就能“复振”纠正“二千年来之弊”，尽管也有某些合理的因素，但不便操作，实在是书生之见，但确也显得可爱，在当时呈现某些思想闪光之处。
四、王夫之论郡县制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湖南衡阳人。曾参与抗清斗争。他在《读通鉴论》中认为：
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
一姓之兴亡，私也；而民生之生死，公也。
古人之天下，人自为君，君自为国，百里而外，若异域焉。治异政，教异尚，刑异法，赋敛惟其轻重，人民惟其刑杀，好则相昵，恶则相攻，万其国万其心，而生民之困极矣，尧舜禹汤弗能易也。至殷之末，殆穷则必变之时，而犹未骤变于一朝。而周大封其同姓而益展其疆域，割天下之半而归之姬姓之子孙，则渐有合一之势；而后世郡县一王，亦缘此以渐统一于大同。然后风教日趋于画一，而民生之困亦以少衰。故孔孟之言治详矣，未尝一以上古万国之制欲行于周末。则亦灼见武王周公绥靖天下之大权，而知邱民之欲在此而不在彼。以一姓分天下之半，而天下之瓦舍者渐就于合。故孟子曰：“定于一。”大封同姓者，未可即一，而渐一之也。（《读通鉴论》）
王夫之的眼光独到，认为由部落制到分封制，再到郡县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的进化。他进一步分析：
郡县之天下有利乎？曰：有，莫利否州郡之不得擅兴军也。郡县之天下有善乎？曰：有，莫善于长吏之不敢专杀也。诸侯之擅兴军以相侵伐，三代之豪衰也，密阮齐晋莫制之也；三代之盛，王者制之，而后不能禁也。若其专杀人也，则禹汤文武之未能禁也。而郡县之天下得矣。……汉承秦以一天下，而内而司隶，外而刺守，若严延年、陈球之流，亢厉以嗜杀为风采，其贪残者无论也。犹沿三代之弊而未能革也。宋孝武猜忌以临天下，乃定“非临军勿得专杀，非乎诏勿得兴军”之制，法乃永利而极乎善，不可以人废者也。嗣是而毒刘之祸以灭焉。（《读通鉴论》卷十五）
王夫之认为，分封制度下“擅兴”和“专杀”的惨剧，在郡县制度下就不会发生。因此，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五、颜元、李塨师徒的均田制构想
颜元（1635—1704），字浑然，直隶博野人。他深入考察分析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原因，主要是广大农民没有土地，终年勤劳而不得温饱，提出打破土地私有制，将地主豪强占有的土地平均分配给从事耕作的农民。
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若顺彼富民之心，即尽万人之产而给一人，所不厌也。王道之顺人情，固如是乎？况一人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为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诸子贫可乎？……况今荒废至十之二三，垦而井之，移流离无告之民，给牛种而耕焉，田自更余耳。故吾每取一县，约其田丁，知相称也。（《存治篇》）
颜元所论述的道理，即土地本身是天惠之物，少数人用各种手段多占有，而大多数人失去了享受土地利益的机会，是极为不公平的。只有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天下才能太平。
颜元的学生李塨，继承了老师均田论。李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直，直隶蠡县人。他主张“制民恒产”，以消除土地兼并。
孟子以制民恒产为王政之本。然则民产不制，纵有善治，皆无本之政也。譬诸室基固者，即壁桷有损不倾，基不固虽极雕绘之观，一遭风雨，立覆矣。三代以下，百姓未尝无治安之时，乃多不过数十年，少则数年，即不得其所者，本不立也。自秦开阡陌，尽天下皆私田，人君何由制民之产，以立王政之本哉？（《平书订制田》）
李塨进而提出用均田达到制民之产。
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产。均田，第一仁政也。但今世夺富予贫，殊为艰难。颜先生有佃户分种之说，今思之甚妙。如一富家有田十顷，为之留一顷，而令九家种九顷，耕牛子种，佃户自备，无者领于官，秋收还。秋熟以四十亩粮交地主，而以十亩代地主纳官。纳官者，即古什一之证也。地主用五十亩，则今日停分佃户也。而佃户自收五十亩，过三十年为一世。地主之享地利，终其身亦可已矣。则地余归佃户……无地可分者，移之荒之。（《拟太平策地官》）
这里，李塨提出用渐进的办法，将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三十年后转移使用权，从而达到均田的目标。
总而言之，颜、李师徒，深入研究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及历代农民暴动的根源，提出了以均田制达到农民有恒产的目的，既代表了广大农民的愿望，也不失为封建社会的稳定提出的一剂治世良方。
六、戏曲文化的反思
