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威后来也做了官，官至刺史，他同父亲一样，政绩卓著，清正廉洁。晋朝建立后，有一次晋武帝召见他。晋武帝谈起当年胡质的生平事迹，盛赞不已，然后问胡威道：“你的官职并不比你的父亲低，但不知你的清廉美名，是不是胜过你的父亲呢？”胡威答道：“臣愧不如父。”晋武帝问他为什么，胡威说：“臣父清廉，就怕人家知道，臣清廉，只怕人家不知道，所以臣和家父相比，差得很远。”
这个父子清廉的故事，足以说明，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如果没有胡质的清廉美名，就没有胡威的清廉美名。父亲，无疑给儿子树立了“标杆”。
廉洁奉公，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能够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也是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本质特征和要求。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参观采访，被共产党领袖们的廉洁节俭而感动，断言这种廉洁节俭的作风，会产生“东方魔力”，成为后世的榜样。1949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国民党军官们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廉洁，是靠廉洁换得的民心。”这两个事例说明，清廉是共产党人的传统，也是战胜敌人、赢得民心的保证。
共产党的清廉，不是体现在一人一事上，而是体现在所有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上。正是由于领导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才使官兵和军民上下形成一种清廉的风气。
说到清廉，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对自己可以说近乎苛求。不管是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还是和平时期的安定生活，他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穿的衣服，从内衣到外衣，从上衣到鞋袜，全是补了又补。有的单衣补丁太多，都成了夹衣。开国大典时，他定做了一套中山装，以后10多年再没有做新的。解放战争，转战陕北，他一直吃“二米饭”，即小米、大米合起来做；进城后，以大米为主，有时掺些小米、绿豆；三年困难时期，他带头不吃猪肉，周恩来劝他都不听。他不用香皂，不用护肤品，甚至不用牙膏，只用廉价牙粉；毛巾被、睡衣，还有那床毛毯，不只补过多少回，一直伴他离开人世。对子女，毛泽东异常严格。他从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搞特殊。
开国总理周恩来，同样保持着清廉的生活作风。他饮食清淡，不浪费粮食；勤俭节约，个人生活衣着简朴；对潮湿阴冷的老式平房坚决不同意修缮，不同意添置新陈设物品；在用车问题上，公私分明，他去理发，医院看病，探亲访友，看戏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个人请客吃饭一律自费；不收受馈赠礼物。
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屏风。这是周恩来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的听到他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他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主体依然保持着清正廉洁的优良传统，涌现出一大批廉洁从政的好干部，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但是，我们党内也的确出了一些腐败分子，他们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买官卖官，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危害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腐败滋生，必然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在和平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要经得起拒腐防变的历史考验，防止出现人亡政息的危险，我们就必须坚决反对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为此，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最重要，也最关键。
一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学习的习惯和态度，向书本学习，向周围的领导干部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先进典型学习，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不断地自我完善和自我修正。要根据党中面的要求，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照镜子”就是对照党章、党纪、对照干部、群众、找出自身差距、缺点。“正衣冠”就是改正自身错误，弥补自身缺点，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群众的意愿，党章党纪的规定。“洗洗澡”就是接受群众的批评和下属的批判，防微杜渐、悬崖勒马，保证思想和作风的干净整洁。“治治病”就是要敢于正视自身的不足和缺点，找出改进的方法和措施，完善自身的不足。
二是要牢记党的传统，永葆清正廉洁作风。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廉洁意识，严格遵守廉政准则，在思想意识上不能松懈，加强自我约束，坚决不在廉洁上犯错误。自觉接受监督，认真贯彻执行加强监督的各项制度和规定，既主动接受接受党内监督，也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群众和舆论的监督。
