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与争斗
村庄向公路聚拢，体现了人们对现代文明的一种亲近心理。他们不会意识到，获取了生活上的方便，也带来了现代工业的油烟和偶尔的车祸问题。公路原本就在一道道陡陡的山岭上绕着，像一条白布，曲曲弯弯。路边除了村庄，就是犬牙交错的高低悬崖，坡度大都在三十度以上，没有几处平坦的地方。也许是在深山老林住得太久的缘故，栗岩坪人不管这些，搬迁时，一家家一户户跟大荒年抢吃食似的，将自己的房子盖在公路边上。但什么事情都有个先后，尽管大家一起奔跑，最先到达终点的永远是少数人。落后的人家看公路上面没了盖房子的地方，干脆就另找去处，大都把房子盖在公路下面。
乍看起来，公路下面的房子很危险。因为坡陡，汽车就在自己的头顶上，喘着粗气爬坡，像脱缰的野马向下俯冲，若是哪个半吊子司机手中的方向盘稍微一偏，“钢铁陨石”就会凌空飞起，不定砸在谁家房顶上。可过了多少年，汽车来来往往不下百万辆，到现在也没有发生过一起不幸事件。到了现在，栗岩坪村的年轻人愈发胆大，向着公路一个劲儿靠近。在路边又盖起了一些新房，其中，张秋林、张云和张之林等几户人家的房顶，几乎与路面齐平，距离也不过三尺远。
通常，一户人家的儿子大了，娶媳妇就要盖房子，再不肯和父母同住一个院子，同在一口锅里搅勺子。人人心里都想着开创自己的一片基业。村庄从诞生那天起，就一直重复着“娶媳妇，盖房子，养儿育女，再盖房子，再娶媳妇，再养儿育女”的圈子，在村人心里，这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全部内容、奋斗目标乃至一生的价值。这实际上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扩张行为。人是活的，人人要生儿育女，儿子大了，就要另建家庭，自己过自己的时光。
人口逐年增加，村庄一点点长胖，原来的范围已经没有了可以容纳房子的空隙，向外发展就成为必然。开始时，一个村庄的人只会在自己所在的村庄范围内拓展，尽量不去侵占邻村的地盘，对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前几年，几个村庄的人还都比较自觉，不去打邻村的主意，即使有人多势众，气焰嚣张的人家，充其量只是说说，也不敢强行占取。
栗岩坪后来居上，因为处在附近几个村庄的中间位置，大队又在那盖了戏园子、小学校和供销社，自然而然地成为行政中心。年幼时，有几次跟着母亲，在栗岩坪的大戏院前面空地上，参加过几次村民大会，好像是选举大队支书、主任、会计的事情。乡政府的人和村里的干部，按大小顺序，坐在一排桌子前面，一个人讲了话之后，几个帮闲的人就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把一张张纸条递给群众。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的选举，不过是要群众在已经写好的几个人的名字上打钩或者画圈。栗岩坪的中心地位由此确立。
喜欢靠近或者占领“中心”，是村民的一贯思维，“中心”意味着方便、地位、权势甚至金钱。在这种心理作用下，离中心远一点的人家就想再靠近“中心”一些。有这种愿望的人很多，但能够说通或者能“镇住”栗岩坪村的人没几个，除了在职的政府官员外，就是近几年“一夜成富”的暴发户了。
