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夫马上来向家霆收了船钱。江风寒冷，船上一批陌生人的脸，有的善良，有的麻木，有的醉醺醺，有的阴沉沉。身边一个军人有点面熟。他穿套半旧黄棉军装，少校领章，黄脸膛，慈眉善目，三十来岁。家霆朝他望望，他也望望家霆。他在吸烟，一口一口地吸得有味，似在思索。一会儿，船开了。家霆忽然脑里一闪，想起来了。抗战爆发那年，逃难由安庆坐“大贞丸”到武汉时，在船上曾碰到一个在上海作战腿上负伤的伤兵，拄着拐杖。他当时让家霆跟他们同唱《松花江上》，唱着唱着，大家都流泪了……
时间的长河总是悄无声息地淹没一切，记忆却常将那些早已沉入河底的碎片涌出水面。家霆怕认不准，抬头又朝少校看看，偏偏少校吸着烟对家霆笑了，点头招呼着说：“年轻人，好像认识呢！”一口南方话，好像是无锡、常州一带的口音，更引起了家霆的记忆：是他！确实是他呀！
家霆招呼着说：“是呀，是在从安庆到武汉的那只难民船‘大贞丸’上吧？”
“对！你长高了，长大了！怎么会在这里的呢？我记得你父亲是个当官的。他在重庆还是在这里？”
水声汩汩，似在倾诉哀怨和凄凉，波浪使渡船摇晃，江面的水光刺眼，波涛混浊。家霆简单把自己的情况讲了。
船工目不旁视，紧把着舵，在同湍急的江水搏斗。
“我们营部就在江津城里文庙旁边，等会儿下了船上我那里去吃晚饭，好好叙谈叙谈。”吕营长态度亲切，叫人对他有好感。少校递一张印得粗糙的名片过来：
但家霆心境不好，只想早点回家看看爸爸，说：“下次去吧。今天有事，急着赶回去。”
吕营长爽气地说：“好吧！有空一定来。我讲义气好交朋友。你该算是老朋友了！那年在船上，你给我的印象很深。对了，你还记得那个挂中校衔的伤兵医院院长程福同吗？就是那个贪污酒精纱布的坏蛋，我们要将他捆住丢到江里去的。”
风刮在脸上很凉。舵工划着橹一叶扁舟在江上随波疾驶，斜直地流向江津城。家霆清楚记得：在“大贞丸”上，那个中校伤兵医院院长，带了女人坐在大菜间里，将纱布绷带给儿子做尿布，将药棉随便糟蹋，点酒精灯下挂面吃。伤兵们露天在甲板上，裹着肮脏的绷带，伤口化脓了也不能换药换纱布。伤兵们忍无可忍，冲进大菜间捆住他殴打，要将他扔下江去。……想到这里，家霆说：“记得呀，他怎么啦？”
船头水声“咕噜咕噜”响，江水中的旋涡泛着泡沫，船离江津越来越近了。
吕营长苦笑笑，将烟蒂丢进江中，说：“他就在得胜坝伤兵医院做院长，现在是上校啦！我刚才去那医院看望营部一个生病的事务长，程福同早不认识我啦！那医院，妈的，面上还干干净净，骨子里可是个地狱。伤兵医院是肥缺，程福同勾结一伙人，大量盗卖药物、酒精、纱布和药棉，良心给狗吃了，不知贪污了多少钱，这小子肥透啦！”
家霆愤愤地说：“怎么没人告他办他？”
吕营长苦笑笑：“贪污的事现在见怪不怪了！他有后台，老鼠就成了千里马！住院的伤兵无钱无势半死不活，谁敢得罪他？”
谈话没再继续下去。船上一个女人抱的婴孩拼命地又咳又哭，大约是那个头缠白布吸旱烟的老头吐的浓烟呛了婴儿。一个壮汉有一张挺英武的脸，也许是个唱川戏的？老在重复地哼着川戏：“云山叠叠（呀）江水茫茫，弟兄分别各（啊）一方……”一遍又一遍，叫人听了不耐烦。一个筐里背猪娃的中年农民，酒喝红了脸，在跟一个年纪相仿的伙伴絮絮叨叨争论，剑拔弩张像要打架。一个头戴礼帽的下江人老是咳嗽，将痰吐到江里去。……
江声浩荡，摆渡的木船顺流而下快到江津的岸边了。江津沿江的那些吊脚楼，那些拥挤的鳞次栉比的旧屋，那些爬坡的石级，和那些布满鹅卵石的江岸都在眼前。家霆无意中看到由重庆到江津的民生公司的小轮船正好抵岸卸客，忽然又想起了靳小翰。小翰这时该到重庆了吧？到重庆转公路汽车去北碚，今夜总可以抵家了，母子见面该有多少辛酸？忽然，在一种疲倦而期待归家的心态中，因想起重庆，想起人的生死，想起人生的虚幻，想起遭遇的坎坷，欧阳素心的脸庞闪电似的又出现在脑际。
生命的钟摆沉重地在那里移动，多少悲欢离合！她哪里去了呢？我的欧阳！
