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说的是过来人的话，也是袒露心扉的话。他见证了在中国，自“五四”以来，民主自由要取得任何一点进步，都有那些前行者付出他们的血和泪，爱和恨，喜和忧。这些不肯涂脂抹粉的灵魂从聂华苓的笔下站起来，就屹立在我的眼前，他们苦恼着，呻吟着，愤怒着，甚至粗暴着。但是我爱这样的灵魂，因为这是人的灵魂。这些人中就有殷海光，他在《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等同仁被捕之后，与其他几个同事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他们在《自由中国》登出的文章自负文责。这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担当，而不仅仅是侠义道的胆量和勇气。台湾诗人杨逵写过一首诗：“小伙子，大家来赛跑/不为冠军，不为人上人/老幼相扶持/一路跑上去/跑向自由民主/和平快乐的新乐园。”在这样美好的憧憬里，我想，我们也要追随那些流血的和隐痛的灵魂吧！
听明白人说明白话——读《丧家狗——我读＜论语＞》
孔子和他的《论语》最近很时髦，很多人都以为找到了可以救世的灵丹妙药，以为他能包治百病，不仅能治中国人的病，还能治外国人的病。报载，有人就曾建议送《论语》给美国人。我看这样的人，不是真糊涂，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真糊涂尚可原谅（僧是愚氓犹可训），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动机就有问题，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到头来，害人害己（妖为鬼蜮必成灾）。
李零先生是个明白人，他讲话，也是明白话，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他的新书《丧家狗——我读＜论语＞》，就是明白人说明白话的代表作。什么是明白话呢？明白话就是大实话，就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比如说孔子是个什么人？他说，有“活孔子和死孔子”。他还说：“前者是真孔子，后者是假孔子。”他又说：“现在的孔子，更是假得不能再假。”他明确表示：“我喜欢活孔子、真孔子，不喜欢死孔子、假孔子。”
那么，活孔子究竟什么样呢？李零说：“活孔子是典型的复古主义者。西周灭亡，东周衰败，贵族传统大崩溃，礼坏乐崩，他看不惯，坐不住。他不是当时的贵族，却比贵族还贵族，唯恐他们完蛋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化也随之灭亡。他死气白赖劝他们，一定要复周公之礼。但鲁君不听，其他国家的国君也不听。他颠沛流离，到处跑，谁都不听，好像无家可归的丧家狗。一路上，很多隐者，当时的不合作主义者，全都嘲笑他，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周公之梦当中，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可笑也可爱。”
所以他说，孔子的真实身份，就是“教书匠的祖师爷”，其他都是假的。但是，有人宁肯说假话，不肯说真话。更多的人，宁肯相信假话，不肯相信真话，以为孔子真是圣人，《论语》真有那么大的神通，不仅救中国，而且救世界。事实上，即使是在孔子活着的时候，他的这一套也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李零称他为“理想主义者”，他还是不满于现实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他提出的治世救世方案，并不能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他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推销他的方案，他四处奔波，结果是无功而返，吃了不少苦头。鲁迅说：“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但死后的孔子并不是真孔子，而是假孔子，汉也好，宋也好，他们推崇孔子，也不是要实现孔子的梦想，而是看中了孔子的一大用途，即以道德治天下，也治人，治那些“治于人”的老百姓。
现在有些糊涂人，他们对于孔子和《论语》深信不疑，是因为他们还在梦里，还做着那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德梦。而那些“揣着明白说糊涂的”人，却希望我们把这个梦做下去，永远不要醒来。他们要做的，就是将神圣化的孔子和道德化的政治这个传统的“中国意识形态”，变成现实中国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但《论语》不是不可以读，问题是读什么？怎样读？自己修身，读《论语》，可能有效；要求别人，要求社会，都按照孔子的标准做人，做事，就有点不靠谱了。因为社会发展了，道德标准也将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很大变化，甚至根本的变化。周礼那一套，春秋已不适用，何况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所以，我们不能自己欺骗自己。现在传统热，谁都拿孔子说事，心理问题也找孔子解决。还是李零说得透彻：“有人请他当心理医生，其实，他自己的心病都没人医。”过去经常说知行合一，你想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按照孔子说的去试一试。
民间记忆浮出水面——读《思痛录》
韦君宜先生在刚刚出版不久的《思痛录》“缘起”中说：“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这种思索的结果，大概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思痛录》。韦君宜先生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思索而至于痛苦，我想，她思索的问题恐怕已不再是个人所遭受的冤屈、委屈或皮肉之苦了，而一定上升到了精神的层面和历史的层面。我们读她的这本书就会发现，她的痛苦其实在于，终其一生所追求的理想，所坚守的信仰，最后竟被残酷的现实所摧毁。她的思索告诉她，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她“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
韦君宜先生的思索，在1998年的秋天，显然已经成为知识界非常重要的精神现象。而这类回忆录的出版，从前一两年悄然流行于知识界，到目前也已经形成比较大的规模，影响力则更加展开，仅我手边现在就有徐铸成先生的《徐铸成回忆录》，周一良先生的《毕竟是书生》，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邵燕祥先生的《人生败笔》，从维熙先生的《走向混沌》以及戴煌先生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生涯》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在这里，传主们依托于个人经历的思索，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生动景观，显示了思想解放之后人们对独立思考的努力实践。也就是说，人们不再根据某种规定或口径来描述个人的记忆，而是力图坦诚地说出历史的真相。而像《顾准日记》、《李锐日记》以及陈白尘先生的《牛棚日记》的出版，更突出了人们在世纪反思中对个人记忆的诉求。读者对此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正可以视为“原汁原味地公布自己的日记”对这种诉求的满足。还有许多已经成为历史的人物，他们的经历和精神，也会成为后来人“思索”历史教训的重要财富，比如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和万同林的《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都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标志了作者“思索”的深度和广度，也将带动读者和他们一起进行历史的“思索”。
