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自由始终是人类的精神理想之一。艺术就是人类对社会历史作自由超越的一种冲动，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自由有时也能使人产生惶恐不安感、无能为力感或者精神恐惧感。市场经济催生的大众文化的自由表达，就让许多信仰“自由”的文化精英们忍无可忍。他们总能找到某种理由，封杀在他们看来不高雅、不深刻、不纯洁、不健康的东西。在许许多多的文化争论中，我们也常常遇到那些自认为“真理”和“正义”在手的人，他们大多不把别人的自由放在眼里。所以作者说，言论自由的关键，就在于它的“内容中性”的原则，就是要把“真理”二字坚决地摈弃在言论自由的大门之外。只要一不小心让“真理”二字从门缝里溜进来，言论自由也就完了。但是，这里很可能就要准备以所谓的某种精神的失落或信仰的危机作为代价。当然，付出这样的代价一定会给人的精神世界带来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甚至还表现为来自“历史深处的忧虑”。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具有选择付出这种代价的勇气和智慧。至少我想，我们能为人的自由和权利所付出的代价，首先是文人的自尊和自大。我不希望到了某一天，人类只发出一种声音，哪怕这是公认的“高雅的声音”或“真理的声音”。
刀尔登，一把好刀——读刀尔登著《中国好人》
据说，刀尔登是个地名，不是刀的名字。我从这三个字而想到刀，是因为读了《中国好人》这本书。这是一本杂文集，作者就叫刀尔登。杂文曾被比喻为匕首和投枪，所以，刀尔登的刀，应该不是大砍刀，也不是青龙偃月刀，而是一把匕首，一把解剖刀。
杂文被比作匕首，是因袭了鲁迅先生的说法。他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他所说的小品文，就是我们所谓杂文。但“还是杂文时代”早已被人终结，现在却是休闲小品更加的盛行了。既然有人“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地平滑”，亮出匕首有时就显得很煞风景。这时候，鲁迅尚且被人冷落，又遑论其他？由于这个原因，忽然看到刀尔登的杂文，不仅惊讶，而且欣喜。惊讶者，当今居然还有人在写杂文；欣喜者，他的杂文真是写得好漂亮。
刀尔登的杂文自成一家，见解十分独特，看事也很深。试举一例。他有一篇《为什么不能拿农民开玩笑》，就提醒我们，“随便说说”的阀门一旦被关，真正的恶意反而要在心里酝酿。这才是真知灼见，比那些动辄指责别人“拿农民开玩笑”的虚伪的底层情怀要深刻得多。他接着问道：“能拿工人开玩笑吗？能拿学生开玩笑吗？能拿……能拿任何群体开玩笑吗？能拿任何个人开玩笑吗？最后，还能开玩笑吗？”他的一位前辈不解地说：“那就不能什么玩笑也不开吗？”他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不能，否则便成严峻的社会，遍地禁忌，动辄得咎，我不知道有谁喜欢这样的日子。”
由此可见刀尔登的通脱透彻，他的文字，不拘泥，不做作，锋芒锐利，闪烁着思想的光辉。比如他写道：“大家都骂礼教杀人，其实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以及将惨状叙述为妙事耳。”他谈起汉代酷吏杀戮太盛，写道：“没有罪恶的社会一旦出现，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恶的能力被统治者独占了。”他还谈起宋襄公，最后联系到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子鱼论战》，接下来写道：“子鱼是驳斥宋襄公的人，多听他的聪明话，想必能帮助孩子成长。课文没有讲的是，宋襄公敢和强大的楚国交战，是仗着自己是仁义之师，以为仁者无敌。这种信念，果然是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
杂文一定要杂。好的杂文总是“闳其中而肆其外”的吧。所以，作者需要有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见识，刀尔登在这些方面都有很突出的表现。他运用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几乎达到如数家珍，信手拈来的境界；他对于世道人心的观察、透视，更显示出了通达、忠厚的胸怀。所以，看他说人论事，并不显得极端和偏颇，有一点“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意思在里面。比如他谈严嵩、谈刘瑾、谈冯道，都能具体而微地发现事情的另一种面貌。再看他是如何谈包拯的，他谈到了读包拯事迹时的几点疑惑：“一是他为什么鲜有朋友；二是他弹劾张方平的上疏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三是他为什么不笑。”最后他说：“我猜测当时多数人的心理或许是这样：对包拯，说他不好，实在说不出，说他好，又不情愿。人至清则无徒，此之谓也。”这种独立思考，不肯流于俗见的精神，在当今这个容易轻信的时代是多么的难得啊！
中关村的故事：向死而生——读《中国的新革命》
没有人能够否认自1979年以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可以称之为革命的话，那么，这场革命的深度和广度都将有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凌志军在他的新著《中国的新革命》中，把这场革命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部历程联系起来，他认为，中关村的故事，构成了这场革命中最有生气的那一部分，或者说，这里所发生的更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如果说，当年小岗村的农民迈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步的话，那么，1980年陈春先自行其是地创办了中关村的第一家公司，则意味着这场新的革命已经在中国的城市开始。这使得中关村早于上海，甚至深圳，成为这场伟大革命的先行者。所以，他给自己的书增加了一个十分显赫的副标题：1980—2006，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对此他有一个解释：“虽然我将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大历史，但是在描述这个历史进程的时候，我的重点仍将是具体而微的人物和故事，我将由内部而不是由外部来观察。这一回我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
