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大体知道，对于一个人的幸福而言，人之自我与人之所有和人之显现相比，有更多助益。人之自我，以及由此而具有的自身素质，总是要优先考虑的：因为他的个性时时刻刻、无处不在地伴随着他，并将他所有的经历都涂上色彩。在各种各样的经历之中能够享受多少快乐，那要靠他自己：在肉体方面的快乐是如此，在精神方面亦然。因此，英文中的说法“to enjoy oneself”（自得其乐）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表达。例如，借助这个表达，人们会说“他在巴黎自得其乐”，而不说“他享受巴黎”。
然而，当一个人的个性不健全的时候，所有的享受就像美酒入苦口。因此，除了严重不幸之外，一个人是幸福还是艰辛，不取决于他生活中所遇到的或得到的东西，而在于他如何应付它们，以及感受它们的方式和强度。一个人的自我以及自我所拥有的东西，简而言之，一个人的人格及其价值，是唯一直接影响他的幸福与财富的东西。而所有其他东西都是间接的，其效用也会被瓦解掉，但人格的作用永远不会这样。这也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由人格所招致的嫉妒最难平息——嫉妒是最被刻意隐藏的。
进一步说，人生在世，意识的构成是最为持久，也是最为牢固的；而在每一刹那中，性格持续不断地有或多或少的作用；与之相反，其他东西始终只是偶尔无关紧要地与我们有关，甚至会屈服于外界的变化。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可靠的是本性，而非金钱。”
同理，与那些咎由自取的不幸相比，我们比较容易忍受纯粹来自外界的不幸：因为运气可以改变，但我们自身的性格却坚如磐石。因而，对我们的幸福而言，主观的福分，比如高尚的品格、精明的头脑、愉快的情操、乐观的性格、健康良好的体魄，总之，身心和谐健康既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因此，较之拥有外在的功名利禄，我们更应该注意提高、维护我们的身心和谐健康。
在所有这些福分当中，乐观的性格对幸福最有直接帮助，因为这一良好素质本身是即时兑现的奖赏。一个心怀喜悦的人总是有喜悦的理由，即他的本性。其他任何福分完全无法替代这种素质。对于一个年轻貌美、既尊且贵的人，如果你想判断他是否快乐，只需要问：他是否乐观？如果他是乐观的，那么他是年轻还是年老，是直背还是驼背，是赤贫还是富有，这些都无所谓。我年轻时曾翻开一本旧书，看到这样一句话：“笑口常开的人有福，以泪洗面的人是不幸的。”这是通俗易懂的话，虽然它近乎老生常谈，但由于蕴含在它之中的朴素的道理，我却时时谨记。
所以，当快乐降临，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因为它的到来从未不合时宜。但现实恰好相反，我们经常盘算着是否接受它的到来：我们是否有理由去满足现状；又或者，因为我们害怕自己太乐观，这样会妨碍我们进行严肃思考和细心筹划。但是，我们如此谨小慎微，明哲保身，其结果是很不可靠的；而快乐却是直接的收获。它才是幸福的钞票，而不像其他东西只是空头支票，因为只有它才使我们在现实中得到幸福。它对于生存而言是至高福祉，生存的现实性体现在两个无限时间之间的不可间断的当下。我们要比其他追求更优先考虑去“培植”、收获这种福祉。
显然，最无助于乐观的是钱财，最有利于乐观的是健康。在低等阶层、工人阶层，特别是农民阶层，我们可以看到快乐自足的神情；但在那些家财万贯、特权加身的阶层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居于豪宅之中却郁郁寡欢的可怜人。由此，我们应该首先努力去维护完整健康的制高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盛开乐观之花。为此，我们当然就要严禁声色犬马之娱，降服暴躁不安的情绪，不要太绞尽脑汁地思考，每天至少在室外进行两个小时的快速运动，勤洗冷水澡，饮食有度。没有日常的适度运动，人就无法保持健康。
生命的所有过程，无论它们是在身体的具体器官中，还是在全身进行，为了保持自身的功能完整，都要求运动。对此，亚里士多德说得好：“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运动，并且在运动中有其真义。身体组织内部存在着片刻不停地快速运动。心脏在其复杂、重复的收缩与舒张中有力而不倦地跳动；每跳动28下，它就把足量的血液推送到全身大大小小的血脉一次。肺像一台蒸汽机一样，一刻不停地抽动。大小肠像虫子一样互相缠绕着，蠕动不止。所有腺体始终在吸收和分泌。伴随着每一次脉搏与每一次呼吸，大脑也在加倍运动。
