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无言 大爱如渊——读蔡登山著《鲁迅爱过的人》
年轻时读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不能理解他的“我实在无话可说”；而等到虚长了几岁，有了一些经历，才知道，很多时候，真的是“说不出话”。
但是，没有说出来的爱，就不是爱吗？我们恐怕还不能这么说。譬如这里要纪念的刘和珍君，以及文章里提到的杨德群君、张静淑君，还有那些已死的和未死的学生，鲁迅对于这些青年人的爱，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许多年后，当鲁迅又一次“直面”几个青年的热血时，依然用无言来表达他的挚爱之心，他写下了“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的诗句，悲愤中正蕴涵着他的大爱如渊！
这是一种更深沉、更有力量的爱，一种凝聚着人性情怀的博大的爱！这足以提醒那些以为鲁迅只有恨，没有爱，只有冷，没有热的人，他们或许根本不懂鲁迅的爱。鲁迅的爱是滚动在岩石下面的岩浆，温暖着阴寒的大地。“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这就是爱的力量。譬如鲁迅对萧红的爱，蔡登山先生特意写明是“父女之爱”，有人还发出讪笑，仿佛有什么不能说出的秘密。其实你只要认真地读过萧红，或者鲁迅有关萧红的文字，你都会因为有过这样龌龊的想法而感到无地自容。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多少像鲁迅这样，以生命去关爱一个青年作家，并扶助她成长的呢？多的倒是人间的恶俗，还以为自己是真实的，撕去了伪装的。
蔡登山先生写到鲁迅和萧红的情感，是让人感动得流泪的。我不是个很善于流露感情的人，几乎无泪或少泪，但读了蔡先生的文字，眼睛也因发热而有些湿润。萧红是在绝望中给鲁迅写信的，并附上了她刚刚抄就的《生死场》。鲁迅没有拒绝这个陌生女孩的求援。他不仅同意萧红来上海找他，还在信中为她指引了详细的路线。鲁迅对年轻人的关爱常常就表现在这些细小的地方。萧红要到日本去了，“临别之夜，鲁迅望着即将孤身远行的萧红，他怜爱地坐在藤椅上嘱咐萧红：‘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会吓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而那时，萧红只有25岁。蔡先生的文字是简洁而有情致的，这里没有过分的渲染，一颗仁慈之心已跃然纸上。这是一种父女之情，又不全是父女之情，我以为更多的，还是志同道合者相识相契的同志之情。这些年来，同志之情似乎被什么东西玷污了，总觉得不如说“男女之情”更显得爽快，所谓鲁迅也是人啊！但人和人是有同有不同的，爱也就在这同与不同之间，而不仅仅在男女之间。
我们读鲁迅的文字，知道他很少把爱挂在嘴边上。这在今天是很吃亏的。今天所流行的，是有什么都说出来，不然，就会被人责备为“缺席”。所谓缺席者也，就是你没有在公众面前表现。可是鲁迅，不仅不会四处表白他的爱，更不会把不爱说成爱。我们倒是从他的不爱中体会到了他的“爱”。蔡登山先生也写到了这一点，他的《鲁迅爱过的人》首篇，就写了“鲁迅与朱安”。关于朱安，他曾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这对一个女性来说，固然十分的残酷，但从现实考虑，如果放弃这个婚姻，对朱安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牺牲。因为，“在绍兴，被退婚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的”。在这种考虑当中，恰恰可以体会鲁迅的爱心。所以，朱安过世前曾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且为中华哭斯文——读《陈寅恪与傅斯年》
1964年，陈寅恪75岁，此时距他辞世的1969年，还有5年时间。这一年，他的学生蒋天枢（秉南）前来看望病中的老师，陈寅恪遂向他托付后事，并写下诗三首及《赠蒋秉南序》，其中写道：“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变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这未始不是陈寅恪当时心境的一种写照。他因此想到自己这一生，“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未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岳南在其新著《陈寅恪与傅斯年》中引述了陈寅恪这篇序文的一部分，并且写道：“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读书至此，便有一种心寒齿冷的感觉。这或者正是中华学术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在20世纪所遭遇的多舛之命运的一个缩影。他所羡慕的，是在改朝换代之际，读书人还可以兄弟朋友聚集一堂，从容地谈论读书的心得。即使这样一点微薄的愿望，在陈寅恪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了。而他可以安心的，是他这一生，没有“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这已经足够了，他不敢再有更多的奢望。这就是他在诗中写道的：“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即不能兼及天下，就有点独善其身的意思了。这里所说“曲学阿世”一词，最早见《史记·儒林列传》，其中尝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之语，意思就是说，做学问要正直，不要扭曲学问以趋时媚世。这是一个读书人，现在叫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我们衡量一个知识分子，首先不是看他学问做得怎么样，而是看他治学的态度。这里所强调的前提还是做人。扭曲学问以趋时媚世的人，一定不是正直的人。而做人不能正直，立德就有问题。古人说，君子有三立：立言、立功、立德。德不立，其他的自然免谈。所谓道德文章，也是道德在前而文章在后。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传统中，特别是在20世纪以来这百余年中，能否坚持学术独立的根本信念，已经成为衡量学者，或者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准绳，也是区分真学术与假学术的分水岭和试金石。陈寅恪最为人所称道的，也是他最为自得的，就是在学术研究中所坚持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他曾教训自己的学生：“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1927年6月自沉于昆明湖，陈寅恪曾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文，其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这里所谓“俗谛”，正是趋时媚世的另一种说法，是陈寅恪们所不齿的。