凌志军看好中关村，是因为他从中关村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他一直牢记着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间看到的一个场面，这个场面比起微软和联想都更让他“感到震撼”。在这里，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他在生动地描绘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之后总结道：“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这样写法看上去有点抒情的味道，具体说来，他在这里看到的，是“新一代人的资本关系、技术路线和公司结构”。这是发生在陈春先创办他的公司25年之后的事情，革命使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可能涉及经济、政治、技术、环境、社会、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人的本性等诸多方面，纷繁复杂，总是不容易理解和把握，但也充满了挑战。对于中关村，凌志军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发现，革命已经改变了一切，“改变了街道，改变了社会，也改变了人的精神”。“他们不甘心于仅仅做个‘世界工厂’，他们期望自己的国家进入高新技术领域，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进而成为世界产业链条上的‘领先者’”。所以，他绝对不能接受方兴东关于“中关村死了”的论断。在这本书中，凌志军一直遵照记者的职业习惯，“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记者本能”，“我只是描述……”他说，但只有对方兴东是个例外，他在写“中关村就要死亡？还是刚刚开始”这一章的时候，忽然笔锋一转，变得激烈起来，语言也改为论战式，凌厉而又尖锐，而对手就是方兴东。
据说，有个外国人，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她曾这样问凌志军：“你能否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种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性把握和描述。这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换句话说，凌志军写这本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经历了许多重大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绝不仅仅发生在技术领域，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政治领域，以及人的精神领域，包括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这些方面的变化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改变着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所以，凌志军才“有一种更强烈的斗转星移、换了人间的感觉”，他才敢于这样说：“我们观察中关村，应当肯定，直到今天它还不是一个新技术的发源地。它只不过是新技术的中转站。它亦步亦趋地跟在硅谷的后面，跟在整个世界的技术潮流后面。但它已经是一个新思想、新制度和新人物的发源地。在它身后，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迅速崛起的庞大国家。”这其实正是中国的新革命的本质，它是以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目标为蓝图的。这个充满歧义但却普遍通行的名词，曾被广泛使用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解释。它们纠缠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对于现代化的一般性理解。那么，它至少应该包括：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多元化、技术的创新和前瞻等等。
正是这样，中关村没有死去，它正面临着一次新的再生。这些年来它总是这样，好像已经到了绝境，然而却又柳暗花明。它总是向死而生。而凌志军对于方兴东的不满，恰恰是因为，他在指出“中关村死了”的时候，只是看到了他想看到的那一面。他嘲讽他“像个吃自助餐的人一样，专挑自己喜欢的菜”。他还说：“不幸的是，他的评论中总是带着褊狭和先入为主的观点，对一部分事实的过分夸张和对另一部分事实的视而不见。”很可能，这种褊狭和片面影响了方兴东对于中关村的认识和判断。这是凌志军的看法，他在即将结束这本书的时候，以比较大的篇幅论述他与方兴东的分歧，在我看来，正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态度：中关村的故事还没有完，这场新的革命也还没有完，它正处于一个新的临界点上，这是它的新的机会。
平衡木上的美丽一跃——我看《读库》
《读库》出版以后，听到很多赞赏的话，老朋友、新朋友都表示喜欢。但它仍然是一本小众读物，不太可能大面积流行。这是因为，从一开始，张立宪就为《读库》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即所谓个性化的趣味。我最初看中《读库》的，也是这点。无论是它简约的封面设计，还是它所选择的作者与文章，都让我看得心中发痒，产生一种翻阅它的冲动。我相信，许多喜欢它的读者，也曾有过同样的感觉。
从表面看，《读库》多方面兼顾了读者的口味，调和了他们的不同愿望和要求，不是那种十分纯粹的东西。这种特点在最初那个“试行”本中就显露出来了。比如文体，就有小说、随笔、笔记、散文、书评、序跋、人物素描、口述实录等，比较庞杂；内容方面，有属于流行文化的《周星驰龙套家族》、《好莱坞电影俗套》，也有当下的热点题材如郭德纲系列，还有书写革命战争历史的《追我魂魄》，记述中苏美三国空军对日空战的纪实，大历史中的个人记忆如《名剧的儿女们——东棉花胡同39号》和《谁令骑马客京华》，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理性思考如《走向历史的破晓时分》等，也给人一种编者口味很杂的感觉。
任何一个选本都直接体现着编者的意志，综合了他的眼光、素养、兴趣和口味，《读库》也不例外。读者读《读库》的时候，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感受去想象张立宪。他们从《读库》中大体可以读出张立宪是个什么样的人。同时，张立宪在编书的时候，一定也想象过他的读者。只要他不是编了给自己看，哪怕他的目标读者只有一个人，他也要对这个人的愿望做出判断。但是，和畅销书的生产者不同，畅销书的生产者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来确定图书的形式和内容；而张立宪恰恰相反，他基本上是从个性化的趣味出发，他的读者常常就是他的外延。所以，他只能依靠共鸣来维系他的读者。
这样看来，我们就不难发现，《读库》以其庞杂的外表包裹着的，其实还是个性十足的趣味。它只是貌似庞杂，骨子里则表现出一种孤高，一种不妥协、不让步的精神。比如东东枪的《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一文，在当下“满街争说郭德纲”的时候，这一篇容易有凑热闹之嫌。但仔细体会你会看到，这里面有一种区别于媒体炒作或钢丝追捧的东西，隐藏在作者的叙事当中。再看《追我魂魄》，这是一篇小说，我曾经感到疑惑，不知张立宪为什么要选这篇作品进来。看过之后恍然大悟，甚至觉得，这是这本《读库》的亮点之一。原因何在呢？在我看来，就在于它的叙事表现出来的鲜明的个性。发掘出那段被历史尘埃所湮灭的真相固然是有价值的，但对读者来说，决定是否阅读的最初的冲动，常常就是作者在叙事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即他的叙事姿态。从这种姿态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编者、读者三位一体的趣味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