只要想起欧阳素心，心里就难过得要命。他这种年岁，正是最痴情的时候。心中爱情泛滥，往事难忘，能超越年月而同今天衔接，历历如在眼前。上海环龙路上欧阳素心家楼上灿灿的灯光；那幅《山在虚无缥缈间》的油画；白俄开的“白拉拉卡”罗宋大菜馆里动听的小夜曲；慈淑大楼上撒下来的五颜六色的传单；法国公园里那棵大雪松后边的拥抱，霞飞路上肩并肩的漫步；沦陷后南京潇湘路一号欧阳突然来到的欢聚；雨花台寻觅妈妈柳苇埋骨处的情景；那只嵌着螺钿的首饰盒的赠予；直到去年九月下旬，在重庆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雾夜中的意外重逢，无一不像放映电影似的一遍遍多次在眼前闪现。
啊，多么难忘的人，多么难忘的事！
想到这些，不能不像心里灌满了醋似的发酸，不能不像走了神似的怔忡。当木船忽然撞到岸上，船工高叫：“到！”家霆才像苏醒过来似的同吕营长一起走下船去。
吕营长又邀他了：“走吧，小老弟，到我那里坐一坐认认门喝杯茶再回去吧！”
家霆固执地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答应以后一定去看望，又留下了南安街九号的住址给吕大鹏，两人分了手。
从河坝登石级穿过拥挤的人流，走进江津北门往热闹的小什字街走的时候，家霆一路仍不断思念着欧阳素心，再也摆脱不开这蜂拥浮动的情丝缠绕。
欧阳怎么会突然不告而别、突然失踪了呢？真太奇怪了呀！
去年九月下旬，在江边美丽而又布满烟岚云雾的茫茫夜色里，同欧阳素心突然相逢以后，她哭了，哭得那么伤心，但她说那是欢喜的泪。大家都出乎意外，事先绝没有想到会在重庆相遇。相遇后，爸爸也是那样高兴。当问她在香港怎么能独自突然来到重庆时，欧阳当时哽咽着说：“我要把我遇到的事告诉你。”
可是，重逢的欢愉压倒了一切，没有来得及谈往事，也没有想到要立刻追问她的遭遇。她只快乐地听着爸爸谈脱离魔掌从上海逃脱敌伪羁绊到四川的情景。那么天真，那么可爱，完全像从前一样。
欧阳没有变，仍旧美丽、亲切。但是，后来回想，她心中确实像有什么秘密，像有什么深层的痛苦和为难。她抿着嘴双眉间拥着愁云，语气间有着顾虑，吞吞吐吐。问她住在哪里，她说：“明天你就知道了。”问她在干什么，她说：“明天告诉你。”她是用一种打哑谜的口吻说这些话的，当时仅仅以为她是故意用这样一种口吻说话增加情趣的。事后想想，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那晚，她是在江边作画，带着画具、画布和画架。画布上已涂抹了月下的山景、江水与山城的灯火，构图新颖。但迷迷茫茫的缥缈虚无，却与在上海她家中见到过的那幅《山在虚无缥缈间》的油画异曲同工，气氛神秘离奇。她走时，画具连同未完成的画都带走了，一个字未留，一句话未多说，一件东西也没留下。
那夜，月光时而晶莹，时而朦胧，从云端里出来的月亮，在江上照出粼粼的银光。她似乎是临时改变了主意。本来，她好像感到很幸福，哭停以后，心情变得舒畅些了，所以说：“我要把我遇到的事告诉你！”可是，这话未引起注意，只以为有的是时间，迟早会听她说的，安知她突然说走就走了！谈得热烈高兴的时候，她的脸色忽然变得苍白了，说：“今夜，我还是回去，明天我再来。”
问她：“你住在哪里？”
“明天你就知道了！”
“送你回去吧。”
“不要！”
说这“不要”两个字时，她那透露着秀丽和智慧的脸庞上表态坚决，坚决得让你无法扭转。
最后，终于还是送了。她只答应送她一程，送到“精神堡垒”附近时，她说：“我住的那个熟人家，不喜欢我带生人去。你就别送了！”
“为什么？他们是干什么的？”
“你别问！明天我一起都告诉你！”
话说到这里，似乎再不应该逼她了。怅惘地看着她背着画具，在街灯的光芒下隐没。
她头也没有回，一声告别的话也没有说。
后来想起来，她那双活泼的眼睛当时是带着一种隐约的痛苦的。为什么？无从揣测。
第二天，整整一天，她没有来。
从此，她失踪了，再也不知她在哪里！只剩下了珍藏在箧底的欧阳赠送首饰时留下的纸条“天涯海角毋相忘”七个字，陪伴着家霆。每当看到这七个字时，会带来一种痛苦、心酸的感情。
是什么原因呢？几百遍一千遍想过，无从解答！无从解答呀！
过了小什字街，经过“江声电影院”，从中央银行门口走过向右转，径直在大街上走着，家霆怀念欧阳素心的思绪连绵不断。
欧阳不是那种寡情少义的人，决不会无缘无故地背弃忠贞的爱情。她是个富于牺牲精神的女性，可以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决不会去损害别人为了自己。可是现在，当她可以得到幸福也可以将幸福赐给我的时候，为什么出此下策呢？
