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离开我们并不遥远，但是，关于那个年代的许多事情，在我们所经历的岁月里，竟被掩盖得一点痕迹都不露，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想想真的很心酸。这也是东磐兄写书时曾经有过的感觉。那一天，是2003年的国庆节，章东磐和他的几个朋友，站在破败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抗日阵亡将士墓碑前，望着不甚远处的松山。“当整个云南都拥满游客的时候，这个山坡显得尤其凄凉。”他写道：“这样阔大的一片昨日战场，在这个本应被祭奠者挤满的日子里，除了我们，竟然再没有另一个来访者。”还是不要责备大众的无动于衷吧，因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人告诉他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可以动用惊人的人力、物力、财力，重建夏商周的历史叙事；我们也可以殚精毕力、皓首穷经，为一代又一代皇帝，甚至皇后去树碑立传，从秦始皇一直做到宣统；而对于集合了10万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中国远征军，我们却吝啬得不肯多用一点笔墨，发生在滇西的那样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战，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的第一次绝地反击，说没就没了，犹如天上的浮云被风吹过，烟消云散，踪迹全无，不留痕迹，以至于在60年后的今天，还要章东磐们从高黎贡山的岩缝中，从莽莽丛林的杂草腐叶中，一点一滴地细心搜求。时至今日，幸存下来的亲历者已经不多了，章东磐们很像披沙拣金的淘金者，他们记录下来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都是历史真相的一部分，是我们闻所未闻的。他们的工作，不仅弥补了我们的无知，也修正了我们的偏见。
历史真相的难得，除了我们一直讳言这段历史，用“遗忘”来回报这段历史外，还在于我们的记忆和讲述，常常有意无意地被选择、被过滤、被粉饰，甚至被扭曲。特别是在被迫沉默了很久之后，很多历史场景在当事人的记忆中也变得模糊起来了，有人就会以貌似正当的种种理由，去重建这种记忆，包括对于这种记忆的各种读解，其实是用不同方式掩盖历史真相，使历史真相陷入永劫不复的深渊，这是很可怕的。东磐兄在写作中深切感受到了这种令人恐惧的“失忆”，我们从他语焉不详的叙述中可以体会到，他在寻找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困扰和迷茫。所以他说：“你自己走近事件，去真切地倾听，去用心灵、用肢体触碰我们民族伤疤的时候，那样的感受是全然不同的，那真会撕碎每一颗稍存善良与同情的心。”于是我们在书中看到，作者努力要写出他所听到、看到、体会到的一切，他要写出他们的英勇悲壮，英雄豪迈，马革裹尸，视死如归，写出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大义凛然和壮怀激烈；同时，他“也下决心讲出这故事中不少先人们懦弱和不光彩的段落”，他有些沉痛地说：“我不会刻意隐瞒它们，哪怕身背骂名。”在这本书的某些段落中，我们仿佛可以听到他在戳穿谎言、揭示真相时撕心裂肺的声音。
东磐兄的父母都是新四军，正所谓红色后代。但他却把自己的这本书命名为《父亲的战场》，最初我还有些不解。读罢全书，我才体会到东磐兄的良苦用心。他在全书将要结束的时候表达了这样一种意味深长的愿望，并寄托于我们和后来者。在他看来，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来亲手解开我们前辈因为政治原因而在自己国人心中系下的历史之结，解开中日两国前辈在民族间系下的那个历史之结”。这其实不是东磐兄一个人的愿望，早在那场战争结束不久，有人就在国殇墓园落成典礼致辞时表示：“我们应把阵亡将士认作自己的父亲。他们的牺牲不光是为腾冲、为云南，而是为整个中国，他们的牺牲是为中国争取胜利自由之路。”60多年之后，终于有《父亲的战场》问世，冥冥之中，也是对滇西战场所有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
写在历史底片上的李鸿章——读《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历史研究或历史书写大致有两个路数，一路重观念，一路重材料。重观念的，喜欢讲观点，下结论，戴帽子，当下的中学、大学历史课多取这一路；重材料的，更愿意搜寻新材料，或从旧材料中有新发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甚至有了证据也不说话，或用证据代替说话，中国的旧史学有此传统，所谓“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它的缺点是“短于史识”。但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进步，实有赖于几次大规模的材料发掘，比如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藏经洞、八千袋清宫内阁大库档案、银雀山汉墓竹简，以及后来的历次考古新发现，都为中国历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雷颐新著《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选择李鸿章从政四十年所写奏折作为研究他与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其优点首先在于材料的扎实和可靠。