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设想，假使在经验中的某一时刻，人对其双重天性有了自觉，既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又感觉到自己的生存，既感觉自己是物质又知晓自己是精神，那么就会内在地唤起一个新的冲动——“游戏冲动”。游戏冲动的对象是“活的形象”，即“最广义的美”。[29]它产生于两种冲动的对立，反过来又促成二者的平衡。通过它，人获得一种“自由的心境”，一种“中间状态”。在此状态中，人既不受物质的强制，也不受道德的强制。前一个感受使“感性的人”变成“审美的人”，而后一个感受使“审美的人”发展为“理性的人”。因此，理想的人的成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物质状态”、“审美状态”和“道德状态”。无论个人或民族，经历审美阶段都是其人性完满的证明。文明（教养）的标志是对“假象”（Schein）的喜爱。逻辑假象把自身混淆于实在和真理，只是欺骗。审美假象决不等同于实在和真理，把假象当作假象来欣赏才是游戏。审美假象是“正直的”，它公开放弃对实在的一切要求；同时又是“自律的”，它不需要实在的任何帮助。只在一种情况下，人拥有假象世界的主宰权：“在理论上认真地抑止自己不去肯定假象就是实际存在，在实践中也不借助假象来施舍存在。”“不论在哪个个人或哪个民族身上，有正直而自律的假象就可以断定他们有精神、趣味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优点——在那里，我们将会看到支配现实生活的理想，看到荣誉战胜财产，思想战胜享受，永生的梦想战胜生存。”[30]“审美的创造冲动”能够在“力的可怕王国”和“法则的神圣王国”之间，建立起一个“游戏和假象的快乐王国”，使人摆脱物质的和道德的强制。
如果说，在权利的动力国家中，人与人以力相遇，人的活动受到限制，而在义务的伦理国家中，人与人以法则的威严相对立，人的意愿受到束缚，那么在美的交往范围内，即在审美国家中，人与人只能作为形象彼此相见，人与人只能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相互对立。通过自由给予自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法则。
此时，席勒却突然止步了。《审美教育书简》最后写道：
但是，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个美的假象的国家吗？在哪里可以找到它？按照需要，它存在于任何一个心绪高尚的灵魂之中；而按照实际，就像纯粹的教会和共和国一样，人们大概只能在个别少数卓越出众的人当中找到；在那里，指导行为的，不是对外来习俗的愚蠢的摹仿，而是自己的美的天性；在那里，人以勇敢的天真质朴和宁静的纯洁无邪来对付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他既不必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就得伤害别人的自由，也不必为了显示优美就得抛弃自己的尊严。[31]
席勒好像意识到了，从形而上学自由是推论不出政治自由来的。哈贝马斯对此做过一个有意思的解释。他说：“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已经发生分裂的现代性，并设计一套审美乌托邦，赋予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借助这个审美乌托邦，席勒把艺术理解为交往理性的真正体现”，即“一种深入到主体间性关系当中的‘中介形式’”，因而能够通过教化在人达到政治自由的过程中发挥作用。[32]
以上对现代美学从鲍姆嘉通、康德到席勒的一段问题史的叙述，意在说明美学从创立之初起就不仅仅是源自（当然包含着）对美和艺术的分析兴趣，而是基于更广泛的现代精神自我确证的动机。鲍姆嘉通为“美学”命名，看似哲学内部的一个技术性提议，其实是之前夏夫兹博里（The Earl of Shattesbury）、杜博（abbé Jean-Baptiste Du Bos）、哈奇生（Francis Hutcheson）等人关于情感、趣味（鉴赏）讨论中问题累积的结果。在理性主义体系内给美学一个位置，表明情感或感受力作为主体的一种能力得到了现代哲学的认可。真正为美学确立主体哲学根基的是康德。他在批判哲学范围内，把审美—艺术提升为和认知、道德并列的“自律的”领域，并且让包括美学在内的目的论批判来充当先前神圣目的论的角色。以后在主体哲学内部产生的美学困局（第一个是席勒），都和这个根基从没挪动有关。而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最后保留的“道德神学”出路，则包含着他对现代世俗化世界潜在危险的忧虑。席勒越过康德为审美设下的多重限制，主张审美应当代替宗教发挥一体化的作用，并使之和人类解放的政治前景联系起来。席勒止步之处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起点。从此，审美既作为艺术问题又作为社会政治问题，被推到现代思想的前沿。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注释：
[1]参见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2]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页。
[3]西方史学界对于“现代”究竟从何时开始，并无一定之见。一般说，思想史研究关注学说或主义酝酿、产生、发展的始末，社会史（包括政治史、经济史等等）研究重视事件的因果，因此，两者在断代上往往不尽一致。思想史上的“现代”有时是指从13世纪末、14世纪初在意大利发端的人文主义（即“文艺复兴”）运动到今天这个连续的单元，其间大体以18—19世纪的启蒙运动为线分成前后两段，即通常所说的“近代”和“现代”。在英语中，由于这两个概念在用词上没有差别（都是modern），有时为了明确两者的区别需要在前面加上各种限定词，即便如此，还是经常引起误解。在德语中，“近代”（Neuzeit）和“现代”（Moderne）是两个不同的词。特洛尔奇（Ernst Peter Wilhelm Troeltsch）对这两个阶段做过区分，其目的在于指出现代精神并不如苏格兰和法、德启蒙思想家表达的那样是与中世纪的决裂，而是在中世纪文化内部孕育起来的，漫长的近代就是这种既和中世纪有瓜葛而旨趣又截然不同的新思想萌发、生长的时期，而18—19世纪所谓启蒙运动是其完成和集中表达。特洛尔奇这一区分的最大特点是，他把“启蒙运动”的基础溯源至近代之初，从而使这个概念涵盖整个近代（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4—176页）。本文依据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参见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林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7页）。
