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我这个人没什么出息，似乎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我最大的人生理想就是谋求一份可靠高薪的外企白领岗位。没错，的确如此。
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整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外企白领的收入、地位、财富水准之高，是现在的80、90后们无法想象的。那时的外企，特别是西方国家企业，一个普通职员的工资就是一般工薪阶层的数倍，而资深白领的收入并不比一般企业经营者差到哪里。一些外企员工还利用外企这个平台的资源，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第二，家庭背景和个性使然。我可没有从摆地摊起家的那份冲劲。如果真要创业，那就必须依靠家庭背景、以及工作后建立的社会关系建立人脉网络和生意平台。前者我家根本就没有这方面可利用的资源；后者，我交大毕业后就业的两个单位，丝毫没有遇到过这种机会。倒是听到周围几个熟人或同学，虽然家里也没什么背景，但是通过几年外企工作，积累了一定的关系和经验，然后开始了自己的生意，于是我自然把进外企当作第一目标。我的如意算盘是：假如以后能有自己做生意的机会再好不过，不然，以外企的收入多搞几套房子（那时两三年外企收入搞定一套房很正常），将来收收租金也能逍遥度日。
第三，至于在海外创业，首先中国人在大洋洲做生意比中国国内难多了。虽然90年代末本世纪初那会儿有不少海外中国人靠经营中国廉价商品赚到了大钱，但是这种机会时不可失、机不再来，不久就变得竞争惨烈、利润微薄。我当时是抱着镀金的目的出国的，怎么可能放弃学习、在一个自己根本就不熟悉的地方瞬间转行经商？而且我出国时几乎已是倾囊而出，哪还有启动的本钱！其实，即使在澳洲多年的华人，能抓住那些昙花一现的生意机会的也不多；而大多数在澳华商的日子也并不潇洒，一般只有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才能发家，其余同样处于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而且澳洲人工贵，为了省钱，华人小业主们在搬运整理之类的杂务中连轴转是常事。他们的实际生活质量相比一个有稳定中等收入的中产阶层，究竟是高是低，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关在澳洲做生意的情形，我会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提到。
所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两年很快过去了。到2003年，我似乎已经搞定了一切该搞定的：外国身份、留学文凭、海外工作经验……是不是万事已备、只欠东风，到了海归实现当初计划中的外企白领梦的时候了呢？按照我的感觉和人与生俱来的惰性，经历了从中国到新西兰，再从新西兰到澳洲这番大周折，我很留恋这两年近乎无忧无虑的生活，不太想回国再次重新开始，继续折腾了。
但是我寻思，凭我在澳洲低于平均工资的薪水，得过且过还算不错，真要安家置业就吃力了（当时悉尼的房价虽不能和现在比，但是已经较高，而布里斯班的房价仍然很低，投资潜力巨大，可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异地投资房产生财），哪能和回国当外企白领，赚几倍于普通人的收入、两三年轻松搞定房子的“人上人生活”相比。向周围以及国内的好友咨询打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说象我这样有国内外名校学历，有外国身份和工作经验的，可以大胆尝试回国“捞金”。好友们的鼓励以及对出人头地的渴望，使以前被灌输进头脑的那些大道理再次起了支配作用，什么“坚持到底”，“不能贪图安逸”，“关键时刻不能功亏一篑”……终于，2003年3月，在纠结和犹豫中，我辞去了澳洲那家养老基金的工作，回到国内，正式实践自己向往已久的海归梦、外企白领梦。
命运捉弄人，到了上海，迎头赶上的就是那场“非典”（非典型性肺炎）大流行，市面一片萧条，只能把找工作的热情暂时搁一搁，趁机多了解一些行情。首先，我发现经过一年多，上海的房价相比2001年翻了两倍都不止，原先凭外企白领的收入两三年就能轻松搞定房子的好事没有了，外企白领也开始加入了“房奴”的行列。还有就是，虽然2003年时的外企员工收入总体上仍然属于高薪，但优势已经大不如前，2002年前那种数倍于普通工薪阶层的悬殊差距没有了，而以前被当作“没出息”的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公务员之类的收入大幅上升，大有赶上和超过外企之势。由于收入优越性的逐步体现，这些直到2001年想招个优秀大学生都难以如愿的单位，现在反而成了人们就业的首选。另外，2003年时海归的地位和两年前也大不相同了，报纸上网上出现了海归者众多、就业发生困难的消息，甚至还有“海龟变海带（海归待业，故戏称海带）”的说法。
