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玉说要不我写信给你姐和姐夫说说。我说你怎么说？同样是十二月聚会的，同样是支边青年，你在外面，我在里面，难道我真的就是反革命？
蓝玉说那也不能瞒着他们吧？能瞒多久？我说能瞒多久就瞒多久，我不是反革命得有人证明，蓝玉你是自由人，你能不能跑一趟西安，找到莫明，十二月聚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组织他最清楚。
蓝玉说不能，可凡，我不能。
我说为什么？
她说不能，可凡，我肯定不能。
我叹口气说你怕牵连你自己？
她说你总不会希望我跟你们一样吧？
我不说话了。我想起开封，从我家穿过一条街就是她家了。她家的灰色小楼深藏在绿树浓荫里显得非常孤静，就像它的小主人蓝玉。蓝玉孤静得从小就不跟我和我的两位哥哥说话。尽管我们两家因为同是一家洋布行的股东，经常有走动。后来我和蓝玉先后去西安读预科，这才开始接近了。她读书比我用功，早一年考入西北公学。等我去西北公学时，她已是一个令人羡慕的非常非常革命的学生了。而我只是一个革命的同情者，常常受到蓝玉的指教。蓝玉崇拜夏光明，夏光明却崇拜赵如斯。因为在他的眼里赵如斯无论是模样还是性情都是天底下最优秀的。
我说我要走了。
蓝玉说你把这个交给夏光明，说着掏出一封信递给我。
我没有接。我说其实你可以亲自交给他。他烧伤了，住在医院。
蓝玉半晌没反应，突然说烧伤了？是火把他烧伤了？
我说肯定不是水把他烧伤了，西宁城只有两家医院，能找到的，现在也只有你能去看看他了。
她说好吧。但她显得并不急迫。
我生怕老方等急了，便和她匆匆分手。
我离开了办事处。从此我就不再是一个支边青年而是一个真正的囚犯了。
这里是监狱，有高墙和铁丝网，有土坯的岗楼和青砖的监房。十二月聚会的男人被关在一间房子里，女人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们每天早晨跑步，完了吃饭，吃了饭就排队去砖瓦厂劳动。中午有饭，下午还是劳动。晚上是政治学习或者听上级训话。十点睡觉。偶尔会有一点时间读书。没有星期天，一个月休息两个半天，不定期，由政府根据劳动需要临时决定。
政府，是规定我们对所有管教我们的人的称呼。
政府已经有两个月没提审我们了。文途禹说这算什么，我们没有判刑就成了囚犯，不能再这样等下去，我们得申诉。于是就写申诉材料，由文途禹执笔，写好后大家签了名，交给了一个从来不和我们说话被我们称为哑巴的干部。
一个星期后，就在晚上政治学习的时候，哑巴干部当着我们的面撕碎了那份申诉材料，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我们觉得哑巴干部不帮我们的忙，就又写了一份，交给了另一个黑胖子干部。黑胖子干部看了几眼后扔还给我们说：
你们不要再找麻烦了，上次的材料送出去后被上面打了回来，还要追查责任。等着吧，听说你们的的案子就要判了。
黑胖子干部说得不错，半个月后在砖瓦厂的劳动工地，来了一个监狱外面的人。他在几个持枪的看押人员的护围下，向我们宣读了判决书：判处十二月聚会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夏光明有期徒刑二十年；其他人都是十五年。
我们呆立着，知道说什么也没用，就只好静静地立着。我在想象十五年，这是一个无法承受的漫长；我还想象着家里人在知道这一消息后的情状。我流泪了，接着号啕大哭，接着就哭声一片，都流泪了，包括比我们长几岁的文途禹。过了许久，文途禹突然大声问道：
夏光明呢？夏光明现在在哪里？他的伤好了没有？
没有人回答。我们发现宣读判决书的人早就离去了。
文途禹坐在了地上，我们也都坐下了。没有人来催我们去劳动，大概是有点同情吧。
这一天，在我们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文途禹和我，还有田家，都在地上画了一个人的名字：莫明。
怎么能跟莫明联系呢？写信？文途禹说其实我已经写过了，是我去单位拿行李的那天和家信一起发走的，没有回音，不是有人卡了我的信，就是他的地址有变。说着他把眼光投向了窗外高墙。
这是晚上，熄灯以后，我们的沮丧到了被抓以来的极点。
惟一的办法就是跑出去找到他。文途禹又说。
谁敢呢？怎么跑？大家沉默着，最后都睡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这个星期的天空没有太阳没有云彩没有蓝色，也就是说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天空了。高梧时不时发泄似的唱着五月的鲜花。赵国伟一天到晚回顾往事，一点一滴地检查，不停地自语着：哪儿错了呢？李晋升病了，整天躺着，惟一的话是我难受死了，我难受死了。狱医给他打了针开了药，他把药扔了。我捡起来让他吃，他说不吃，吃好了还不是做苦力，有什么意思。文途禹、田家以及我都沉默着，一个星期里放的屁比出的气要多。等文途禹让人感觉到他要出气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愣了。