[4]参见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二篇，何新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5—165页。
[5]据说，哥白尼天文学说的哲学意义在于：它要贬低地球在宇宙中的重要性，告诉人类他只是生活在一个小小行星上的微小寄生物。针对此一说法，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指出：“这种观点从哲学上说是愚蠢的，从历史上说是错误的。之所以从哲学上说是愚蠢的，是因为任何哲学问题，关于宇宙的、人生的或者有关宇宙与人两者的关系，都不会因考虑人和宇宙所占据的空间的相对量而受到影响；之所以从历史上说是错误的，是因为人类在世界中的渺小一直是一个熟悉的反思主题……”（科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柯映红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科林伍德是对的。在现代哲学的论证中，人之卓越性，无关乎其物理（生理）意义上是否重要，而在于他有自由意志和自主能力。用康德的话说，人既是自然（必然）的又是自由的。但是，人的本质是理智、本体，不是感性、现象。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伦理高于认识，道德高于科学，自由高于自然。问题是两方面如何统一。
[6]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7页。
[7]Cf. Paul Guyer， "The Origins of Modern Aesthetics： 1711–35"， in Peter Kivy(ed.)， The Blackwell Guide to Aesthetic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p. 15.
[8]鲍桑葵：《美学史》，第241页。
[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引文参照英译本做了改动（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 ed. Paul Guyer and Allen W. Wo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73）。
[10]参见康德：《致路德维希·亨利希·雅可布》（1787年9月11日）、《致卡尔·莱昂哈德·莱因霍尔德》（1787年12月28日与31日），李秋零编译：《康德书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12页。
[11]参见康德：《致卡尔·莱昂哈德·莱因霍尔德》（1789年5月12日），《康德书信百封》，第120—126页。
[12]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页。引文参照英译本做了改动（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 Werner S. Pluhar，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p. 15）。
[13]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611—621页。
[14]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94—295页。
[15]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42页。
[16]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9页。引文参照英译本做了改动（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pp. 23-24）。
[1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509、511页。引文参照英译本做了改动（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p. 591-592）。
[18]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37页。
[19]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9、32—33页。
[20]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1]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4—30、252—255页。
[22]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第4、10—13、31—32页。
[23]参见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4页。个别术语参照原文做了改动，以下同。
[24]参见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17、152页。
[25]同上，第21—23页。
[26]同上，第28—30页。
[27]参见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61—65页。
[28]同上，第41—42、66—71页。
[29]同上，第73、77页。
[30]参见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138—141页。
[31]同上，第151—154页。
[32]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5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