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好。我让黑胖子把她扶到我背上，反手托着她的大腿，朝前一走，弯曲的膝盖更弯了，扑通一声，我栽倒在地上。原来我也不行了，我也是又累又饿。
黑胖子惊呼着，先扶起了如斯，又扶起了我。我说一天就吃了一个窝头，顶不住了。
黑胖子说这咋办？你们两个就这样坐着，不饿死也得冻死。
我说不坐着咋办？前面一点灯光也没有，看样子是没有人家了。
黑胖子说你们比我年轻，怎么这么经不起折腾？我们跟国民党干仗那会儿，三天不吃饭照样能把山头拿下来。反革命到底是反革命，不吃饭就软了，一点也不坚强，趁早别反啦，回监狱吧。
如斯哼了一声，好像是呻吟。我也哼了一声，是不服气。黑胖子说哼什么，要坐就老老实实给我坐着，哪儿也别挪动，等着。
黑胖子朝我扬了一下手，回身朝来路走去。我知道他是去找吃的了，心说他何苦要这么麻烦呢，不管我们也可以嘛。
如斯开始发抖了，我问她是不是病了，她说没有，就是饿。我摸她的额头，摸了一手冷汗，急得我跳起来：你肯定病了，这可怎么办？这么荒凉的地方。
如斯有气无力地说，你别大惊小怪，我在监狱里绝过食，落下这毛病，一饿就软，就抖，就冒冷汗。我说你还绝过食啊？你真厉害。这种事我可不敢做。如斯说逼的呗。
我靠近她坐下，想抱住她给她一点温暖，想想又算了。
谁也不说话，冻饿把脑子掏空了，也不知道说什么。静静地坐着，一次次打着哈欠，可又睡不着，突然想起黑胖子走时朝我扬手的动作，这动作一下子和一堆篝火连了起来。我赶紧趴到地上，眼睛几乎贴着地皮寻找，果然找到了一盒火柴。我惊喜地连连叫好。与此同时，我发现四周的枯草枯树正在夜色中朝我哗哗抖动。
篝火升起来了。一瞬间如斯笑起来。冰凉的身子顿时暖烘烘的。如斯又想说话了。她说可凡，我看你还是跑吧，叫黑胖子把你再送进去划不来。我说找到莫明再说，我相信事实终归是事实。如斯说现在是个机会，趁黑胖子不在，你先找个地方藏起来。我说不，我不能把你丢下。
如斯后来说，她很深刻地记住了我不能把你丢下这句话，觉得十二月聚会的友谊真是值得流连，就像寒夜里的篝火。如斯看到我一次次地离开她，回来时总是有一抱枯枝败叶，火一直燃着，温暖一直存在。她想，这个徐可凡倒还是一个不错的男人呢。这么一想，就不再发抖了，拿着一根树枝不断地拨拉着火。
后半夜，黑胖子回来了。他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背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咚地扔到地上。我和如斯都叫了起来：狗？
是死狗。他把那只偷袭过如斯的黑狗打死了。
黑胖子休息了一会儿，从腰里抽出一把菜刀来扒皮剖膛。我问菜刀是哪儿来的？他说偷的。我说你也偷东西啊？他瞪我一眼吼道：还不是叫你们逼的。
黑胖子连盐都偷出来了，烤狗肉好吃得无法言说。如斯浑身不再发软，站起来走几下说：要是有水就好了。黑胖子说，想喝水的跟我走。
我们都去了。那是一股从岩缝里渗出来的泉水，掬在手里冰凉极了。
黑胖子说慢慢喝，在嘴里噙热了再往下咽。
我说以后你到哪里，我都跟你作伴，有了你就有了吃喝。
黑胖子嘿嘿笑着说，咱们要是顺顺当当回到监狱，我天天给你端吃端喝都成。
我听出黑胖子依然在担心我逃跑，心里不免一沉。我真的还会逃跑吗？连我也不知道。
天亮了，我们继续往前走，终于看到一群羊和一个挡羊娃从对面山坡上走了下来。一打听，才知道我们已经走过去了，就在离我们昨晚喝水的地方不远，有一条山沟，往里走就是红崖子九村了。
两个小时后，我们见到了第三个王改花，大失所望。她是个童养媳，她跟我们说话时，她男人正在院子里对着我们撒尿呢。
不过她又说三间房六村有个跟她同名同姓的，你们要找的肯定是她了，她男人是外乡人。她说的这个便是我们掌握的第四个王改花。我们问清了道路，又向她买几块干粮买些水喝。她虽然是童养媳，但显然是这个家里主事的，说声你们等着，进去就端来几个麸子面的馒头，又进厨房去给我们烧水。她的小男人站在当院，流着鼻涕傻呵呵地望着我们。
水开了。王改花给我们一人舀了一大碗。我们蹲着吃喝了一阵又站着吃喝了一阵，把肚子搞胀了才掏钱告辞。王改花不要钱，她指着如斯的花头巾说，能不能把这个给她。如斯想都没想，揪下来就给她了。她高兴得抖落开来左看右看。她的小男人跳起来，抢了就跑。王改花朝房子里追去。我们走了。
