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说可凡我白花了你的三十块钱，我要是不去找她，走也能走出西宁城去了。又说因为没有你的音信，你大哥来找过你。黄河农场办事处的人说你不知调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大哥就去找蓝玉，蓝玉说你别找了，你是找不见的，都已经是反革命了，找到又能咋样？你大哥说我要知道他活着还是死了。蓝玉说活着，我知道他们都还活着。
田家说李晋升，你是不是有个亲戚在西宁移民局，他也去蓝玉那儿问过你，蓝玉说不知道，蓝玉怎么就不实话告诉人家呢？
李晋升阴沉着脸。这一刻，他和我的想法一样，一定不能认可命运的这种安排，出去，一定得出去。
田家说话的时候，张明开始听着，后来就熬不住睡着了。这个密探已经叛变政府了，就再也不去尽心尽职了。后来我们知道，张明是因为被迫给日本人当了两天半宪兵才入狱的，这样一个人在人家眼里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拿他当狗，他还以为自己是鹰呢。他是四九年从国民党监狱转过来的，国民党判了他三年徒刑，早就到期了，但他们面临垮台，慌乱中忘了放他。他便又成了新政府的囚犯。新政府根据旧监狱的档案，没加判他什么刑，就让他继续待着，或许是无期的，或许明天就可以走人，或许永远是一个留守监狱或者说靠着监狱混饭吃的劳改释放犯。
早晨天一亮，就有人进来通知田家立刻离开这里。田家问去哪里？来人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因为需要田家拿着行李，来人给他打开了手铐。分别的时候，我想起了李白的诗，就诵道：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田家听着就吼起来：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际会，都是散伙，我走了，保重吧。然后大步出去。
张明连忙问李晋升：他们说什么？什么切口？李晋升说他们说冤枉啊，哭都没地方哭。张明说那就不用哭啦，就像我，我给谁哭去？我心说你这个密探还想哭？哭也是假的。赵国伟追出去，大声叮嘱道：田家，随和一点。
李晋升病了，很重。肚子疼，胸口疼，彻夜呻吟，吵得张明连续三个晚上睡不着，跑到干部面前说，快找大夫给李晋升看病，疼死了怎么办？这期间，我跟赵国伟也三番五次去干部那里反映情况。干部开始带搭不理的，后来听说三天没吃没喝了，才派一个狱医来瞧了瞧。狱医也是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犯人，一揣一摸就说，五脏里的毛病，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有办法的就感冒拉肚子两种病。
李晋升被送出监狱了，住进了劳改医院。劳改医院那时只有三个医生，一个是牙医，一个是中医，一个是什么都能治但又什么都治不了的那种西医，面对李晋升一手捂着胃一手捂着肚子彻夜不眠地呻吟，他们全是一筹莫展。三个人一商量，不说自己没技术，就说他这病实在太严重了，转院吧转院吧，犯人也是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吧。
于是就转到西宁医院去了。到了西宁医院，就得有专人陪着，而只要专人陪着，李晋升就呻吟得死去活来。守护他的专人烦了，问医院他到底是什么病？医院那时候什么内窥镜啦透视仪啦全都没有，要说清到底是什么病，就跟要说清地球里头包藏着什么一样困难，便说好几种病呢，慢慢治，总会治好的。专人说慢慢治慢到什么时候？我们人手紧张陪不起啊。医生说你们不用时时刻刻陪着，医院里有护士呢。专人说他是犯人。医生说我们知道，这么个半死不活的人能跑到哪里去？专人想也是啊，他虚弱得连大小便都得有人伺候，还能逃跑？这么想着渐渐就放松了，就不一定寸步不离地盯着了。
一个星期以后，危重病人李晋升突然从病床上坐起来，仔细听听走廊里的动静，又朝窗外瞅瞅，下床趋步到门口，伸头看看，快步朝外走去。
他旁若无人地走出了医院，走到大街上，又踏上公共汽车。他这时穿着医院的病人服，坐在椅子上汗流满面。他的确很虚弱，因为装病，每天以喝水为主，他现在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吃东西。
一个小时后，他在移民局的表姑家里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表姑给他切了一大盘白水肉，拿了五个白馒头，沏了一大缸子茶。他吃啊喝啊，将近两年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了，况且现在他把自己饿惨了，几乎要晕过去了。
