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虽然年幼，在弄堂里和邻家的小孩一同唱起来觉得很有趣。岁月流淌，童年飘远了！长大后回想这段事情联系历史思索时，才明白，唱“打倒列强”时正是北伐时期，唱“大饼油条”时已是历史倒退时期了！那时，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内部派系纷争，接着是新军阀的混战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华。我那稚弱的幼年已经过去，思想也从完全蒙昧走向混沌初开，对人间滋味的体会自然深了一步。我的家庭，在这时也发生了变故。对比起以后，我那昏昏的幼年，应当说是幸福的。接下去的童年，则要辛酸得多了！
到南京去唱《可怜的秋香》
六岁那年，我们家住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一所面街的楼房中，我进了家里附近的敦仁小学幼稚园。这不是一个著名小学，后来大约也就没有了。我进小学幼稚园不久，学会了唱《可怜的秋香》。歌词是：“暖和的太阳，太阳！太阳它记得：照过金姐的脸，照过银姐的衣裳，也照过可怜的秋香。秋香，她爸爸呢？秋香，她妈妈呢？她呀，每天都在草场上，牧羊！牧羊！……”
歌是当时很出名的音乐家黎锦晖作的，据后来长大后知道。我们家在上海最初住在小东门裕福里，隔壁是黎锦晖家。黎锦晖的女儿黎明辉当时是有名的歌舞明星。名学者章太炎家也是邻居。当时我们家与章、黎两家过往甚密。哥哥宏济和我都是在这个弄堂里出生的。由于同黎家来往多，哥哥宏济曾经过继给黎锦晖做干儿子。当时黎作曲的歌《小小画家》等都十分流行。这支《可怜的秋香》，我年纪虽小，一唱就同情起秋香来了！觉得秋香真是可怜。但何尝想到自己也会变得那么可怜呢？
那一年，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好像是初秋时分。一天，我正在幼稚园里上唱游课，女老师弹着风琴，我和几个小朋友手挽手一面表演一面唱：“飞飞飞，飞到花园里，这里的风景真美丽……”忽然堂兄洪江来了。他是我二伯父的儿子，大学法科的毕业生，是我父亲疼爱、培养的一个侄子。
歌没唱完，他就把我接了出去。他非常和蔼地对我说：“宝宝，你爸爸跟你妈妈离婚了，要带你到南京去。你要乖，要听话，以后要懂事。……”他没说完，我急了，马上插嘴说：“我要妈妈！”他将我抱起来，也不搭理我。我就糊糊涂涂跟他回到家里。
什么叫“离婚”，我是似懂非懂的。但这话我听得可不少。爸爸跟妈妈打架吵闹时，有时，爸爸会恨恨地对妈妈说：“离婚！一定离婚！”有时，妈妈也会先说：“离婚！明天上法院！”我想：什么是“离婚”呢？一定是一种很不好的东西！什么叫法院呢？一定是一处很可怕的地方！终于，逐渐有些明白了：“离婚”就是爸爸和妈妈不再在一起了，两人分开！“法院”就是下命令叫爸爸和妈妈分开的地方。我怕他们“离婚”，谁料到他们真的会离婚了呢！
搬家公司的大卡车停在门口，家里乱得一塌糊涂，我不见妈妈，也不见爸爸；只见有几个不认识的人在搬东西，家具都在往卡车上搬。我想找哥哥宏济，看不到他。这时，我已有大妹宏洛和二妹宏淡了。他们也不在。我哭了！想起《可怜的秋香》那支歌，想起有一次在街边见到一个“小瘪三”，穿得又破又烂，头发乱蓬蓬，垫着破报纸睡在水门汀的地上。我问妈妈：“他怎么啦？”妈妈放了些铜板在他身边，对我说：“他是孤儿，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这时候，我突然感到：我也变成孤儿了！我放声“哇哇”大哭，哭得十分伤心。洪江劝我也劝不住，直到爸爸来了，抱起了我，我才止住了哭。
后来，我才明白，法院判离婚时，将两个男孩：哥哥宏济和我判给了爸爸；将两个女孩：宏洛和二妹宏淡判给了妈妈。妈妈这时怀着三妹李淑尚未分娩，三妹当然也归妈妈。但哥哥宏济对妈妈感情特别深，妈妈也特别喜欢他。他哭着要跟妈妈，不肯跟爸爸。爸爸同意哥哥先跟妈妈，等哥哥大些以后再到南京跟着爸爸生活。
就在那夜，我被爸爸带到了南京。