说是翻过山梁就到了三间房六村，可这山梁太大，一翻就翻到下午去了。这是个小村落，还没打听就见到王改花的父亲了。
他说改花走西口了，跟着她的男人走西口了。我紧张地问道，她男人是不是叫莫明。他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就是莫明。
我说西口大着呢，几乎是半个中国，到底是什么地方？王改花的父亲说不知道。
我不相信，要去他家看看。他领我们去了。
很大的院子，三面都是砖房，看样子不是个穷家。我进了院子就禁不住大喊起来：莫明，莫明。
西房门开了，出来一个老女人，大概是王改花的母亲。东房门开了，出来一个后生，大概是王改花的兄弟。南房门开了，出来两个女人，不知道是他家的姑娘还是媳妇。
我说：莫明在哪里？后生说走西口了。我说王改花呢？后生说也走了。我懵了，不知道再咋问了。黑胖子问什么时候走的？后生说年前就走了。黑胖子问去哪里了？哪个城市？哪个单位？还是哪个县？
后生说这个不知道。
我又喊起来：不可能不知道。
黑胖子问道，他们没来信吗？
王改花的父亲说信有，有信。
我和如斯几乎同时说快拿来。
王改花的父亲愣了半天说是口信。
我们也愣了半天：怎么才是个口信。黑胖子说什么口信？回答说，改花肚子里有娃娃了。
我问道，说没说他们在什么地方？改花的父亲怔怔地摇头。我们都傻了，这不等于什么音信也没有吗？
突然，如斯提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谁带的口信？改花的父亲说是公社的王义。
我们立刻朝公社赶去。还没到，天就黑了。黑胖子说这会儿公社肯定没人了，咱们先找个人家住下，然后我一个人去打听，别把大家都累坏。
我说住下可以，但必须由我去打听。
如斯不肯，她或者是不想跟黑胖子留下，或者是对我一个人去不放心，只说要住三个人住，要去三个人去。
结果三个人都去了。
公社里有灯火，一屋子人在开会。有人认识我们，出来问，王改花你们找见了？我说找见了，我们还要找公社的王义。
他说王义？你们找王义干什么？于是就王义王义地乱喊。王义出来了。
他大约五十岁，一见我们就满脸堆笑。他说他是去兰州看儿子，在汽车站见到王改花的。王改花要往西去。我说西去去哪里？再往西就是西宁城了。王义说不知道是不是西宁城。我说你见到他男人没有？王义说没有。
再就问不出更新鲜的东西了。
我说她肚子里有娃娃了，说明她跟她男人在一起，往西走，莫不是莫明到西宁城工作去了？我突然就兴奋起来，觉得像莫明这样的人物到西宁城政府去打听肯定会有人知道。
如斯和黑胖子跟我一样兴奋。黑胖子说虽然没找到莫明，但是现在要找回去了。对他来说，回去就是一切。现在这一切就要开始了。
这天晚上，王义把我们安顿在了他家里。自然还是我跟如斯住在一起。如斯说你想到没有，一到西宁城，你就不自由了。我说我想到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斯说我希望还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寻找莫明。我说好，然后一闭眼就睡过去了。
回去的路上并不顺利，我们一半坐车一半走，走走停停到了太原，已是一个星期以后了。到了太原这种城市就得花钱，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钱了。如斯带在身上的二十五元只剩下三元了，我从西宁城带出来的二十元只剩了一元半；而黑胖子已经分文没有了，他带了一个月的工资三十六元钱出来追捕我，在榆林时就已经花光了。
如斯说看样子不能住旅社了。黑胖子说连车马店都不能住，我看咱们就去火车站待着吧。
太原火车站肮脏拥挤，一打听，只能买到三天以后去西安的火车票。而且票钱不够，三个人得六元钱。
那时候，没有长途电话，西宁城也没有开通电报业务，黑胖子潦潦草草写了一封要求监狱寄钱的信，临到投递时才反应过来：要人家把钱寄到哪儿呀？总不能是火车站的黑胖子收吧？我说即使我们能收到钱那得等多久？要是等上十天半月那我们就得要饭啦？黑胖子说能要饭就不错了。
说着，黑胖子尿急去了厕所。如斯小声说，金雪的舅母是太原人，我知道她家的地址，你就说是你一个人的同学。我说太好了，同学到同学的亲戚家借钱总不能一点不借吧。
黑胖子回来后，我们就去金雪的舅母家了。她家也姓金，我们一路问过去，曲里拐弯走了一个多小时，金家到了。很气派的门楼，青砖青瓦，里面是重重叠叠的屋宇。