明天我要带着申诉材料离开这里，你们好自为之了。明白么？我们的申诉材料之所以打回来是因为没有莫明的签名，我这次去一定要让莫明写上十二月聚会无罪。
我们半天才反应过来他要逃跑。
你们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是去西安的。他们要是问起来你们就说可能回老家了。
我说你怎么跑得出去？
文途禹说这几天我天天在砖瓦窑后面撒尿，把墙根里的土浇软了，今天我踹了一脚，差点就踹出一个洞来。
砖瓦厂虽然也有高墙，但它不像监狱那样四角有岗楼。犯人劳动的时候两个哨兵站在东西两个砖垛上扫视着全场。
这天，哨兵看到，一辆运砖的架子车和一辆运土坯的架子车在一段坎坎坷坷的路上撞在了一起，运砖的车几乎翻了，推车的高梧大声骂起来：你瞎眼了？我给你让路你为什么不给我让路？你想破坏社会主义劳动改造是不是？被骂的田家说你敢骂我，臭资本家的儿子你敢骂我？说着就过去揪住了高梧的衣领。这时我大声喊起来：快来人哪，他们打起来了。
两个哨兵的目光集中到了这里。高梧和田家真的打起来，越打越凶。哨兵喊道：住手！你们都住手。
我能感觉到文途禹这时正在奋力挖洞，能感觉到当外面自由的光线越来越多地倾泻而来时他如何像狗一样匍匐在了地上，然后爬行，一寸一寸地爬到洞外去了。
等管教我们的黑胖子干部从不知什么地方跑来时，高梧和田家已经不打了。他们两个开始讲道理，一个说是你先撞了我，另一个说不对，肯定是你先撞了我。黑胖子厉声道：胡扯，只要是撞就都是同时的，能有先有后么？他拍了一下巴掌，摊着两手说，你们说，哪个是先哪个是后？你们不是读书人吗？怎么连这个道理都整不明白，笨得连吵架都不会。不会吵就别吵，赶快劳动。
但黑胖子干部很快就发现读书人并不笨。晚上收工前点名的时候，竟然少了一个人，到处找没找到，只找到一个洞。于是明白啦，一面派人去抓捕，一面审讯同监房的人。
审讯到我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黑胖子说知情不报是有罪的你知道不知道？我说知道，可我并不知情，我怎么知道文途禹要跑呢？他没提前跟我商量，绝对没有。黑胖子问跟别人商量了没有？我说没有。黑胖子说你怎么知道没有呢？
黑胖子问：当时高梧和田家打架的时候，是不是你在喊快来人哪，他们打起来了？我说我喊错了吗？难道不该管一管？
黑胖子拍起了桌子：你以为你聪明，你以为我们识不破你的阴谋诡计？快老实交代，文途禹逃到哪里去了？我说不知道。
黑胖子说其实你说不说都不要紧，别人已经交代了，我们问你的目的是想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立了功就减刑，继续隐瞒就加刑，你想好了，主动权在你手里。
我不吭声。我琢磨减刑是真的还是假的？能减几年？是我说了就减刑呢还是抓到了文途禹后再减？
说吧，说出来我们保证给你减一年刑。
我心想才一年，十四年的漫长和十五年的漫长同样是望不到头的。要是能减十年，要是一说出来就减，我就告诉你们他回老家去了。
我还是说不知道。我说其实你们应该问问他为什么要逃跑，他是被冤枉的，我们都是被冤枉的，他要去申诉。
黑胖子说申诉就应该逃跑？再说你们有什么可申诉的？我们的政策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我说既然这样，那就放我们出去，文途禹哪儿是逃跑，他不过是觉得自己没罪，想出去就出去了。
黑胖子说越是坏人就越觉得自己是好人，没有罪怎么会到监狱里来？你是不是觉得你也是冤枉的也想逃跑？那好啊，你不怕吃枪子明天就可以试一试。
我心说枪子能打着人，但打不着人的心，我这颗心就是人死了也还是要申诉的。
这时，有人在我身后推开了门。我感觉他朝黑胖子招了招手。黑胖子起身出去了，剩下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干部冷冷地看着我。我累了，打起了哈欠，打得满眼泪光闪闪的，只听那人飞快地说：你们真是不知道轻重，现在到处都在抓反革命，说杀头就杀头，你们要活下去就得忍着。我一把擦去眼泪盯着他。他戴副眼镜，是一个瘦子，面无表情，显得非常冷漠。他迅速把头扭到一边去了。
黑胖子急冲冲回来，对我说现在也用不着你交代了，你已经失去立功赎罪的机会了，谁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起来，回去吧。我和眼镜干部同时惊诧地站了起来。
