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不是最重要的。梁思永之所以为梁思永，他之所以作为一位学术巨人、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而不是郭沫若题在先生墓碑上的那一行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而被人尊敬，是和梁启超的家教分不开的。而梁启超的家教绝不同于当今早已泛滥成灾的，所谓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教，他没有这么功利和短视，而是秉承了中国传统教育求道树人的更加高远和宏阔的追求。所以，他绝不满足于仅仅看到孩子学业上的成功，他说：“诚然，知识在人生地位上，也是非常紧要，我从来并未将他看轻。不过，若是偏重知识，而轻忽其他人生重要之部，也是不行的。”他提醒大家：“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而后者的危害却大大地超过了前者，而更可怕的是，对于这种危害，人们“多不自知”。人们“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他更不希望孩子把求学当作一块敲门砖，一旦门被敲开了，砖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梁思成曾经问他“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他用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的例子来比较，问道：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谁更多一些呢？他说：“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先不必探求更远的、我们力所不及的高等教育或教育体制，仅以我们自身而言，应当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呢？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尽管我们每一个人又绝非独立的个人，而始终生活在体制之中。
踏遍青山，历史醒了——读几本关于抗战的笔记
前几天谈到余戈的新著《1944：松山战役笔记》，萨苏对我说，这本书真把松山都写尽了，别人很难再写了。此非虚言。除去作者实地考察、采访获得的材料，此书所引用的文字及文献资料，已将大陆和台湾以及日本、美国一网打尽。这样一部45万字的作品，注释竟多达880余条，其中提到所引用的材料，不仅来自公开出版物，而且来自各国所保存的档案、文献，可以说应有尽有，几乎做到了无一事无来历，无一处无根据，难怪惯于利用日本资料写作的萨苏，都要发此感慨。
余戈新著中所写的“松山战役”，是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军队为策应中国驻印军的反攻而发动的滇西作战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说，在一定意义上，这次作战是抗日战争中国战场的一个转折点。滇西反攻作战成功的三个月后，东线湘桂战场的中国军队也开始转入反攻，此后，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完全处于被动的守势，直到战败投降，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了。不过，作者并不打算对滇西反攻做全景式的描写，他说：“基于所获得的材料和自身的把握能力，笔者暂将目光聚焦于松山。”这里也能看出作者在写作中审慎和严谨的态度。
松山战役像整个滇西作战一样，长久以来鲜为人知，余戈称之为“在中国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争”。而且，这里所谓“最有名”，恐怕也只是就其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而言，松山一战，费时68天，先后发动9次攻击，大小战斗无数次，终于摧毁了日军经营两年之久，号称“东方马其诺”的坚固防御阵地，全歼守敌拉孟守备队，打通了扼守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地。一周之后，腾冲前线才传来胜利的捷报。但就是这样一场用无数官兵的血肉铸就的胜利，长久以来却人为地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诗人穆旦写于1945年的一首诗几乎成了松山命运的谶语：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战后的松山是寂寞的。