爸爸那时早已在南京做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了。离婚前的一个阶段，他家安在上海，自己在南京办公。上海南京之间，坐火车来往很方便，坐夜车在卧铺上睡一夜第二天清晨就到了。离婚后，他决定把家安在南京。其实，所谓“家”，仅他带着我一共两个人。那夜，他带着我坐卧车到南京去。火车“乞卡乞卡”行得飞快，车窗外漆黑墨乌，车厢像摇篮般晃动。黑暗中，我迷迷蒙蒙半睡半醒，心里说不出的压抑、伤心。老觉得妈妈在身边，老觉得哥哥妹妹在身边。醒来睁眼见他们都不在，我就哭了。爸爸哄着我说，“爸爸喜欢你！你妈妈你就当她没有了，以后再也不要想她！”我不敢作声，心里难过极了，想：怎么行呢？我喜欢妈妈！虽然她要打我！……我想妈妈想得老是皱眉头，但妈妈在哪里呢？
跟爸爸到南京以后，住在秦淮河边的贡院东街。爸爸租了房子。那房子很有趣，靠近夫子庙，是一种“河房”。临窗可以看到下面是潺潺绿水的秦淮河。秦淮河两岸，河房林立，我们住的“河房”，铺着地板，最里面的一间像座湖心亭似的，下边全是用木柱撑持的。那一带，周围环境不好，都是些茶园、酒肆，秦淮河上也可以看到画舫上夜晚悬着红绿灯，灯影桨声，吹拉弹唱。
我住在“河房”里，环境新鲜有趣，常常无聊地能倚窗眺望很久很久。爸爸每天要去办公，他有个年岁大些的胖秘书叫周公望，有个年轻的秘书叫张景春，他让张景春来带领我。我就学爸爸的样子叫他：“景春！”
景春是个宁波人，黑瘦黑瘦的，总是穿一套不很挺拔的西装。他还没结婚，就住在我们家。从这开始，他成了我童年时代的老师、朋友和保护人，直到抗战开始，我们才在武汉分离。平时，他连我穿衣穿鞋都照顾，教我念字，陪我做伴，订王人路编的《小朋友》《儿童世界》杂志，将上面的故事讲给我听。陪我看电影，当时正演《火烧红莲寺》，后来还看过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是胡蝶主演的。《歌女红牡丹》是怎么一个故事我当时就没看懂，也不爱看。只是感到影片上的人会说话挺有趣，才留下印象。《火烧红莲寺》却使我着迷。羡慕影片中的金罗汉有两只大老鹰可以骑着飞上天，羡慕胡蝶饰演的女侠红姑在银幕上能徐徐飞行十分潇洒。影片一共十八集，我看了其中不少集。其实影片是有毒素的。只是我年岁小，不少地方都看不懂，懂的只是好人打坏人和一些神奇热闹的场面。这些对我发展想象力，明辨一点是非，倒是也有那么一点作用的。所以，事隔数十年后，想起我在文学上的启蒙竟是由蹩脚的武侠片开始的，不禁倒有点好笑了。
秦淮河上的“河房”住了不久，爸爸嫌环境太坏，决定搬家。《火烧红莲寺》那样的影片，爸爸认为不好，不许景春带我再看，就也同我告别（虽然有时景春仍偷偷带我看过）。爸爸带我搬到了张府园去住。
“张府园”是条巷名，也是从前做过宰相的张家辖有的一处园林的名称。
姓张的人家祖上做了大官儿，本来很有钱，这时破落了。张府园里房子很大很多，一进一进的好几进院子，大部分都卖给人了。我们住的一个院子和一进房屋是向张家租的，他们自己搬到附近几间破旧的小瓦屋里去了。张府园真大啊！有长廊、假山石、亭台楼阁，有高得穿天盖地的大梧桐树，有各种各样的花木：夹竹桃、石榴、丁香、茉莉……花坛里栽满了鸡冠花、凤仙花、兰草……我夜里睡着，听着风吹梧桐叶瑟瑟响，总带些害怕的感觉。半夜睡了以后，也不能把心上的惆怅抹去，总是梦见妈妈。有时，我梦见了妈妈，觉得身上冷，说：“妈妈，抱抱我！”妈妈抱住我，亲我，问我想不想她，我就伤心得哭了。有时，妈妈突然甩下我走了，我叫着：“妈妈，你别走呀！你别走呀！”也就哭了！我会坐起来大哭，怎么也止不住，像受了惊吓似的，手足冰凉，把爸爸吓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开头几乎夜夜如此，后来两三天也要来上一次。
爸爸带我看医生，那个白胡子的老中医把着我的脉说了些我不懂的话，说我这是一种病，叫作“发魇”！又说吃了他的药能治好。我就跟药罐子交上朋友了！爸爸天天逼我喝药水。我常背着爸爸偷偷将苦水泼洒掉。我虽然小，心里很亮堂：你要是把妈妈还我，我夜里就不发魇了！不然，我这病怎么好得了呢？