门一敲就开了，走出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问我们干什么？我说这是金家吧？干部说金家？哪个金家？我说这儿住的不姓金？干部说你问的是那个老财主啊？早就全家遣返农村了。你们找他干什么？你们是哪儿来的？我说我是金家亲戚的同学，路过太原……突然，我意识到我说的全是废话了，遣返就是发配原籍的意思，这儿已经改换门庭了。
我们灰不溜秋地离开了那里。我说完了，金雪的舅母家完了。而心里想的却是我家，我家是否也被撵出城市了呢？我想，如斯也肯定想到了自己的家，她家在郑州也是有田产有房产的。
回到火车站，正赶上有一列去西安的火车。我说我一分钟也不想待了，咱们立刻走，抓住了再补票。
黑胖子说我同意。如斯说补票也只有两张票的钱，还要吃饭，今天一天都没吃了。
黑胖子说上了火车再说。
我们绕开了进站口，沿着铁轨，躲在火车后面进了车站，又从车下面钻到月台上，随着人流上了车。不敢坐，就站在车厢与车厢的衔接处。一个四十多岁的列车员吆喝我们回到座位上去。我们朝里走了走，找到空位子就坐下，看有人过来往行李架上放行李，赶紧又起来，还没站稳，又有人冲我们喊：让开让开。我们急忙把身子贴到座位上。列车员又吆喝：叫你们坐下你们就赶快坐，别老在过道里碍事。
黑胖子对如斯说，姑娘，你去靠窗口坐着，趴下睡觉，谁来也别抬头。徐可凡，你去那儿坐着，装病，装可怜。我到那边去，那边好像是饭车。
火车开动了，没有人撵走趴着睡觉的如斯，也没有人撵走病得不断呻吟的我，倒是黑胖子被撵出了饭车，因为还没有开饭他就要帮人家洗碗刷筷，人家断定他是个混吃混喝的。
黑胖子出了饭车，就拿起笤帚开始打扫车厢，从这节车厢一直打扫到最后一节车厢，再打扫回来。
列车员说你歇会儿吧，谢谢啦。
黑胖子说谢什么，我是军人出身，老八路的作风不能丢啊，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嘛。
列车员给他鼓掌：老八路又回来啦。
黑胖子又说不敢当不敢当。
这时饭车开饭了。黑胖子又去端盘子擦桌子，忙乎了一阵，人家给他盛了一大碗米饭，上面盖了许多肥嘟嘟的红烧肉。他一看口水就咕噜咕噜往下咽，躬着腰连声道谢。
他拿了一双筷子，端着碗出了饭车，来到如斯面前，捅捅她说，姑娘快吃。话没说完，口水就哗啦啦流了下来。他放下碗，用袖子擦着嘴，又去饭车忙乎去了。
半个小时后，他给我端来了一大碗捞面条，不好意思地说，没有肉，但是不用花钱，也算是优待，赶快吃吧。我说如斯已经给我吃了两块肉了。
一会儿，黑胖子回来收走了我和如斯的碗，然后去厕所水龙头上接了两大碗水喝了下去。后来我知道，他这天一口饭也没吃。他很想吃掉那些别人剩下的饭菜，但又担心饭车服务员把他看成是叫化子撵出饭车。他忍着饿，忍不住了就去喝水，把自己喝胀喝成了水桶。但水很快变成了尿和汗，留给他的仍然是饥饿。
开饭时间过去了，查票的从那边走来。黑胖子几乎是本能地拿起了笤帚。他又开始打扫车厢，并且和列车员又说又笑。两个查票的跟他擦肩而过。他说我们为什么打败了日本鬼子又打败了国民党？就是做好事，老百姓拥护啊。列车员点着头：那是那是。
如斯补了票，我也补了票，每张票两块钱，加上两角五分的手续费，我们算是不名分文了。
列车进入夜间行走，全车厢都迷迷糊糊的，除了黑胖子。他饿得睡不着，眼睛骨碌碌转着，看到座位下面有一布袋红薯，也不知道是谁带的，悄悄摸了两个，拿到厕所里吃去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火车到达西安。
我们去了西北公学。黑胖子曾经在这里守候我一个多月，跟那儿的人熟了。我们靠着他的面子吃了饭，又借了去西宁城的盘缠，然后就离开了西安。
走走停停，中途换了好几次汽车，终于到了兰州，西宁城遥遥在望了。
一个无比重要的问题再次被如斯悄悄提了出来：到了西宁城，黑胖子还会让你自由自在地寻找莫明？我说不会的，他肯定要把我先送进监狱，完成他的任务。如斯说那怎么办？我说你说呢？
如斯沉吟着，半晌说道，我一想到你又要进监狱就想哭。我长叹一声说：我想来想去没什么好办法，只能逃了。
如斯突然握住我的手说，我也是这么想的，逃。我一个人实在是没有信心寻找莫明。
接下来就是冥思苦想逃跑计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