中国的传统，历史常常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官方的、钦定的、正统的历史，比如二十四史，就是由统治者发放了通行证的历史记忆。除此之外，还应该有另外一种历史记忆，它是由个人的回忆录、日记、书信、自传和传记等样式构成的，我们称之为“民间记忆”。当然不排除它也会有主观性，但它所披露的不同个体的内心，它所袒露的不同个体的生命，以及那些千疮百孔的灵魂，却代表着真实的历史记忆。事实上，仅仅是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走过了20年的历程之后，这种不同于某种口径的民间记忆，才有可能浮出水面，成为人们对于那个年代的另一种描述。
总结20世纪这一百年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50年代的意义将越来越凸现出来。而民间记忆的深入开发，显然有助于我们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年代的了解、认识、判断和反思。有人说，没有记忆的人不过是一具尸首。这句话的另一含义就是，记忆是作为人的权力。所以，当我们的记忆从某种“口径”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当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而不是用某种统一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记忆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人看待了。而这正是几代人为之奋斗了一百年的理想。
寻找遗失在昨天的青春——读杜高《又见昨天》
杜高先生的《又见昨天》打开了一部尘封已久的历史档案。这里保存着一个沉淀了太多的欢乐与痛苦、笑容与泪水、希望与失望、生长与毁灭的时代。在这本书里，作者凭籍突然浮现的《杜高档案》以及他的回忆，重新建立了他对那段历史的记忆与描述。对于一个经历了太多苦难和磨难的老人来说，我想，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更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正如他所说的：“它曾像一个恐怖的暗影，紧紧地跟随了我24年，目睹了我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一个衰颓的老人，目睹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最美好岁月的毁灭。”“它曾像一块巨石压迫着我的心，使我的生命窒息。”然而，面对那些发黄、破损的痛苦记忆，他不仅没有回避或逃避，还以宽厚的胸襟、理性的态度、深刻的思考、平实的文笔，描述了那个不堪回首的、个人生命被肆意践踏的岁月。他的描述具有一种穿透历史迷障的力量，使得曾经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许多人和他们所经历的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我的面前，像放映一部黑白的老电影。
随着杜高的记忆，我们回到了1955年。那时，杜高还是一个“活泼的青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记起当年的那些朋友：“我们年龄相近，人生经历相似，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和理想，有着共同的爱好和情趣。我们激烈地争论，热情地梦想，诚挚地交谈。我们讨论读过的书，讲述自己构想的作品，袒露各自心中的爱情秘密。我们鄙视平庸，我们崇拜天才，我们厌恶虚伪，我们赞美纯真。”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等待他们的不是诗一样的生活，而是“严酷的浸透了血和泪的思想改造”。从25岁到49岁，整整24年，一个人的全部青春，都消磨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而它的成果，就是使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一个热血激荡的青年，最终变成了“一个世故的人，一个学会了应付周围环境的人，一个没有表情的人，一个被贫穷折磨得衰老的人，一个外表显得老实可怜而内心一直在用力压抑着情感的人，一个虚假的人。”被破坏的生产可以恢复，被耽误的时间可以夺回来，被拆掉的城门楼子都可以重建，然而，被亵渎的信仰、被践踏的尊严、被玷污的精神、被放逐的灵魂，又如何才能得以复原呢？想想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
从这个意义上说，杜高先生的《又见昨天》的确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历史遗产，它的价值是不能以个人为尺度来衡量的。实际上，作为读者，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巨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小人物的真实命运”，更重要的是，从这个“真实的人的遭遇里”，我们深刻理解了“一个大的历史时代”，理解了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浪潮中的历史命运。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们照见了今天的自己。也许，我们应该庆幸，那个时代已经离开我们远去，我们已经有可能修复那些曾经被毁坏的东西，杜高先生也说，他曾试图“重新找回被迫失去的自我”，找回遗失在昨天的青春。《又见昨天》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它提醒我们，要想真正地告别昨天，就一定要了解昨天，牢记昨天，相反，如果回避昨天，忘记昨天，昨天是有可能成为今天的，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的辩证法。
自由的代价——读《历史深处的忧虑》
几乎与这本书擦肩而过，因为我对所谓“近距离看美国”之类的书名，总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坦白地说，这种书给我的感受常常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倒糊涂了”。然而经不住媒体的诱惑，到底买了一本。
书真得很好读，一旦打开，竟不能放手，说明至少对了我的胃口。作者以一个朋友的身份给我们讲述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读起来不仅有一种亲切感，时而还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后面这种感觉使我在读这本书时一直处于兴奋之中。我为作者的发现而兴奋，也为此一发现在我心中引起的共鸣而兴奋。
作者到底发现了什么呢？所有读过该书的人都会轻而易举地找到答案，这就是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美国人在拥有自由和权利的同时，究竟为此付出了哪些代价？他说：“让你对这些代价有清楚的了解，是我写这些信的真正出发点。”于是，他给我们讲了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故事，也讲了白人种族主义者三K党的故事；讲了奥克拉荷马市的大爆炸，也讲了号称“世纪大审判”的辛普森涉嫌杀人案。如果是猎奇，这些故事或案例我们早就在以往的新闻报道中和一些有关的历史书中见过，已经不会感到新鲜刺激，让我动心的只是作者所提供的新的认识角度。他提醒读者注意，这些事件在怎样的程度上考验了美国人所拥有的自由和权利；而美国人又是如何做出选择的？当他们宁肯选择付出精神的、安全的、金钱的巨大代价，也不肯让自己所拥有的自由和权利受到哪怕是丝毫一点损害的时候，对这样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我们只有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