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1月22日在《中华艺术通史》第三次编委会扩大会上的开场白
今天我们远来平谷开第三次编委会，所以要选择这样一个僻静的地方，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暂时避开“红尘”的烦扰，“清静无为”地思考一下《中华艺术通史》的撰写问题。大家都很忙，现实却逼迫我们只能这样做了。总编辑部于10月15日发出过一个《通知》，列了三个大题目，范围比较广泛，但也还是不必限制在这些题目上，只要大家在思考中认为是通史编撰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都可以各抒己见，投石问路，讲出来引发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10月15日的《通知》，还曾提出一个要求，请大家会前写出论文，并于会前三天交编辑部汇总，大概因为太仓促了，只逼出一位老实人的“成果”，即苏国荣同志的3万言的文章和几十张图片。不过，我相信，各分卷主编虽未写出文章，却均已进入角色，至少对自己所熟悉的门类史，有过一番新思考了。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不管它成熟不成熟，通过大家的研讨，发挥群体智慧，总会把通史提纲与导言的酝酿和撰写更深入一步。
什么是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及其总体特征，我所见者少，除戏曲、美术略有接触外，不太熟悉各门类艺术史的发展状况。在第一次编委会上我曾讲过，西洋艺术重在摹写现实，中国艺术重在主体表现。这当然只是一种简单的比较，并不全面，我只能用宗白华先生的深刻的概括来印证自己模糊的感觉。他在《论中国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一文中有这样的论述：
每一个伟大时代，伟大的变化，都欲在实用生活之余裕，或在社会的重要典礼，以庄严的建筑，崇高的音乐，宏丽的舞蹈，表达这生命的高潮，一代精神的最新节奏（北平天坛及祈年殿是象征中国古代宇宙观的最伟大的建筑）。建筑群体的抽象结构，音乐的节律与和谐，舞蹈的线纹姿式，乃最能表现吾人深心的情调与律动。
音乐、舞蹈姿态、建筑、书法、中国戏脸谱、钟鼎彝器的形态与花纹……乃最能表达人类不可言、不可状之心灵姿式与生命的律动。
他认为，艺术“形式之最后与最深的作用，就是它不只是化实相为空相，引人精神飞越，超入美境；而尤在能进一步引人，由美入真，深入生命节奏的核心”。
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天才，乃借笔墨的飞舞，写胸中的逸气”。
他在讲到中国画的总体特征时说：
中国画不重具体物象的刻画，而倾向抽象的笔墨表达人格的心情与意境。中国画是一种建筑的形线美、音乐的节奏美、舞蹈的姿态美。其要素不在机械的写实，而在创造意象，虽然它的出发点也极重写实，如花鸟画写生之精妙，为世界第一。
他还说：
中国画真像一种舞蹈，画家解衣盘礴，任意挥洒，他的精神与着重点在全幅的节奏生命，而不沾滞于个体形象的刻画。画家用笔墨的浓淡，点线的交错，明暗虚实的反映，形体气势的开合，谱成一幅如音乐如舞蹈的图案，物体形象固宛然在目，然而飞动摇曳，似真似幻，完全溶解深化在笔墨点线的互流交错之中。
对于中华艺术精神的总体特征，他也有过如下概括性的论述：
所谓“笔笔灵虚，不滞于物，而又笔笔写实，为物传神”。
所谓“中国特有的艺术，书法，实为中国绘画的骨干，各种点线皱法溶解万象超入灵虚妙境，而融诗心、诗境于画境”。
所谓“中国乐教失传，诗人不能弦歌，乃将心灵的情韵表现于书法、画法”。
所谓“中国画以书法为骨干，以诗境为灵魂，诗、书、画同属于一境”。
所谓“商周钟鼎镜盘上所雕绘大自然深山大泽的龙蛇虎豹、星云鸟兽的飞动形态，而以万字纹等连成各式模样以为底，借以象征宇宙生命的节奏，它的境界是一全幅的天地，不是单个的人体”。
所谓“中国画自伏羲八卦，商周钟鼎图花纹，汉代壁画，顾恺之以后历唐、宋、元、明，皆是运用笔法、墨法，以取物象的骨气，物象外表的凹凸阴影终不愿刻画，以免笔滞于物”。
宗白华先生的文章，是写于1936年，那个年代应当说美学、艺术学都刚刚传入中国，照搬外国理论来研究、分析“国产”文艺者居多，而像宗先生这样完全从中华民族艺术的特有规律概括、总结它的总体特征，论述得如此贴切、深刻、精微，至今仍不多见。我因为自己说不出，就用文抄公的办法，借以表达我对中华艺术精神总体特征的一种理解。
老实说，我这个总主编，确实是个半瓶醋，主要是做点组织工作。撰写过程，对我来说，是个学习过程，样章、导言研讨会我都阅读，都参加。
这次研讨会，可以说是一次务虚会，大家都有备而来。还是那句话，为了通史的编撰工作开个好头，这个务虚会一定要开好，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深入探讨，多提设想，为撰写各卷提纲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