面对如此局面，我心里叫苦不迭，唏嘘不已：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从个人置业角度出发，2000年奥克兰大学毕业时，就该直接回国尝试寻找外企白领工作，不该画蛇添足，去积累海外工作经验。至少2000年上海的房价极低，结合当时的动迁，搞定房子肯定不成问题。另外2000、2001年时，海外留学归来的名分还相当吃香，外企白领一枝独秀的收入优势也在。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绝不是现在那苍白无力的所谓“两年海外工作经验”带来的些许优势所能企及。而在中国，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就在于是否能赶上那一拨潮啊！
从随机应变的角度出发，既然2003年国内行情已经大变，那轮流转的风水已逐渐远离外企，我在澳洲已经有了虽然薪资不高、却也稳定轻松的工作，个人的日子也算安逸，就不该辞职回国，不该再来圆这个早已今非昔比的外企白领梦。
偏偏造化弄人，我还是在2003年回国了。既然已经回来，那就勉为其难努力一把吧。顺便说一下，2003年的非典[1]闹得确实凶，连原定在上海的CFA（特许金融分析师）考试都取消了。同样出于坚持到底的思路，我6月千里迢迢赶去香港参加了当年的CFA二级考试（2002年在悉尼考了第一级）。虽然顺利通过，但一次香港考试之旅也赔进去不少精力和金钱。
从6月中旬开始，非典的影响渐渐退去，各行各业开始走上正轨，我开始了我的海归求职路。起先我把求职方向定位在国际投资银行、国际名牌咨询公司、基金管理之类的金融高端机构。虽然我知道2003年时的海归已不是2000年的行情，不再是人才市场的宠儿，但同样，2003年的普通外企业也今非昔比，不再是之前鹤立鸡群、几乎是唯一高薪选择的单位。除了争取在职业上进一步向高端靠拢，还怎么实现出人头地的梦想呢？
然而，发出去的申请几乎都没有回应。后来我才知道，能进这些高端金融机构的主要是这几类人：
（1）有门路有关系的，而且他们的门路和关系对这些公司来说有直接或间接利用价值。
（2）国内名校应届毕业生，比如我原先的母校交大的应届毕业生就有机会。而且现在这些公司也不再局限专业，理工科名校毕业生他们同样欢迎，因为他们已经明白理工科学生补习商科知识不是难事。交大文凭的优势在十多年后终于得到体现，可惜我早已不是应届生了。
3）若是海外留学归来，除了家里有门路的，其余要么毕业于美国哈佛耶鲁之类的名校，要么在美国华尔街之类的地方干过。
剩下的，就是这类机构的在职人员相互跳槽流动了。我这种情况，想进这些公司几乎不可能。我不得不调整方向，把求职的行业扩展到财会金融全包括，把对象扩展到所有外企，大型国企等。
与此同时，我还发现我在澳洲那家小型养老金公司的工作经验并不好使。即使普通外企，人家认可的也是海外大公司经历，这种小公司经验顶多也就仅供参考。这进一步证明了当初积累两年工作经验回国确保当外企白领这个想法的天真。而当初为了这个天真的想法而焦虑不已也只能算是自找了。
终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在香港汇丰银行驻上海分行找到了工作，总算是圆了当初的外企白领梦，这已经是2004年初的事了。这份工作是我根据网上招聘信息发简历，由一家总部在澳洲的人才猎头公司（其上海办事处负责招聘的几乎都是香港人）作中介。我在汇丰的职位是职员主任（Staff Officer），工资7500元人民币/月，部门是信用额度审核。信用额度审核的过程很繁琐，牵扯大量单据文书和电脑系统的相关处理。那里共有十多个基层员工做这些文书数据工作，我的职责是审查他们的工作，确保没有错误，同时协调上下左右间的关系，确保运作通达顺畅。工作量非常大，每天上班都很紧张。相比澳洲上班时的闲暇舒适，只能用天地之别来形容。而且在这种地方，大陆员工无论地位还是收入跟香港人都没法比。我虽是海归，但那时也只能享受大陆员工的待遇。
2004年在上海，7500元人民币的月薪不算低，但早已没了整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时几倍于国营单位普通工薪阶层所带来的鹤立鸡群、傲视众人的优越感；如果考虑当时已经大幅上涨的房价，7500元只能在边缘地段买一平方米的房子，靠这点钱买房恐怕难逃房奴的命运。加之巨大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对比在澳洲时的闲适，“真不值得！真划不来！”的感觉油然而生。
随着和同事们交往的深入，我发现当初从国营银行跳槽进汇丰的那帮人，现在内心深处都感到憋屈，感到有些后悔。有两位2002年进汇丰的同事，一位本是工商银行一家营业所的负责人，2000年辞职去英国自费留学，2002年回国进了汇丰；另一位原本是建行的信贷员，因为一直羡慕外企，2002跳槽进了汇丰，而汇丰以服务外企为主，他原来在建行的客户资源在那里没什么用，只能当个敲键盘的办事员。这两人的懊悔溢于言表，他们说：“前几年跳槽进外企的也就罢了，毕竟那时候外企工资比国企高出几个数量级，1998年国企停止分房，那就更没什么可留恋的了。那时进外企风光无限，凭高工资还能搞定房子。我们两个2002年进汇丰，才一年多就感到有些‘变天’了，真是太‘冤’了。”