这样，如果人总是不进行外部运动（很多长期伏案工作的人是如此），那么在他身体表面的安定与身体内部的活动之间，就出现有损健康的明显失调。因为长期的内部运动也需要外部运动来支撑。这种失调与此类似：由于某个情绪波动，我们的五脏六腑就翻滚起来，而根据身体外部征兆，我们却无法看到这些。即使是一棵树，它为了生长，也需要风的摇动。此处所适用的规则，用拉丁文简洁地说就是：“运动越快，它就越是运动。”
我们的幸福是如何依赖于我们的乐观情绪，我们的情绪又是如何依赖于我们的健康状况，这些可以通过比较以下现象看出来：同一外部环境或事件，对我们健康强壮之时的影响，与对我们在因生病而苦恼之时的影响，两者截然不同。使我们幸福或不幸的，不是客观的现实事物，而是我们看待他们的方式。这正如爱比克泰德所言：“不是事物，而是对事物的看法影响人。”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的幸福十中有九是由于健康的缘故。有了健康，所有事物都是享乐之源；反之，没有健康，纵使可乐的外部福分，乃至其他主观福分——精神、心灵、性情的禀赋——都因疾病而黯然失色、毫无生气。所以，人们一见面，就首先彼此问安，互祝健康，这不是没有理由的：这毕竟对于人的幸福而言是头等大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其他福分——财富、晋升、学问、名誉，更别提肉欲与一时贪欢——牺牲自己的健康，这是最为愚蠢的事。为了健康，我们更应把其他福分搁在后面。
虽然开朗的性格对健康的贡献是根本性的，但后者并非完全依靠前者：因为即使一个人完全健康，他也可能性情忧郁、终日消沉。无疑，这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身体素质生来就难以改变；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在他身上，敏感与烦躁这两种情绪易走极端，新陈代谢能力容易失衡。敏感的异常状况，会导致情绪失衡和过分乐观的恶性循环，使人笑颜难展。因此，天才的禀赋得益于超常的神经作用，亦即超常的敏感性。对此，亚里士多德说得非常好：“所有卓尔不凡、才智超群的人，莫不性情忧郁；所有那些在哲学、政治学、诗歌，或者艺术方面有奇才的人，看起来无不郁郁寡欢。”而西塞罗经常引用的这句话，说的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这里对基本情绪的先天差异的考察，在莎士比亚那里有生动传神的描述：
大自然造就了奇怪的人，
有些人总是从他的小眼睛向外窥探，
像看见风琴手的鹦鹉一样笑；
有些人愁眉苦脸，
乃至笑了也不想亮出他的牙齿，
即使德高望重的长者认为有些乐事很可笑。
——《威尼斯商人》
柏拉图用悲观者和乐天派来说明这种区别。在遇到快乐或不快的事情时，不同的人的感受截然不同。有些人对这些事情报之以笑颜，另一些人则迅速陷入绝望之中；确切地说，对快乐影响的感受越弱，对不快影响的感受就越强，反之亦然。一件事情的结果可能好坏参半，悲观者看到不好的一面，就会生气、苦恼，但看到好的一面也高兴不起来；乐天派则不然，即使面对不幸也不改笑颜。悲观者纵使完成十个计划中的九个，他也不会为此高兴，而会为那个失败的计划而懊恼；乐天派的情况相反，即使只完成其中的一个计划，他也会因此得到安慰，并为之欢欣鼓舞。
不过，要找到一件没有任何补救的潜在的坏事也不容易，凡事有利必有弊。在这里也一样，性格阴郁、忧愁不安的悲观者所遇到的不幸与苦难，与快乐无忧、无所事事的乐天派所遇到的相比，更富于想象，更与现实远离。因为他们凡事总往坏处想，总是害怕最糟糕的事情，所以他们不愁没有余粮；比之于那些粉饰太平、好高骛远的乐天派，悲观者的失算更少。
但是，如果天生的悲观者被神经系统或者消化系统的疾病所困，久治不愈，继而这些疾病变得愈加严重，那么长期的苦痛就会催生他的厌世情绪，乃至产生自杀倾向，甚至最微小的不适都可能使他去自杀。最坏的事可能都不会导致他这样做，反倒纯粹是因为持久的苦痛，迫使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甚至如此深思熟虑、果敢决断，以至于虽然他们大多数被安置在有特殊看护的医院里，但是一出现片刻无人看管的情况，他们就毫不迟疑、毫无挣扎且绝不害怕地去抓住每一个对他自然、顺手的轻生手段。在埃斯基罗尔的《精神疾病》中，有关于这种状况的详细描述。