在张府园的初期，每晚总是爸爸带着我睡。白天，爸爸去机关办公了，景春也跟爸爸去办公了，家里只剩下我。那旧式的非常宽大的厅堂式的房屋，阴森可怕。只要天晴，我总喜欢在院子里游玩。院子里像花园，我在假石山里钻进钻出，在涂釉的大荷花缸里看养着的大尾巴水泡眼金鱼游动，摘凤仙花上结的籽儿玩——籽儿有拇指大，成熟了一碰会“啪”的爆炸。墙上爬有山药藤，地上开着百合花，我顽皮地将猫赶上屋顶，顽皮地采山药、挖百合，用嘴咬了尝尝是什么滋味。草里有蚂蚱、蟋蟀、金铃子，我就捉来用小盒子装着。门背后潮湿，有一种驼背的虫会跳得很高，我抓了许多扣在一只碗里放桌上。景春回家掀起碗来，惊叫：“呀！骆驼虫！脏得很，怎么扣在碗里？”
家里雇了个老太太办饭、洗衣、打扫房间。爸爸又托张府园房东张家的老太太照顾我。张家老太太头发灰白，脸上带着苦相，手里总捻着一串发了黑的佛珠，咕噜咕噜念着佛，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有时她唠唠叨叨地告诉我：她命苦，儿子败家不争气……说着说着就掏手绢拭眼泪。她儿子个儿很高，留西装分头，穿绸大褂子，是个白脸的中年人，一直在外面吃喝嫖赌乱花钱。有一次，给警察局抓去了，听说是偷了人家的东西，张家老太太哭着来找爸爸帮忙。爸爸叫景春拿了他的名片到警察局去把张家老太太的儿子领了回来。张家老太太千恩万谢，但他的儿子以后仍旧在外边不干好事。张家老太太对我亲热，总是对我说：“宏溥，长大可要学好！不要像我儿子那样没出息！……”又总是说：“我心里可苦啦！你看我可怜不可怜？”
其实，我心里也苦，我觉得我才可怜哪！我常常独自唱《可怜的秋香》，唱着唱着就流泪了，觉得我比秋香还可怜，我老觉得自己丧魂落魄少了什么，当然就是少了妈妈，少了哥哥和妹妹。
寂寞时，我在月亮门里转进转出，我爬树，上假山，假山迂回曲折，有时钻进去就找不到出路。我在草丛里捉蚱蜢，在砖堆里逮蟋蟀，在墙根上刮墨绿的苔藓，用竹竿从树上打下金黄的梧桐子，自己拾一堆枯叶将梧桐子烧熟后剥了皮当瓜子吃。四合院的白粉墙上有山药豆的藤萝，山药豆摘下来也可以烧了吃……
这是我到今天仍深刻留下的关于张府园的印象。没有什么人管我。顶多那管烧饭洗衣的老太太（我已经记不得她叫什么名字，甚至连面貌都模糊了）见我拿火柴会吆喝一声：“不准玩火！”自由倒是自由，一种孤单的寂寞却总像影子似的紧跟着我。
很奇怪，年岁那么小的我，有一天下午，竟寂寞得想到了死。我虽小，觉得树上摇晃着被风吹下的枯叶像我。梧桐树下那些死掉了的知了也像我。我想：妈妈，你好忍心呀！就真丢开我永远不见面了吗？你知道不知道，我多么想你呀！你在哪里呢？像我这样一个没妈妈的孤儿，活着太没有意思了，太痛苦了，不如死了算了！幸亏，我还不懂什么叫自杀！只是那天夜里我没吃饭就睡了。夜里，又发了魇！
这样，我的身体当然不会好。我变得多病了，脸颊下部颈上淋巴腺老是发炎。一连开了几次刀。我还记得景春带我到医生那里开刀的情景。一进医生的诊所，闻到那刺鼻的药水味，我料到要开刀，马上拔腿逃跑，结果，景春和医生、护士一起追捕，抓到后，揿住我的手脚将我按在雪白的手术床上打麻药针开刀。左脸颊下，留下了深深的长长的刀疤。在家里，每天我也吃药吃得不停，有苦水中药，也有糖衣裹着的西药丸。
七岁，我进了卢妃巷小学。报名时，景春将“王宏溥”，写成了“王洪溥”，从此，我的名字就将错就错了。这是个设备简陋办得不怎么样的小学。每天是景春送我去上学，又接我回家。上了学以后不久，有一天回家，发现家里起了变化。爸爸不住在我们原来住的这个四合院里了，原来的房子由景春和堂兄洪海、洪法带着我住。堂兄洪海是我大伯伯的儿子，年龄只比爸爸略小。他在家乡做医生，是到南京来看望爸爸的。他为人忠厚，只是太爱喝酒，几乎是一天到晚都在一点一点喝酒，就用三个铜板一包的花生米、两个铜板一块的豆腐干下酒。堂兄洪法是我三伯父的三儿，也即我前面提到过的堂兄洪江的三弟，洪江是老二。洪法是到南京来上中学的。爸爸弟兄七个，他排行第六。他离开家乡在外工作，很注意培养弟兄们的孩子。洪法就是这么由家乡如东来南京上学的。爸爸不同我们住在一起，也不带我睡，改由洪法和洪海带着我睡，这是什么原因呢？他搬到哪里去住了呢？一连好多天，见不到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