最先进入栗岩坪，开创外姓人进入他人村庄先例的，是当时的书记兼乡长。书记兼乡长盖房子之初，也没有多少人私下嘀咕，忽有一天，刘家的人在栗岩坪地盘上打地基，拉石头运砖块，继而叮叮当当盖房子。几个村庄的人都觉得纳闷，但很快就释然，村里人几乎异口同声说，人家是书记、乡长，栗岩坪的人敢不让人家来？村人很会找理由，尤其是那些规矩之外的事情，就像刘姓人家进了张家的地盘一样，明摆着是人家拿官儿压着自己答应的，却说人家媳妇娘家在栗岩坪，迁过来很合理。有的还说，人家来这儿照顾岳父岳母的，多孝顺！
第二个进入栗岩坪村的，还是刘姓人家，虽不是官儿，但比官儿还高上一筹，一家人都在银行任职，大的当主任，小的做职员。第三个是当时的大队支书，还是刘姓人家。村里人都说，栗岩坪村都快被里沟村人占满了，姓张的以后也姓刘吧。栗岩坪人笑笑，不敢说什么。有愣一点的反对，队长、会计就做思想工作说，人家到咱们村来是好事，乡长、银行主任、大队支书，哪一个不是有本事的，咱们求着人家的时候多，占点地方又算得了啥呢。
愣人一想，别人都不说，就咱一家说，那不是明摆着和人家乡长、主任和支书过不去吗？还是关起门来，不碍自己的事情，看见就当没看见算了，反正不是占了自家的地盘。
没有权势，但极想进入“中心”的人看了这等情形，个个心里不舒服。有点实力的人衡量一下，变着法子跟栗岩坪的队长、会计关系要好的群众说，还带了烟酒给队长、会计放在家里。一般群众磨磨牙也就可以了，群众毕竟是群众，不掌握权力，最多说说话儿，发表一下意见，至于采纳不采纳，那是队长、会计的事儿，和他们没关系。
相比更大一点的官儿，队长、会计之流不过是土老帽，人家大队支书、主任让你当你才能当，不让你当也就一句话的事情。队长、会计也不傻，自会衡量轻重。一般来说，对待这等事情，向上看总比向下看好，向上不惹人，还可以得到好处，向下看只能吃亏。但下面也不可小看，遇到“难闹”的群众，暗地里变着法子整队长、会计，今天拔你几株刚抽穗的庄稼，明天砍你一棵树，更恶劣的，瞅个夜黑风高天，一把火点了你的老房子。派出所来查，大都查不出来，那些民警骑着摩托或者开着车装模作样的来几趟，吃几顿饭后，找不出纵火嫌疑人，时间一久，就跟什么事情没发生一样，不见了踪影。受害人家也只能是有苦没处诉，干吃哑巴亏。
类似的情况每个村都有。有的一个村的和一个村的闹，有的村子和村子之间闹，不是你占了我地盘，就是我盖房子影响了你走路。整天为此吵闹不休，莲花谷是其中的佼佼者。
相比栗岩坪，莲花谷的发展空间还很大。暂时不存在盖房子没地方的问题。但莲花谷人不习惯寂寞。若是随便跟一个人打听：莲花谷人喜欢干什么？他就会告诉你：莲花谷人就喜欢窝里斗。
自我记事起，莲花谷就硝烟弥漫，战火不断，不是杨大狗和杨恩林两家为了一块儿地皮吵，就是杨力华和杨二狗两家为了一个走路的过道大打出手，不是我们家和杨人新两家为了几株庄稼吵，就是杨富和杨润两家为了几棵树破口大骂……没有一天安闲的，在莲花谷人心里，好像一天不闹不吵不打架，就缺了什么？一个个变得无精打采，脑袋耷拉，跟瘸腿的狗一样。
在众多的吵闹打骂当中，以房基地和房子之间的空闲地带争端为最。