作者写道：“关于松山战役，日本方面的撰述比我们国内多得多，虽然这场战争中他们只活下来十几个亲历者（包括战俘和逃出者），但几乎每个人都留下了回忆录；作家、研究者的作品更多。而其战后为祭奠死者来过这里的人，也比来自国内其他省份的国人多。”更别提那些战后修建的墓碑了，当日本人提出要在松山为日军亡魂立碑的时候，“在今日的松山上，当年松山战役主攻部队第103师所立的那方断裂又拼合起来的纪念碑，仍在刺目地提醒人们想起昔日的一幕。而树立在昆明市圆通山的中国远征军第8军松山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时至今日仍只有折断残存的基座，原先的碑身早已不可寻觅”。余戈的叙述虽然十分冷静，十分克制，但你依然可以感受到作者欲哭无泪的悲愤之情。
由此可见余戈写作此书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此书犹如松山的另一座丰碑。朱增泉将军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就内地半个多世纪来研究抗日战争史而言，余戈写的这本书，有两个突破，或称两个‘正视’：其一，正视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其二，正视侵华日军在军事行动上的严密作风。”朱将军说：“这是历史的态度。”由于有了这样一种态度，对于许多尚存疑问，有待考察的问题，作者都能“从历史事实中去寻找”。他的“写作风格，是一种细心考证的风格。他拒绝任何戏说、想象、推理的成分。对于松山战役，他查遍了凡是能查到的文献资料，走访了所能寻访到的亲历、亲见、亲闻者，踏访了松山战役旧战场的每个角落，显示出军事记者不凡的调查采访、资料鉴别和叙事把握能力，写出了令人颇具‘信任感’的文字”。
余戈的写作是扎实的，随便翻到任何一页，他写到的每个场景、每个细节，都是有来历、有出处的。最近还有一本专门讲述滇西抗战的书，似乎可以和余戈的这本书相互对照着读，即章东磐的《父亲的战场》。这本书有个副题“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书中记录了章东磐和他的朋友，数年中跋涉万里，踏遍滇西的崇山峻岭，寻找旧时战场遗迹的努力。他们数次攀越高黎贡山，走过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其目的，也是要见到历史的亲历者，让他们把自己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触所感，都讲出来，希望能给今天的人和后来的人提供更为翔实、更加真切的历史记忆，让那些值得我们千秋万代为之自豪的历史，能不再因为狭隘和偏见而被遗忘。章东磐和余戈的不同，是他很少使用文献资料，而把重点放在记录活着的人怎么说。他把文献资料仅仅作为判断其口述真伪的一种参照。如果说余戈的写作更注重细节考证的话，那么，章东磐的写作则偏重精神、情感的表现与抒发。有一点感觉他和余戈是相通的，那一天，是2003年的国庆节，章东磐和他的几个朋友，站在破败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抗日阵亡将士墓碑前，望着不甚远处的松山。“当整个云南都拥满游客的时候，这个山坡显得尤其凄凉。”他写道：“这样阔大的一片昨日战场，在这个本应被祭奠者挤满的日子里，除了我们，竟然再没有另一个来访者。”他们都为松山的寂寞而感到心酸与悲伤。
这样看来，他们都是历史的发掘者、发现者，他们踏遍青山的足音，把历史从沉睡中唤醒了。它从地上爬起来，拍打着身上的灰尘，擦去身上的血迹，重新站立在我们面前。它所呈现出来的相貌，不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并为之感到骄傲。所以，他们都十分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历史真相的显现，而不希望有人来玷污它。他们发现，有些讲述者的记忆，是被选择、被过滤、被粉饰，甚至被扭曲了的。特别是在被迫沉默了很久之后，很多历史场景在当事人的记忆中也变得模糊起来了，有人就会以貌似正当的种种理由，去重建这种记忆，包括对于这种记忆的各种解读，其实还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掩盖历史真相，使历史真相陷入永劫不复的深渊，这是很可怕的。余戈和章东磐都曾在其书中指出类似的遗憾，章东磐不仅要写出他们的英勇悲壮，英雄豪迈，马革裹尸，视死如归，写出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大义凛然和壮怀激烈；同时，他“也下决心讲出这故事中不少先人们懦弱和不光彩的段落”，他有些沉痛地说：“我不会刻意隐瞒它们，哪怕身背骂名。”