表姑说慢点慢点，慢点吃，告诉我你是怎么出来的？怎么穿这身衣服？他顾不上回答，挥挥手说，一会儿说一会儿说。
表姑发现，四个馒头已经不见了，一大盘肉已经没有了，而他还在吃，吃着吃着就拍起头来：疼，怎么这么疼？说着身子朝旁边一歪，咚地倒了下去。表姑吓得又是跳又是叫，见不应声，就赶快往外跑。她跑到移民局办公室叫来了李晋升的姑夫。
姑夫一看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李晋升，就说他穿着这身衣服肯定是病了，快往医院送。说罢转身就去找人。
一会儿，来了几个帮忙的，和李晋升的姑夫一起，用一把椅子抬着李晋升，朝西宁医院跑去。
医院已经乱了。干部和医生护士正在到处寻找囚犯李晋升，找不到就请求部队支援，部队立刻封锁了汽车站，又在大街小巷布哨设卡。负责守护李晋升的专人急得又是砸拳又是跺脚：这可怎么办？忽听有人喊：李晋升回来了。
医院里一片惊呼。医生护士以及干部们奔走相告。赶紧打针灌药。李晋升醒了。
李晋升睁开眼，四下看看，半晌才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他想起了逃跑的情景，吃东西的情景，顿时便沮丧得恨不得一头撞死。
前功尽弃了，精心设计，以性命为代价苦苦完成的潜逃计划就这样被一顿美好的食物断送了。老天不长眼哪，有什么办法？
李晋升此时想到了死。他说姑夫啊，请你告诉我的父亲母亲，我死了，我已经不在人世了，别再挂记我了，今生已经不能再相见了。他的姑夫哭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李晋升很快又回到监狱了。他没有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因为干部们相信了他和他姑夫的解释：他不是逃跑，只是想跟亲戚见一面罢了，他要是逃跑，怎么还会被亲戚送回来呢？
那些日子，我和李晋升一样绝望。我想，没有逃跑的现在只剩下我和赵国伟了。
赵国伟终于发现，有一个东西和钱一样会使张明高兴起来，那就是故事，尤其是爱情故事。赵国伟就把《红楼梦》讲给他听，馋得张明就像吃到了肥肉一样涎水滴沥。赵国伟的《红楼梦》里揉进去了《水浒》，宋江成了贾政，贾政在外面打仗，贾家大院里就情天恨海起来。一边是血腥厮杀，一边是男欢女爱，夜夜都是拍案惊奇，张明吃了晚饭就说听戏了听戏了。
赵国伟说听戏是要给钱的。张明嘿嘿笑着说，我是有钱的人么？别的事好说。
赵国伟说我也没别的事，就是想请你在干部面前给我多说好话。张明说我听了多少戏就给你说多少好话。赵国伟说那我就天天有戏，直到政府说我已经改造好了让我出去。张明说那就毁啦，你不能出去，你出去了我怎么办？赵国伟一听坏了，他要是担心没人讲故事不报告我的好可怎么办？就说你还能坐一辈子牢？你肯定要在我前面出去。你要是不出去即使减了我的刑我也不出去。咱们是朋友是兄弟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你懂吗？张明说我懂我懂，快讲吧快讲。于是又开场了红楼水浒传。
我冷静地观察着赵国伟的一举一动，不知道该给他一个怎样的评价。说真的，我顶讨厌他的这种巴结奉迎，但又觉得他的目的无可厚非，不就是早一天自由么？我何尝不是这样日思夜想呢？只是方法，我们的方法是不同的。
赵国伟说你和田家一样，怎么就不能随和一点呢？我默然，我万万做不到对一个从骨子里瞧不起的劣质的乡巴佬卑躬屈膝。我一直默然着，我想还是逃走吧，这次该轮到我了，除了不想以逃跑获得自由的赵国伟，别的人都失败了，那么我呢？我不比他们更有勇气，不比他们更有智慧，我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我还是想跑，因为我意识到，跑就是不认可现状，就是申诉，就是缓解悲哀，就是感觉不那么行尸走肉了。
既然这样，何必要绞尽脑汁搞阴谋诡计呢？朝着偶尔洞开的监狱大门或砖瓦厂的大门奔跑过去就是了，发现比不发现，明目张胆比鬼鬼祟祟不是更具有申诉的力量吗？
对了，就这样，反正是要被抓回来的，为什么不这样？
我记得这是1958年冬天，不知什么时候，地上早已铺满了雪，很厚，好像是专门为我洁白着。我的脚印烙上去了，我相信在这无限延展的雪地上，这脚印会醒目得就像天上的星星，但我更相信它会很快被大雪覆盖。
我记得我立刻就停止了行动。远处突然打开的监狱大门又突然关闭了，这使我对自己的计划失去了信心。我只好奔向厕所，方便了一下就规矩地回到监房里去了。
之后我们就去砖瓦厂劳动。那天砖瓦厂的大门一直关着。到了下午，有汽车进来拉砖的时候才打开了一下。我于是盯上了汽车，盯上了汽车的往前走就像往后退的轮子。