家庭或说家族人多或人少，在莲花谷，会直接关系到在村里的利益得失。每个家庭都在拼命扩充人力物力，每对父母都拼命生孩子。以前政府不管这黑灯瞎火的事儿；开始管的时候，大家还都是以前的样子，一个刚生下来不久，另一个就在腹中孕育，宁可被罚掉十年的收入，被计生办的人拆了房子，拉走家具，也还要跑到外面，把孩子生了，再回到村里，重建家园。“没人贫死人，有人不算贫”，是村人的一句口头禅，不但反映了传统的生育观念、经济意识和家族伦理，而且表达出了村人誓死捍卫生育本能的强烈心声。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母亲和父亲请人在村子前面的一道山沟里看妥了房基地。母亲捉钎，父亲抡锤，冒着寒冷和大雪，打了两个冬天的石头。第三年冬天，在大姨家几个表哥的帮助下，硬是用架子车把几百块大石头拉到房基地。次年正月，父母找人把房子盖了起来。母亲说，在村里住时，受够杨大狗、杨二狗和他们娘朱二妮的欺负，搬到离村庄远一点的地方，就不再受气了，别人的闲话可以不听，一心过自己的时光。
可没过几年，杨大狗就又撵了过来，在我们家后面盖了房子。母亲说，跑过来也没有逃出人家的手心，刚清净了没几年，人家又骑在咱头上来了。直到现在，我们家和杨大狗家一直为了房基地争吵。有几次，杨大狗趁小弟和父亲不在家，从门前过时突然冲到我母亲面前，使劲打了母亲两个耳光，又迅速跑远。小弟知道后，跑到人家门前论理，却被杨大狗一家七口围住打了一顿。杨大狗仗着自己家人多。我父亲是独子，我又在数千里之外的巴丹吉林沙漠当兵，再长的胳膊也不能为母亲和小弟遮挡杨大狗家人的打骂。
杨恩林和杨润是亲兄弟，可在房子问题上，寸步不让不说，还集体打了几场，两家都有人负伤住了医院。
随便在莲花谷待上几天，就可以听到打骂的声音，沿着深而弯长的河谷，吵骂的声音比河水更为响亮。
杏树凹和里沟，李家庄和奶头山四个村子，坡树和田地连在一块儿，这个村的占了那个村的一片地，锯了另一个村的树，哪怕是一寸一毫米，一枝一叶，双方都要争论个长和短。实在调和不了，就大打出手，谁人多谁就占便宜。人多的占绝对优势，人少的肯定吃亏。曾有一段时间，好多人开始练武，院子里面吊个沙袋子，或者买了武术图解，照葫芦画瓢，练个一招半式，不是用来对付越狱之后逃到这里的罪犯，而是为了在争夺地盘的“战斗”中显示威力。前几年，十几岁的弟弟辍学后，一心要到河南少林寺练拳脚，跟母亲说了好多次，母亲心疼钱，没有答应弟弟的要求。我那时候是个士兵，自顾不暇，没有能力为弟弟提供经费，直到现在，一提起这件事情，我和弟弟都遗憾地摇头。
村里人总是把这种吵闹打骂行为省略为“吵架”，就村里人争夺地盘的残酷程度，称“战斗”更合适。若以人性论，称作“战争”也恰当。《辞源》上说：“战争，国家或武装集团之间的斗争”。一个人就是一个国家，一个人就是一个集团，个人的行为和品性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表达着一个地域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志，人与人的勾心斗角，恶意伤害、诋毁和打击，与炮火硝烟的战争几无差别，都是不人道，灭绝人性和摧残生命的可恶行径。
南太行莲花谷人之间这种持之久长的“战争”，让人心痛又叫人愤怒，让人可怜又使人悲哀。这种邪恶始于何时，人人都可以说出，而结束却遥遥无期。
非正常死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以前冷清荒芜的山上突然热闹起来，远远近近村庄的人们被集合，一个个背着铺盖、锅碗瓢盆进驻深山，开荒种田。满坡的绿树和青草被锯倒、翻开，挥舞的镢头和羊镐溅起火星。在汗水和鲜血间，逐渐形成了一片片田地。坡度稍缓的地方，田地就大些；坡度陡的地方，田地小些。祖父说，那地里种的谷子，一年下来籽种都收不回来，纯粹闲费工夫真扯淡，还不如赶马车给供销社拉一回货赚钱买回来的粮食多。至今，村庄远近山坡上，还可以看见许多荒地，一条条，一片片，参差不齐。不见了庄稼，只看见春风吹又生的杂草，茂密无疆，随风飘摇。