余戈则更多一些严谨和克制，他讲到一件很小的事，日军是如何对待中国以及朝鲜慰安妇的。曾有书中记载：“这一天（1944年9月7日，这是松山被全部攻克的日子），天亮前，8个朝鲜和台湾女人打着白旗走下山去，6名日本女人和他们的士兵男人留下来，留在即将毁灭的阵地上，等待生命中最后一个黎明的到来。”但是，他在日本军人的回忆中得到的事实却是，“日军战前即秘密杀害了中国慰安妇，战斗中强迫所有朝鲜慰安妇自杀，只有9名朝鲜慰安妇乘日军不备跳出战壕逃脱或被我俘获而幸存。而当时全部5名日本籍慰安妇在日军保护下，一个都没有死，被远征军俘获后送入楚雄战俘营，后被遣返回日本”。他有些无奈地说：“读这样的‘纪实’作品，逼得人要亲自去把事实弄清楚，然后用自己相信的方式，告诉那些关注此事的朋友。”他的平静，恰恰说明了他的自信。
在当下谈到关于抗战的写作，不能不提到萨苏。他在近一两年有两部关于抗战题材的作品问世，一个是《国破山河在》，再一个是《尊严不是无代价的》。在这方面，萨苏具有别人所不及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供职于一家美国公司，却长期派驻日本，有机会深入了解日本，并搜集他所感兴趣的资料；而他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也使他有机会接触一些侵华日军的老兵，听他们讲述过去的事情。从书中所收录文章来看，内容相当广泛。而且，他在写作中更多地使用日方资料，包括当时的公开报道、内部报告、通讯、回忆、谈话、照片、地图、书影等等，多是专业研究者所忽视，或者关注不到的，尘封在日本资料馆、旧书肆，以及私人手里的资料。这些资料多为侵华日军老兵对自己所参与的军事活动的回忆，虽然立场不同，但真实性高，细节准确。萨苏将日方史料和中方记载加以互证，或重现，或发掘了不少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的珍贵历史事迹，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萨苏不是专业历史学者，没有受过历史学的专门训练，但在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方面，并不亚于历史学者。不过，萨苏的写作自有其个性和特点，如果说余戈和章东磐在写作中都有反传奇或奇观的倾向，萨苏的叙事中则充满了传奇色彩，加上他的语言亦庄亦谐，风趣幽默，深受读者喜爱。
一次寻找历史真相的远征——读章东磐著《父亲的战场》
两三年前，曾有机会到过云南的腾冲。很偶然的，午后散步，我们一伙人来到了“国殇墓园”。当时并不知道这里埋的是何方神圣，但园子的肃穆使我们很好奇，都想进去看个究竟。沿着园中的林荫道上行，沿途看到一些碑文和介绍，才知道1944年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惨烈的克复腾冲的战斗，墓园正是当年的腾冲父老为纪念阵亡将士而集资修建的。走到墓园的尽头，是一座覆盖着森森松柏的小山坡，坡顶正中矗立着一座高约10米的方形石质纪念塔，上书“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克复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塔”一行大字。以纪念塔为圆心往下至山脚，以八条宽约一米的放射状直线将整个小团坡大体分为八块扇形，大概是寓意了在这里长眠的烈士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每块扇形中，自上而下按原作战部队序列和职衔高低整齐地排列着九行上圆下方的小块墓碑，碑上镌刻着烈士的军衔和姓名。我好奇地扒开周围的野草，依次看着墓碑上的名字，仿佛听到来自地下的战场的轰鸣。
离开那里的时候，我买了一本《碧血千秋——腾冲国殇墓园资料汇编》，书中收集了许多当年的资料、文献，有媒体的报道、战斗中的电文、各种公告、信函、讲话、致辞，以及阵亡将士的名录、悼念的诗文、题词，可以说应有尽有，均“有文可征矣，有据可证矣，有史可信矣”。此后，我对中国远征军能有进一步的了解，主要得此书所赐。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我一字一句读罢《父亲的战场》这本书后，对陆游的这句诗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本书有个副题“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书中记录了东磐兄和他的朋友，数年中跋涉万里，踏遍滇西的崇山峻岭，寻找旧时战场遗迹的努力。他们数次攀越高黎贡山，走过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目的就是要见到历史的亲历者，让他们把自己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触所感，都讲出来，希望能给今天的人和后来的人提供更翔实、更真切的历史记忆，让那些值得我们千秋万代为之自豪的历史，能不再因为狭隘和偏见而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