通过这段时间在汇丰的亲身体验，进一步证实了我回国后的所见所闻和所作的判断——外企职业确实在走下坡路。现在的外企白领已经恢复打工仔的本来面目，顶多也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普通谋生之道。想出人头地当人上人，又得从头开始拼刺刀，设法在外企圈子里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爬到顶层去。而且别忘了，这可是要在一个逐渐走下坡路，风光日益不再的行当里逆势上升呵。
曾几何时，外企白领是我历经千辛万苦、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想想为此付出的代价，我不甘心。但是理智告诉我，过去的一切都是无法收回的成本，必须向前看，问问自己是否愿意在已经逐渐风光不再的外企白领行当重新奋斗？
我选择了“不”——我不愿意在一个逐渐衰微的行当里天天忙得连轴转，死磕所谓的“职业生涯”，也不想再次实行“既来之，则安之”的人生规划。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原本梦寐以求、如今风光不再、让人大失所望的外企白领工作，离开了汇丰，于2004年8月回到了澳洲。
后来有人问我对此是否后悔，我回答：我后悔当初为了出国选择进交大读理工科，后悔2000年奥大毕业后没有及时回国求发展，没有尽早搞定房子，也后悔2003年不顾当时形势已变，轻率海归的迂阔，但对于从汇丰辞职却一直感到庆幸，因为这些年的事实告诉我们，外企确实越来越不行了。时至今日，其光环早已消退，若和同行业作平行比较，收入优势也几乎荡然无存。社会财富青睐的已不是外企白领、IT精英、职业经理人、ACCA、MBA等人群，而是体制内的官员、经商的土豪、家里房产多的“地主”。记得2000年，有报导说那时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大多去了外企。2005年，类似报导说两校毕业生去外企国企的平分秋色。而2012年的报导说清华北大的毕业生除了继续深造的、出国留学的，绝大多数去了国家电网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等大型和垄断型国企，还有研究所之类的事业单位，去外企的只有2.12%，比去民营企业（2.78%）的比例还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现在外企的不景气和不受待见。
过去我对外企白领如此向往，看中的是外企白领相对其他行当、其他人群的巨大收入优势：一个前台接待员小姐的工资就比国营单位科长要高很多，资深员工的收入直追经商阶层，外企白领凭籍两三年收入就能搞定一套房子……一句话，我看中的是那个象征身份、地位、财富的外企白领。当这些成了“俱往矣”的过去式，而外企紧凑的工作节奏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却“涛声依旧”的时候，外企白领这个身份，对我而言就连鸡肋都不如了。
事实上，我有不少同学在90年代和本世纪初就职于外企，在房子如同白菜价的年代，赚着鹤立鸡群的收入，这帮人真是得益匪浅，每人至少入手两套房子不成问题。但是，2005年后，鉴于客观形势，加上年龄因素，他们大多陆续离开了外企。而且，04、05年之后，从澳洲海归回国的留学生，后来绝大多数都混得不咋样，实现出人头地梦想的概率极低，其中家境一般的难免陷入当房奴的尴尬境地。有人花了家里大笔积蓄，回国后买了房还得父母月月贴钱还贷，还有人则抱怨留学成本收回艰难，等等。在外企逐渐衰微，同龄人相继离开，房价已经高涨，海归人数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吃香的大形势下，我如果还是逆流而上，再去追求外企白领职业生涯，最后付出大、得到少，乃至几近“白忙乎”的概率，恐怕远高于想象中、期待中的功成名就。值得欣慰的是，我能在2004年外企职业衰相初现、光环渐退，但余辉尤在的时候，看出其今后将逐步走下坡路的趋势，果断选择放弃，也算是有先见之明，避免了再次因为押错宝，付出很大努力却无法得到理想回报，所造成重大心理打击。这应该就是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从之前所走的弯路中总结经验教训吧。
注释：
[1]非典：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又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SARS，是一种因感染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新的呼吸系统传染性疾病。截至2003年8月7日，全球累计发病例数为8422例，依据报告病例计算的平均病死率达到了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