作者逐篇细读这些当年专门写给皇帝的“请示汇报”，很多深藏在历史皴褶中的东西，都被他一点一点地剔了出来。这对于还原近代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很有帮助的，也使我们更加透彻地了解了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而李鸿章的性格、人格、心机与权谋，也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奏折是臣属写给皇帝看的，所奏之事都是国家、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的大事，牵扯到各方利益、幕后交易，以及决策的过程，虽说是台面上的事，却也有许多玄机藏在里面，善读者才能看出苗头。其中有些事又与上奏者的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密切相关，所以，奏折的写作者一定要揣摩皇帝的意图、天下之大势，以及朝野的舆情风向，所奏未必都是实情。但即使这样，后来的研究者也能从中窥视其内在心理动机以及客观条件可能造成的影响。更何况，他为了说服朝廷接受自己的主张，或相信自己所奏之事，也会列举种种理由，或陈述详尽的事实，这就自然要透露出许多重要的信息，甚至国家、地方的机密。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这些材料真的是非常难得、非常宝贵的。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李鸿章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自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至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大约四十年间，举凡中国所发生、所遭遇之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几乎没有一件不与李鸿章发生过关系。他参与过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军事行动，他还是洋务派的领袖级人物，创立北洋水师，办新式学堂、开煤矿铁矿、造机器、造轮船、修铁路、设邮电局、选派留学生，几乎都是他开风气之先，他周旋于列强之间，先是“以夷制夷”，继而“与列强结援”，尝以善办外交自诩，他也的确曾以数次和议而暂时化解了国家的危机。在这四十年中，他从江苏巡抚一直做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高而权重，曾有“晚清第一重臣”之称。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争议最多，麻烦不断的人物。古人说，盖棺论定。李鸿章盖棺已百年有余，至今论而未定，可见其难度之大。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也没能给予李鸿章客观公正的评价，许多论者仍然“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梁启超语）。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有一些偏见、成见之外，我想主要是李鸿章这个人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错综复杂，其中的是非曲直一时半会儿还不能有明确的答案。这不仅有赖于思想的解放，还要仰仗于有心人对材料的发现和发掘。
雷颐就是这样一个有心之人。奏折固然不是新材料，它一直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已经躺了百余年，如果没有人唤醒它，它永远是一堆死的材料。雷颐对李鸿章奏折的细读把这堆死的材料激活了。这是需要一点耐心的。过去讲到做学问，主张“板凳要坐十年冷”，这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太不“经济”了。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现代社会里，皓首穷经一定被认为是傻子、呆子、迂腐和保守，是大家嘲讽、揶揄的对象。而当代英雄一定是那些一年写好几本书，趁早赶着出名，赶着捞钱的聪明人。这种对待学术的态度，是很令人担忧的。以前，很多材料都是封闭的，我们想看也看不到，现在，很多材料都公开了，我们却又为着名、利，不肯坐下来细读，难道我们的历史研究注定了是要永远浮在空虚的泡沫上吗？历史研究不是显学，有志于研究历史的人，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在这里没有捷径好走。但是，收获的快乐恰恰就在这寂寞之后。对此，雷颐深有感触，他说：“‘奏折中的历史’往往比只有‘结果’而缺乏‘过程’的‘史册中的历史’更加生动、丰富，给人的历史感受更加深刻。”这一点，我们读了他的书以后，则不难体会。这些奏折就像一张张历史的底片，它们所显现出来的李鸿章是生动的，具体的，绝非一两顶帽子所能概括的。无论是他的为官、外交，还是洋务，透过奏折中的文字，都呈现出复杂性、残酷性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读了这些奏折和雷颐的读解文字，我们对李鸿章其人其事，对这个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的竭力挣扎，对于他的力图维持一个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腐朽政权的无奈心境与悲凉命运，以及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都有了更加深刻、详尽、生动的了解，这是我们应该感谢雷颐的。