明朝末年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在东南沿海城市出现，但是由于明末统治者腐朽贪婪，民不聊生，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李自成起义军的失败，导致满族八旗的入关，清王朝的建立。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民族建立政权，更容易接受和推行保守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清初的统治集团推行的是巩固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和闭关自守的政策。这种统治策略引起了社会氛围、思想意识、民族心理变化与冲突，并在戏曲文化中迅速体现出来。历史的轨迹发展从来就不是直线发展的。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道德观念在清初受到打压禁锢，人们必须改良现存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道德观念、思维模式。这样，处于这种变化之中的人们就容易产生一种人生失落感。这种感觉引发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沉思、追问与探寻。
一部戏曲文化史就是一部民族心灵史。戏曲作品最终反映特定时期人们内心或隐或显的精神情感。在“亡天下”的明清易代之际，每一个文人士大夫都要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出选择，这种抉择又往往关乎身家性命与个人荣辱。当身逢社会剧变时，他们往往沉溺于对往昔的回顾与眷念，将自己封闭在自我营造的情绪氛围之中。故国之思不仅体现为一种道德自律和人生期待，有时也作为一种审美体验，自我陶醉而回忆玩味。这种普遍的心态在亡国之初格外强烈，使历史故事剧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寄托，成为反思现实的文化载体。《秣陵春》隐秘地表现了受恩于旧朝的仕者在新朝利害面前的内心矛盾与精神焦虑；《西湖扇》则是一部分士子文人逐渐摆脱遗民阴影，渴望知遇新朝而又心怀不甘的心迹；而《长生殿》则是立足于现实，以鲜活的人物形象反思历史，寄托哀思，以期提供史鉴。洪昇作为国子监监生，深入反思唐代由盛入衰的历史过程，三易其稿创作了《长生殿》。孔尚任作为孔子后裔，既有改朝换代之后振纲纪存道德的自觉担当，又有身处新朝，蒙受帝恩的感怀和耳闻目睹遗民黍离之感的复杂纠结。因此，《桃花扇》宏阔而深入地思考明清易代所昭示的社会哲理，使文人传奇的文化内涵得以向深度与广度推进。这4部传奇历史剧以其相近的离合故事，展示了清初不同历史阶段文人士大夫在新旧朝代更替之后的复杂情感：由眷恋与徘徊，接受与期冀到反思与史鉴的心路历程，真实地再现了明清易代在文人及广大汉族民众精神心理上的深刻投影。
汉族文人组成的清前期剧作家群体，在失落空幻之余，深入反思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人际关系等，掀起了一股戏曲文化反思浪潮。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剧作家群，以敏锐的眼光，深邃的思想，圆熟的手法，创作了一大批艺术质量很高的剧作，表现了戏曲文化反思的力度与成就。李玉创作了《牛头山》、《麒麟阁》、《昊天塔》、《风云会》及《清忠谱》等历史剧，借助历史人物与故事，表现强烈的爱国感情和浓厚的民族意识。例如，根据讲史和民间流传的岳飞抗金故事创作而成的《牛头山》，描绘北宋末年汴京失陷，南渡偏安，金朝侵占了半个中国。留守东京的岳飞连上奏章，劝皇上亲征。由于投降派汪伯彦、黄潜善在宋高宗面前进了谗言，岳飞被谪为河北招抚使张所标下旗牌，留守东京的印信交与奸臣杜充掌管。金兀术闻讯，即刻攻打汴京。杜充献城投降，汪、黄逃之夭夭。金军趁机南侵，直渡长江，皇帝赵构携宫妃潜逃。金军紧追不舍，危急之时，被前来救驾的岳飞救上牛头山。金兵将牛头山团团围住，妄图困死南宋君臣。岳飞之子岳云前来勤王，杀败金兵，护送赵构返回临安。故事在宋朝“中兴指日可望”的气氛中结束。剧本中所反映的南宋历史与南明小朝廷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此剧深情歌颂了民族英雄岳飞父子的壮志凌云和精忠报国精神，揭露谴责了南宋朝廷的昏庸和权相黄潜善等人的卖国行径。李玉创作此剧，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古喻今，抒发胸中块垒。剧中对忠孝两全、义勇盖世的岳飞的歌颂，曲折地表达了对史可法等人物的赞扬；对汪、黄的揭露，就是对马、阮之流的鞭挞。此剧通过岳飞抗金的故事，表明外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昏君权奸误国。剧本最后借岳飞之口说道：“临安非用武之乡，江左非偷安之地，祖业宜恢，国耻宜雪……渡江北伐，恢复中原。”这些豪言壮语无疑会起到缅怀先辈功绩、激励后人为保卫故国山河而斗争的作用。
李玉的《千钟禄》，运用对比的方法，着力描写了建文帝的流离惨痛和朱棣的残暴屠杀。在李玉笔下，建文帝朱允炆是个比较仁慈的亡国之君。他化装逃走，四处流浪。一路遇雪遇盗，挨饿受冻，躲避兵警，受尽了种种苦楚。他亲眼看到大批前朝臣子遭到杀戮流徙，家属遭到虐待，感到非常伤心，不禁叹道：“咳！都为我一人，以致连累万口性命，是我累及他们了！”而新皇帝朱棣却是个暴君的形象。他杀戮异己，荼毒百姓，把建文朝的忠臣都当作奸党，“斩的剐的九族全诛”，许多无辜的妇孺也被作为叛属进行捕杀流放，就连那些隐居山林的弃职官员也不放过。第二十二出《索命》描绘的图景：