接着是大炼钢铁。祖父说，那年九月，公社干部突然号召大炼钢铁，不管男女，只管老少，实在跑不动的人留守村庄，种植棉花和小麦玉米；凡是有点力气的，都要到离村庄八十里之远的綦村镇大炼钢铁。祖父眼睛盲了，无法参加劳动，由奶奶和父亲顶替着去了。父亲后来回忆道：在綦村上千人吃一锅饭，质量还不错，有大米、土豆和豆芽，比在家里吃的强一千倍。就是太危险了，几千个人在高炉上下忙活，一不小心就会掉进烈焰熊熊的炉子里面。李家庄一个叫玉兰的闺女，才十八岁，晚上填废铁的时候，闪了进去，还没等喊出声儿来，就烧得连骨头渣子都没了。就那一年秋天，光在綦村就死了十几个人，大多是还没尝到人活着到底是个啥滋味的小伙子和大闺女。
人生有地，死无处，谁都不愿意过早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当时生活条件苦一些，人活得累一些，但活着毕竟是美好的。乡言“好死不如赖活着”，不仅反映了村庄人们的一种生存观念，更体现了村庄人们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价值意识。这是无法篡改的，但作为一个集体，以强制的手段将许多人聚拢在一起从事危险的劳作和生产，这不道德，甚至有将人的生命视如草芥蝼蚁之嫌。当生命不再被视作生命后，面对的那一定就只是简单的欲望和赤裸裸的利益了。
很快，遍布城乡的简易高炉废弃了，曾经热闹的场地一下子空旷了起来，砖头碎石砌起的锅台，远处近处的田间地埂上到处都是人的粪便，还没有来得及融化和投进高炉的废铁和矿石堆积着，一片狼藉。几乎与此同时，不知从哪里飞来的蝗虫占据了村庄的天空和田地。父亲说，那年的蝗虫就像冰雹一样，噼里啪啦下了一天一夜，清早起来，就看见地上的庄稼，一株株一棵棵变成了光杆儿，一丝不剩。再看地上，蝗虫厚厚一层，脚一踩，就发出噗嗤噗嗤的爆裂声。大片的蝗虫又蓦然飞去，好似乌云一般，太阳不见了，嗡嗡的响声接连不断，像日本鬼子的飞机，遮没了整个天空。
父亲说，庄稼都让蝗虫吃了，秋天颗粒无收，人饿得不行，就把山坡上岩石根儿的细土和了麸糠吃。那土叫观音土，吃一顿可以顶好几天饿。那一年，村里远远近近的榆树可遭了殃，一个个被剥皮抽筋。剥下来的树皮被细嚼慢咽，到了人肚子里面。更奇怪的是，连山上的兔子和野鸡都无缘无故地死了，到山上一转，就能捡几只死了的野兔和野鸡回来。人都饿到那份儿上了，只要有吃的，谁还管它干不干净？！
人饿极了也逮蝗虫吃。蝗虫那东西和人一样怕饿，先用荆条筐子扣住，饿上几天，蝗虫就死了，再一个个掐头去尾，把锅烧开，用水煮了，放些盐，晾干存起来，吃的时候用油炒了，味道比观音土好，也好消化，就是拉肚子。还有的人饿极了，逮住蝗虫，拉头，一下子就将蝗虫的肠子和内脏带了出来，剩下的部分直接扔进嘴里，大口大口嚼。父亲说，你从河南逃荒来的姑夫，就是吃着蝗虫和地牛牛儿长大的。关于这一点，我确实还有印象，大概是一九七九年，虽然不怎么缺吃少穿了，姑夫刨地时翻见“地牛牛”之后，还一个个捡起来，或者直接放进嘴里吃掉，多了就带回家，用油炒了吃。我见到过几次，姑夫还要我尝尝，我一看见就嗓子发堵，大口呕吐。姑夫还笑着说，傻孩子，不知道东西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