当然，在特定的情况下，即使最健康、最乐观的人也会选择自杀，例如苦难之巨大，或者最不可避免的不幸降临，他们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差别仅仅在于，导致自杀的诱因有不同程度，这种程度与悲观情绪成反比。诱因的程度越大，悲观情绪就越少，最后可能减少为零；反之，乐观情绪越强烈，其所带来的健康状况越好，那么就需要更多自杀诱因。所以，在自杀的两个极端之间有无数种不同层次的情况，一端纯粹是天生的悲观情绪所导致的疾病恶化，另一端是自杀者虽然健康、乐观，但完全因为客观事情而选择自绝于人世。
健康与美貌或多或少关联在一起。虽然这种主观优势对我们幸福的影响不是现实而直接的，它通过使别人印象深刻而间接起作用。即使是男人，美貌对他们也很重要。美貌是一封公开的介绍信，借此我们俘获了他人的心。《荷马史诗》的诗对此说得很好：
神的无上礼物不容藐视，
没有人能够随意窃取。
略加思考，我们就看到人类幸福的两个敌人：苦难与无聊。再进一步，我们就会注意到，从使我们幸福的条件来看，当我们远离这两个敌人中的一个时，我们就会靠近另外一个，反之亦然。因此，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就在这两者之间或强或弱地变动。这是由于这两个敌人处在一个双重的敌对状态之中，一个是外在而客观的，一个是内在而主观的。也就是说，困境与贫穷产生痛苦，相反，安逸与富余产生无聊。因此，我们看到，低下的平民阶层与苦难，乃至痛苦，进行漫长的斗争，富有的上流阶层则要不停地与无聊进行绝望的斗争。
内在且主观的对立基于以下事实：一个人对苦难的感受性与对无聊的感受性成反比，这是由他的精神能力的限度所决定的。换言之，精神笨拙是完全与感受笨拙和情绪不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笨拙使人较少体会到各种不同强度的痛苦和悲伤。精神的笨拙还产生了内在的空虚，这在无数人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正像他们老是对外部鸡毛蒜皮之事津津乐道一样。
内在的空虚是无聊的真正根源，并且，为了使精神和心灵通过某种东西运动起来，它老是渴望外部刺激。这些人对任何刺激的选择都不感到厌恶，从他们不放过任何打发时间的糟糕方式那里，人们便可以略窥一二，还有他们社交和谈话的方式，而那些整天站在门口说长道短的人，那些在窗口窥视的人，更是如此。人们之所以产生对社交、消遣、玩乐的追求，产生形形色色一掷千金的奢侈，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幸，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内心空虚。
使我们免于这种不幸的，不是别的，正是内在财富，精神的财富，这种财富越是卓越，无聊就越是没有藏身之地。思想的活力永不枯竭、日新月异，它们赏玩内心与外界的丰富多彩的现象，具有将之进行重新组合的能力与冲动。如此出色的大脑，除了松弛的瞬间，达到了无聊所无法企及的境界。
但在另一方面，高度的智力以高度的敏感性为直接前提，以日益强大的意志为根本，从这两者的结合中，人们激发出更强烈的激情，感受也更加敏锐。借此，人们对抗精神的，甚至肉体的痛苦，乃至对抗因阻碍，或者仅仅是因干扰而产生的更大的不耐烦。然后，那些因强烈的幻想而产生的全部表象之活力，就大大增强了，这些表象甚至既令人生厌又难以抗拒。虽然我们所说的这些情况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适用于所有人：下至最愚蠢的笨蛋，上至最聪明的天才。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主观方面还是在客观方面，如果一个人越靠近人生苦难的一端，他就越远离另一端。据此，他的天性在这一方面指引他使客体尽可能符合主体，也就是说，为了避免对苦难和无聊的强烈感受，他采取更强有力的防护手段。
精神丰富的人致力于远离痛苦和烦扰，追求严肃、安宁和清闲，过一种既安静、自在、远离痛苦，又充实的生活。因此，在洞察世人的里里外外之后，他会选择隐居，并且，凭借强大的精神，他甚至选择孤独。因为一个人自身所拥有的东西越多，他对外在之物的要求就越少，就越不会太在意其他事情。这意味着一个拥有精神卓越的人因而也就不喜交际。确实，如果社交的质量能被数量所取代，那么也值得在这个大千世界忙碌一场；可惜的是，哪怕一百个臭皮匠聚在一起，也赛不过一个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