惨凄凄十族诛夷，惨凄凄十族诛夷，血淋淋鱼鳞醢酱。杀尽了男男女女村落荒，云阳市血汤汤……咳！乱纷纷万命遭殃，乱纷纷万命遭殃，痛煞煞千忠身丧。
剧中描述的“靖难之役”，不过是明王朝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是皇权与宗室王权矛盾激化的结果。李玉从正统观念和创作需要出发，贬斥了朱棣的叛逆和僭越，把他写成了一个反面人物，无非是要借此倾吐自己心中的愤慨。《千钟禄》在清初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激发人们缅怀故国，敌视新王朝。对朱棣滥杀无辜和“靖难之役”残酷场面的描写，使人想起清军南下杀人如麻的暴行，想起“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剧中对贰臣贼子陈瑛的鞭挞，未始不是对忝颜事敌的汉奸吴三桂、洪承畴、孔有德之流的抨击。剧中建文帝已不只是个失位君主的形象，而是沦亡故国的象征。建文帝的流离痛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流亡天子的悲哀，而是含蓄委婉地表达了一种深沉强烈的亡国之痛。这与南明灭亡之后大批江南遗民的思想感情，是十分合拍的。特别是那脍炙人口的“八阳”，字字带血，声声含泪，唱遍了大江南北，在汉族百姓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旦（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刷子芙蓉〕颈血溅干将尸骸零落暴露堪伤，又首级纷纷驱驰枭示他方。凄凉，叹魂魄空飘天际，叹骸骨堆埋土壤，堆车轫看忠臣榜样，铮铮自夸鸣凤在朝阳。
〔锦芙蓉〕裂肝肠痛诛夷盈朝丧亡，郊野血汤，好头颅如山车载奔忙，又不是逆朱温清流被祸，早做了暴嬴秦儒类遭殃。添悲怆，泣忠魂飘扬，羞杀我犹存一息泣斜阳。
〔雁儿落〕苍巷呼冤震响，流血泪千行万行。家抄命丧资千荡，害妻奴徙他乡。叹匹妇终作沟渠抛漾，真悲怆，纵偷生肮脏，到不如刀骈斩丧云阳。
〔桃红芙蓉〕惨听百哀号莽，惨见有俘囚状。裙钗何罪遭一纲，连抄十族新刑创。咳！纵然是天灾降，也消不得诛屠凭广，恨少了个裸衣挝鼓骂渔阳。
〔普天芙蓉〕为邦家输忠党尽臣成强项。山林隐甘学佯狂，俘囚往誓死翱翔。空悲壮，负君恩浩荡，拼得个死为厉鬼学睢阳。
〔朱儿芙蓉〕眼见得普天受枉，眼见得忠良尽丧，迷天怨气冲千丈，张毒焰古来无两。我言非戆劝寇囊罢想，倒不如射耕陇亩卧南阳。
〔尾〕路迢迢心怏怏，且暂宿碧梧枝上，错听了野寺钟鸣似景阳。
之后，洪昇的《长生殿》，以李隆基杨玉环帝妃之间的离合之情，反映了历史兴亡之感，受到康熙年间朝野的欢迎。剧中借李龟年的《弹词》，描述了唐代安史之乱以及由此的盛衰兴亡之感，并总结了历代人们对于唐代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由盛入衰历史的反思，折射出历史沧桑感和人生空幻感。
〔南吕一枝花〕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歧路遭穷败。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衰残霜雪鬓须白。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揣羞脸，上长街又过短街。那里是高渐离击筑悲歌，倒做了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
〔梁州第七〕想当日奏清歌趋承金殿，度新声供应瑶阶。说不尽九重天上恩如海：幸温泉骊山雪霁，泛仙舟兴庆莲开，玩婵娟华清宫殿，赏芳菲花萼楼台。正担承雨露深泽，蓦遭逢天地奇灾：剑门关尘蒙了凤辇銮舆，马嵬坡血污了天姿国色。江南路哭杀了瘦骨穷骸。可哀落魄，只得把《霓裳》御谱沿门卖，有谁人喝彩！空对着六代园陵草树埋，满目兴衰。
〔九转货郎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抵多少凄凉满眼对江山。俺只待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地把天宝当年遗事弹。
戏曲艺术形式，是思想文化精神的载体，承载着思想意识和美学精神，是集体文化精神与审美习惯的显现。当清代前期半个多世纪四方传唱昆曲经典唱段，出现“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之际，表明那段历史时期的反思与感伤，成为主流的社会文化思潮和艺术精神。
此外，如《桃花扇》中《余韵》一出，孔尚任借柳敬亭之口，痛快淋漓地抒发了历史沧桑与人生况味：“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这种人生的放歌吟咏，既是作者心血眼泪凝结而成心声，也是作者深沉反思历史与现实之后的感慨，闪烁着哲理与智慧的光芒。
总之，“南洪北孔”的《弹词》和《余韵》，分别借剧中人之口，传达自己的感慨，仿佛两位穿越历史时空的哲人，深邃洞察人间沧桑，形象化描绘，哲理性总结，具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妙语连珠，蕴含丰厚，是戏曲文化反思的经典段落，成为千古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