《三生影像》：用生命见证历史
在过去的那个世纪，每个中国人活的都不轻松。所以不轻松，是因为我们的生活都和这个时代分不开，和许多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分不开，无论这个人是我们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还是远在天涯海角的，他们的经历和故事都会在我们心里产生很强烈的共鸣，并且很容易为我们所认同，所谓心有戚戚焉。
近读聂华苓的《三生影像》，就颇有一些感想。她的书我读的不多，印象中只有一部《桑青与桃红》，记得还是有家出版社要发书评，拿来一本新书，我便草草地翻过一遍，书中写了什么，现在也记不得了。所以，这次读《三生影像》，就读出了许多意外，而意外之中又有似曾相识之感。书中有一段写到雷震与《自由中国》，写到殷海光，写到殷海光曾是金岳霖的学生，写到柏杨，写到柏杨的本名郭衣洞，以及多年后轰动台湾岛的郭衣洞事件，写到美丽的绿岛和柔情动人的《绿岛小夜曲》，写到美丽、柔情背后的残酷与罪恶……读到这里，我忽然就想到了徐晓，想到了她的《半生为人》，她们都是用自己的生命见证那一段历史。
这是中国人的宿命，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无论你逃到哪里，无论你是怎样的性情，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都摆脱不了这种宿命。当年的作者是个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大学毕业生，喜欢写文章，也发表过几篇文章，她的加入《自由中国》，最初也只是因为和文字有一点缘分，而主持人雷震正要找个管文稿的人。从此，她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虽然她在刊物中只是个“文艺编辑”，她也只是在那一小块园地上撒种栽花，但是，她的名字已经和雷震、胡适、殷海光、柏杨以及戴杜衡，也就是三十年代即为艺术自由而笔战的苏汶联系在一起，和“五四”以来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和台湾民主成长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她的经历恰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彳亍前行的见证。后来《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以“煽动叛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聂华苓亦不见容于台湾，于是在1964年赴美定居。此后，她与著名诗人保罗·安格尔共同创办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海峡两岸、世界各地的作家在这里自由交谈，相互碰撞，俨然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理想”，未必不是曾经有过的理想的延续。
我读着她的文字，感觉这文字里跳跃着这些人活泼的生命。她写到胡适，写到胡适要给《自由中国》撑腰，做《自由中国》的发行人；也写到《自由中国》“为了批评时政得失而引起了意外的麻烦”，闹得胡适又要辞去这个“不发行的发行人”的职务。但他在公开演讲时却说，雷震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立个铜像”。现在，“铜像没有立起来，倒换来他十年坐监”，接受记者采访时，胡适拍了桌子：“这是很不公平的！”但在告别时又特意嘱咐记者：“今天我说了很多动感情的话，希望你们写的时候注意一点，以免影响到各位的饭碗。”作者生动描述了胡适对雷震是如何在乡愿和真情之间回荡的。有位诗人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这么写的：“铜像当年姑漫语，铁窗今日是凋年。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据说胡适也曾有过“过河卒子，有进无退”的感叹，只是他这个卒子有时竟表现得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让很多曾经崇拜他的人深感失望。倒是雷震还能同情他，理解他，雷震在出狱后写给聂华苓的信中透露了这种心情：“我在狱十年，收入全无，一切全赖在美子女养活。我未坐牢时有国大薪金等等，一个月约有八千至一万收入。后国大加薪，每月有一万四千元。故十年坐牢，我个人损失即两百万元，即五万美金。我被判褫夺公权七年，要从出狱之日算起，故今后七年不能支取公家的钱，连选举也没有，可见从事民主运动之不易，勿怪一般人趋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