她一定有难言之隐，一定有身不由己的苦衷。是什么事呢？
她是怎样从香港独自逃出来的？重庆没有她的亲人，她在重庆是怎样谋生的？谁知道呢！
走到南安街口了，天阴丝丝地撒下一些细细的碎雨花来了。有人在招呼家霆：“大少爷，回来了？”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打断了家霆的情思。
家霆一看，是老钱那张营养不良的笑脸，他挽着那个七岁的大女儿正站在路边。家霆不喜欢人叫他“大少爷”，可是这个老钱和他家钱嫂，你说上一百遍，他也不会改口的。家霆只好承受着，点头招呼说：“回来了。”又问：“我父亲在家吗？”
“在在在！”老钱一手拿只酱油瓶，看样子是去拷酱油的，“有客人！县党部书记长李思钧夫妇俩，刚来不久。”
家霆对李思钧和他老婆——那个在南京中惩会里被叫作“景泰蓝花瓶”的女秘书钱敏敏印象都不好。李思钧战前在南京时是中惩会的总务科长，家霆以前听童霜威说过：“李思钧这个人势利眼！”到江津后，又听人说他是个“党棍”，冷酷、暴躁，浑身党气和小官僚架子。虽然到江津后，在童霜威面前，李思钧表现得很尊重，但总拧不过家霆先入为主的印象。李思钧的太太在逃难到四川途中患盲肠炎死了，钱敏敏嫁给了他。钱敏敏徐娘半老了，戴副眼镜，画眉毛，脸上粉涂得特别白，穿高跟鞋，烫了个“狮子头”，那副打扮和昵态叫人看了很不舒服。见了童霜威，嘴里老是喜欢讲讨好的话，听了腻味。听说李思钧夫妇在，家霆心里厌烦，跨进家里客厅，见李思钧夫妇正在东边两把红木椅子上坐着，只好招呼。李思钧夫妇也都客客气气地点头。家霆觉得不能不陪一下客人，就往西边一张红木椅子上坐了下来。
童霜威脸上是一种关心、爱怜儿子的神情，问：“今天怎么回来得迟？”
其实也并不迟，可能做父亲的盼望儿子早归，所以觉得迟了。家霆只好笑笑不回答。家霆走得身上热了，将学生装领口解开，掏手帕擦脸，听见李思钧问：“你们学校，学生对邓宣德满意不满意？”
校长邓宣德，花白头发梳得异常光滑，一个留山羊胡子穿紧身西装的老头儿。早年在巴黎一个什么大学攻读心理学的。比较开明，不大多管事，原先在教育界有点名望和地位，译过些《心理学概论》之类的书。他不大向学生讲政治，甚至在每星期一的纪念周上也不爱讲话，要讲也只是简单谈谈时局，不外是盟军打得不错啦，轴心在走下坡路啦等等。听说李思钧和稽查所长鲁冬寒对他深为不满。他俩同到学校参观过，嫌学生在墙报上埋怨政府贪污腐化和抗战不力是“左倾”，嫌学校里的国民党、三青团没有活动：“工作未曾开展”，又嫌学生在县城里演出曹禺的话剧《蜕变》义卖救灾，说《蜕变》是“替异党做宣传”。据传他们向上边打了不少小报告，指摘邓宣德“放纵学生”，邓宣德却并不买账，关系很僵。
听李思钧这么问，家霆点点头说：“还好！”他回答的是实话，学生们对邓宣德印象不算坏。他这人对学生不用高压手段，很少用开除、记过的办法对付学生。他也不贪污学生的公费。
李思钧似乎不满意家霆的回答，对着童霜威说：“邓宣德这个人非换掉不可！我们是主张邵化来做校长的。……”
家霆感到坐在那里听李思钧谈这些不合适，站起身来说：“爸爸，我去里边看看。”又对李思钧和钱敏敏说：“你们请坐。”他走进自己那间静悄悄的卧室，穿堂风将北面起居室的一扇门吹得“咿咿呀呀”响，隐约仍可以听到外边客厅里李思钧、钱敏敏和爸爸的谈话声。
他卧室的桌上，放着一封厚厚的冯村来的挂号信。他坐在桌前的椅子上急忙将信和报纸看了。那种猜不透的、迷惘的、寂寞等待的情绪又弥漫心头，心像裂开了似的痛苦。似乎在看水里的云影飘荡，空落落的摸不着边际。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呆呆坐着，思绪又缥缈起来。
客厅里的谈话声又传来了。钱敏敏在讲话，压低了声音，似是在说一件秘密，家霆却能大致听清楚：“秘书长……续弦的事还是考虑一下的好。周秀珍……人很不错……我们给您介绍……”
李思钧也平静地插话：“您年岁也大了，孩子也大了……总得有个人照顾照顾解解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