我去装车，不该我装车我偏要去装车。寒风呼啸着，谁也没有管。我埋头苦干，把自己干得浑身冒汗。车很快装好了，我爬上车去，坐到高高的砖堆上。寒风呼啸着，谁也没有管。我甚至站了起来，四下里看看，寒风呼啸着，全世界都缩头缩脑地躲到眼睛后面去了。
车在晃动，我赶紧蹲下。我发现我的高度和远处墙头上的哨兵差不多一样了。哨兵龟缩在寒风里，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
砖瓦厂的大门被人打开了，汽车放慢速度，我又站了起来。寒风呼啸着，谁也没有管。
已经出了门，已经关了门，摇晃迫使我再次蹲下，还是没人管。我很吃惊他们的耐心，我想大概到了街上人多的地方，他们才会追过来当众抓住我吧。
到街上了，两边是久违了的街市。寒风呼啸着，人不多也不少。我做好了准备，抓住时机，不要惊慌，要沉着地告诉他们：我是冤枉的，我没罪，我为什么要待在那里面？但是没人来抓我，汽车走过了一条街也没有人来抓我。我蓦然意识到了什么，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他们没有发现我，我在逃跑，而且已经成功了。
但我没有立刻跳下车去，我想这一车砖要是直接拉到西安就好了。
不可能。我一想不可能就溜到了车边。汽车拐弯了，放慢了速度，一个熟悉的地方突然出现在眼前：学校？最初关押我们的被改造成第一看守所的学校。我跃然而起，长了翅膀似的朝路边的阳沟跳去。
还好，没有摔死，只是摔伤了膝盖和胳膊。我爬起来晕头转向地往前走，抬头一看是看守所，赶紧往回窜。寒风呼啸着，没有人注意到我。我知道我自由了。我朝着风，朝着人烟稀少的马路，大喊了一声：我自由了。
现在，我要躲起来。
我沿着马路往前走，看到两边都是温暖的人家，心里就酸酸的。但是任何温暖任何人家我都不能寻找。我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只能匍匐在那些被遗弃的地方窥视一个可以逃生的机会。我想到了郊外，枯树林子，或者枯草丛里，像只野狗野猫。但那是不可以的，野狗有毛，而我没有，我只有这身证明我是罪人的狱服，它现在既不保暖又不遮羞——我羞啊，我穿着这身狱服走在人群里无脸见人哪。
路上的人多起来，拐个弯就是阿尼玛卿大街了，那是繁华地段，那儿的商店里都砌着大泥炉子，五步之外就温暖得人通体舒坦。但我不能去。一个闲散的人守在商店里烤火，本来就挺扎眼，加上这身皮。
我叹口气，冷着，哆嗦着。我想或者就去办事处，那儿有烧开水的锅炉房，管开水的老头儿也是一个河南人，一见我就孩子孩子亲切得不得了。我就说我放出来了，我来帮你烧开水。老头儿说好，好。这时打开水的人来了：这不是反革命分子徐可凡么？完了，我又要进去了。
或者我就这样一直往东走，走出西宁城，走向西安，几千里的路途上喊爹喊妈要饭吃，我做得出来。可是没有人烟怎么办？有了人烟把我抓起来怎么办？追兵很快就到，他们是汽车，而我是两条腿，是人的两条腿而不是鸵鸟的两条腿。
我想着。我已是无家可归了。我想起了母亲，眼泪止不住地滚落下来。
我站在路边，低着头，用袖子擦眼泪，擦着擦着就觉得不对劲了，不远处有一双腿跟我一样在寒风中直立着不动，我感觉腿的主人正死死盯着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是的，他盯着我，等我看清他时，我也只好盯着他了。我想，我不能跑，他要是喊人抓我，我能跑到哪里去？但我也不能迎着他过去，尽管我认识他。僵持了一会儿，他腾腾腾地朝我走来：
徐可凡，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不回答。他是老方，是看守所的人，我说了就等于投案自首。
老方又说你还穿着这身衣服，出来了就应该换掉。
我摇头，也不知在摇什么。
他说你不会是逃出来的吧？
我说不是。
他说你住在哪儿？
我说前边。
老方上下打量着我，又指着旁边一个巷道说，我住在最里头的院子里，东房，需要我帮什么忙，可以来找我。
我说不麻烦了。
我们又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就分手了。他握握我的手，又拍拍我的肩，扭头进了巷道。
我继续往前走，穿过了整个阿尼玛卿大街，又走回来，伫立到我们因聚会而被捕的那个院落前，凭吊似的望了很久，直到冷得受不了才步履蹒跚地离开。去哪里呢？好像这时心里突然有了一丝明亮，觉得他可以不帮忙，但不至于出卖我吧？
半个小时后，我走进了老方的家。
我说我是逃出来的。一个人要是冤枉了，就得申冤，我没有申冤的自由，只好逃出来。老方，你是经手过我们这个案子的人，难道你会认为我真的是反革命？
老方说你去哪儿申冤？有委屈也得忍一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