傅斯年与陈寅恪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他们有几乎相同的教育背景和知识背景，也有几乎相同的家世和门第，他们还是相濡以沫的知己和朋友。他们二人，一个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一个是“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之教授”，但在很多方面，他们又表现得完全两样。这或者为性格使然，却也关乎人的精神气象。傅斯年尝有“大炮”之称，想当年，他一炮轰倒孔祥熙，再一炮轰倒宋子文，两位“皇亲国戚”均被傅斯年几声炮响轰于马下，天下人心大振。所以有人称赞他：“在最近的十年来他内心已焚烧着正义之火，逼他走出学术之宫，要分一部分精神来顾问国事。他的话，是代表千万人民的隐泣和怒吼！他的话，也寄托着对祖国的复兴与再生！”这或者正是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力量的一种期许。所谓“千夫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在那个动荡之秋就做了谔谔之士的一个典范。如果说，他与陈寅恪有所相通的话，或者就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血脉”这个层面上，他们是以一生的言行实践了这个伟大的理想。说到底，就是宋代大儒张载的那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记得读过易中天先生一篇文章，题目是《劝君免谈陈寅恪》，为什么要“免谈”呢？他说：“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理由有三：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不住”，第三是“耐不住”。有了这“三不住”，陈寅恪还真是免谈的好，因为谈了也是白谈。我想，易中天先生说的是实话，唯其说了实话，让我们看到了斯文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我更觉得有为中华而痛哭于斯文的必要。如果说，作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吴宓撰《读散原精舍诗笔记》）的知识分子，都有“三不住”的担忧，我们还能将延续中华文化血脉的使命托付给谁呢？这几年，文化重建或文化复兴说得很多了，但根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或者就是易中天先生所概括的“三不住”还支配着我们许多人的想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又不能不说，不能不做，只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就像过了河的小卒一样。在我看来，岳南就是这样一个过河的卒子，他创作《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书，又何尝不是一次“拱卒”呢！
想起了“钱学森之问”——读《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上个世纪的前数十年，中国学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颇有些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而近几十年，世事纷扰，云山阻隔，虽然心向往之，但那个时候的情形，我们看着已经有些模糊了。岳南君近年来于此则颇为用力，他从历史陈迹中披沙拣金，提要钩玄，所获甚多，先有《陈寅恪与傅斯年》问世，近日又推出《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一书，使我辈读者因此可以窥见那个时代学术精英的音容笑貌和学养德行。
不久前，曾有所谓“钱学森之问”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据说，钱学森先生辞世之前曾留下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并由此感叹：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读着岳南笔下中研院的那些人和事，总是想起钱学森的这一问。说起来确实让人感到困惑不已，就是这样一个时局动荡不安，国家贫弱不堪，军阀刀兵不息，外寇侵略不止的时代，却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矗立起一座座高峰，至今仍然是不可逾越的。
尽管岳南写作此书并没有要给“钱学森之问”一个答案的意思，但他的讲述还是给读者带来很多联想和启发，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推动这些山峰崛起的内在力量。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准确而全面地描述这种力量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它的存在。顾名思义，这本书写的是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他们都发生在从蔡元培到胡适这两任院长之间大约三十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蔡元培为第一任院长；而胡适亦死于院长任上，时间为1962年。如果说，那是中华民族漫漫长夜的话，但那夜空上却缀满了灿烂星辰。
作者要写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不能不从他们的前辈学人写起。这倒并非因为蔡元培和胡适曾先后出任该院的院长，更重要的是，只有从前辈学人的身上，我们才能找到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的精神血脉，才能了解山峰所以为山峰，星辰所以为星辰的原因。所以，他不仅要从蔡元培写到胡适之，而且，一定要写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一定要写李济、陶孟和、叶企孙、傅斯年。中间这一组人物固然不完全属于中研院，但在近现代学人学统的传承链条中，却是不可缺少的、承前启后的一环。
在这里，作者更多地写了梁思永、吴金鼎、夏鼐、董作宾这些年轻的中坚力量，写了他们的成长、成熟和凋零。我猜想，作者是有史语所情结的吧，而且，尤其偏爱考古组，与其说是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不如说是史语所或考古组那些人和事，其他十三个研究所的人和事均告阙如。不过这并不要紧，俗话说，一滴水也能映出太阳的光辉，我们又何必斤斤计较于整个太阳和大海呢。我这里也只能以一个人，即梁思永为例，发一点关于“钱学森之问”的小小感慨。
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比长子梁思成小4岁。1915年他与梁思成一同进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3年夏天，从清华学校毕业，考取哈佛大学，主攻考古及人类学。梁思永选择此专业作为终生的学术方向，首先是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梁启超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希望梁思永学成之后能留在他的身边做助手，因为，“我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在这件事上，他很需要儿子的帮助。不过，梁启超并不是个“自私”的父亲，为儿子的前途考虑，也为中国考古事业的未来考虑，他还是积极地帮助梁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一有机会，就积极地为儿子努力争取。梁思永学成归来，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就得益于梁启超向李济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