黑胖子将我送回了监房。门被咣当锁上以后，我站在黑暗中悲凉地说：完了，文途禹被抓回来了。
地铺上一阵骚动。高梧问我：你见啦？我说这会儿哪里能见到？这会儿要连夜审讯他。
但是第二天我们也没有见到文途禹，一整天都在砖瓦厂，晚上收工的时候，黑胖子宣布，五号监房里住进去一个新进来的，就睡在文途禹的铺上。
回到监房时我们看到文途禹的地铺上空荡荡的，他的被褥已经拿走了。
很奇怪的是高梧的铺上放着一双文途禹逃跑时穿着的鞋。李晋升喊起来：怎么就回来一双鞋？
高梧说他来过了，他穿了我的布鞋，留下了他的棉鞋。我说这是为什么？高梧说你不知道他这人特别自私么？春天了，用不着棉鞋了。
田家说你怎么这样说人家？看人家躺下你就挖坑，文途禹还不是为了我们大家？
李晋升说吵什么吵什么，文途禹现在在哪里？
谁也不说话，只有新进来的那个人一边说这房子这么小一边把自己的行李扔到地铺上。高梧朝田家眨眨眼，一屁股坐下，就把文途禹的棉鞋换上了，然后走一走说，这家伙的鞋有点大，我穿了不跟脚，他妈的。
正如高梧猜测的，鞋里有东西，是半截钢锯和一张纸条。高梧半夜把鞋抱进被窝里取出那东西，第二天早晨才偷偷摸摸看清纸条上写着：我要被关到别处去了，寻找莫明，继续申诉，同志们努力。汽车站早晨八点才有车。
守着那个谁也不了解底细的新来的，高梧不敢声张。他把纸条悄悄传给了赵国伟，又传给了李晋升，又传给了田家，最后传给了我。
我琢磨那个下午文途禹跑出去后，直奔这个城市惟一的交通设施汽车站。但汽车站早晨才有车，他只好在大街上人丛里消磨时间。晚上人丛消逝了，他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抓捕他的人远远地就看清了这个踽踽独行的人那一身刺眼的蓝囚服和那白亮的光头。
白天劳动的时候，高梧对我说，文途禹捎来钢锯条的意思是让我们晚上锯开锁逃跑，等天亮他们发现的时候人已经在车上了。
我谁那不就等于让人家来抓吗，难道人家不会追车？高梧说是啊，那他是什么意思？
我说再说晚上锯锁已经不可能了，谁知道新来的这个人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呢。
新来的人名叫张明，河南老乡，三十七八岁。我们问他犯了什么罪，他说跟你们一样。我们说我们没罪。他说那我也没罪。
但我们很快发现，他跟我们相差简直就是十万八千里。他没有文化，他一天要说一百句你娘了个臭×。他还偷偷翻看别人的包和枕头底下，还随便用别人的东西。我新买的一管牙膏一个星期就被他用完了。我说你用可以，但能不能少挤一点？他说挤少了不过瘾。我不知道他要过什么瘾，就说要过瘾你自己买啊。他说我没钱，我是无产阶级，用用你们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想完了，我们遇到一个无赖了。
更糟的是，自从他来以后我们监房的空气变得异常沉闷。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说话了。
不能说话的夜晚就像掉进了深渊，我们无望地窥视着遥远的窗洞，感觉到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寂静如同野兽的舌头，凉嗖嗖地舔着我们。我们一言不发，读书，写日记，直到熄灯，进入梦乡。梦乡是幸福的，因为累了，噩梦也就少了。
有一天劳动时，高梧说张明看样子是个穷苦人，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我说他不像是一个能反对革命的人，要犯就犯在偷和抢上。高梧说也不像，我看他好像当过军人，是不是个国民党兵痞？我说反正张明人品很差，我们不跟他过多打交道就是了。
但我们根本不可能躲开这个人。赵国伟发现他随身带着的日记本不见了。就在他着急上火的时候，高梧也发现他揣在身上的申诉材料不见了。这材料一式两份，文途禹带走了一份，留下来了一份，那上面有我们不承认自己是囚犯的全部理由。
高梧说这两样东西只有在晚上睡觉时才能丢失，张明偷它干什么，他又不识字。
我说他是不是拉屎没手纸了？田家说不会吧，我觉得他好像不用手纸。
我们那时当然想不到张明会是个密探，因为在我们看来，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会这样搞。
高梧说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我们抓贼，抓住了把东西要回来，再把他交给干部好好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