三是要严格管好“八小时之外”。严格掌握工作中、生活中、社交中的度，紧绷廉洁自律之弦，除了要管好“八小时”以内外，还要从严自律对“八小时”以外的思想和行为负责，抵御各种诱惑，自觉过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和人情关。要耐得住清苦，受得了寂寞，经得起考验，挡得住诱惑，使自己不断成为合格的领导干部。
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
这句话出自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卷一，意思是，聪明的人不做不应该做的事，廉洁的人不去追求不应该得的东西。
“智者不为非其事，不求非其有”，强调的是不能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普通人尚且知道”非己物不取”，作为领导干部，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捞取不当利益，无疑就是贪官了。
“廉者不求非其有”，古代官吏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清廉榜样。战国时期，田稷任齐国的相国，他为官勤谨，办事认真，名声极佳。齐王非常信任他，任命他为宰相，让他统领百官、总揽政务，一时间权势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让许多臣僚羡慕不已。为了付好他，总有一些人暗中给他送礼，以求得日后得到他的扶持。在这些人中，田稷手下一名官员，一次性就给他送去了百镒黄金。百镒黄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换了贪官，一定喜不胜喜。而田稷虽然”盛情难却”，不得已暂时接受了这笔贿金，却心里不安，一直记着这件事。
正当他冥思苦想，如何处理这笔钱的时候，这件事被田稷的母亲知道了。田母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她见家里突然冒出了这么多金子，心里明白了八九分，当时就气得不得了。他厉声质问儿子：这笔钱是怎么来的？田稷是个孝子，他不想欺瞒母亲，于是将这事一五一十的给母亲说了。母亲尽管有心理准备，还是气得晕到在地。醒来后，就教训田稷说：”我平时是怎么教你为官的？为官的如果做不到清正廉洁，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见钱眼开，不顾国法肆意向属下求取，那就不是一个好官，而是一个贪官，终归身败名裂。”母亲说骂越生气，最后把田稷赶出了家门，不让儿子回来。
田稷受到母亲的严厉训斥，为自己辜负了母亲平时的教诲而感到十分羞愧和自责，急忙把金子原数还给了那个官员，随后主动跑到齐王面，跪地请罪，声称自己犯了不可宽恕的死罪，请求皇上将他处死，以儆效尤。
齐王被田稷一时弄糊涂了，忙问：“田爱卿，你这话从何说起？好端端的，你怎么会犯罪，还是死罪呢？”田稷痛哭流涕地答道：“臣下无德，一时没有把握住自己，接受了下属的百镒贿金，回家交与母亲后，遭到母亲的痛斥，母亲骂我为官不廉，执法犯法，不够臣子的资格，将臣逐出家门。臣越想越惭愧，自感受贿罪孽不轻，实在无颜再见母亲。还有，大王您信任臣下，给臣委以重任，臣下本应为臣子们做出榜样，却犯下了贪污的罪错，愧对大王，愧对母亲，愧对天下百姓，罪该万死。请大王一定要重责臣下，不然，以后就没有人遵守国法，遵守家规了。”
齐王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对田母家教有方敬佩有加。最后，齐王原谅了田稷的错误，说他知错就改，可以不再追究。
古人尚且对贪污受贿深感自责，而现在却有一些领导干部，抱着不捞白不捞的心态，利用职务的便利，肆无忌惮地捞取不当利益，对不义之财来者不拒，甚至主动索贿受贿，不知收敛。例如，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有“许三多”的雅号，因为他“钱多、房多、女人多”。有道是，家有豪宅千间，一宿只睡一床；拥有万贯家财，一日仅用三餐。就个道理连大字不识的乡下老农都懂得，而许迈永却没有弄明白。在他心目中，房子越多越大越气派，钱财越多越有用。他为官15年载，利用职务之便，一次又一次索贿受贿，折合人民币1.6亿余元，侵吞国有财产5300余万元，每年平均敛财约1500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对封建社会贪官的描述。一个副市长，捞钱的速度比清明的知府还快，真可谓“许迈永”速度，让清代知府们也望尘莫及。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的领导干部要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身处清贫而不躁，面对诱惑而不贪，牢牢巩固思想防线，自觉抵制视钱如命、贪图享乐的意识，不取不义之财，不要不正之财，始终保持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精神，做事干干净净，为官清清白白。千万不能贪字当头，视仕途为“钱途”，最终毁了人生前途，落得个“人死了，钱还没花完”的可悲命运。
中共中央纪委，曾在严格禁止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上，做出过明文规定，内容包括：一是严禁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收受干股等行为。二是落实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从业、投资入股、到国（境）外定居等规定和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严禁发生与公共利益冲突的行为。三是治理违规组织集资合作建房、超标准建房、在风景名胜或公园区建房等问题；纠正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发放住房补贴、多占住房、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置住房或以劣换优、以借为名占用住房等问题。四是严禁领导干部利用和操纵招商引资项目、资产重组项目，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五是严禁领导干部相互请托，违反规定为对方的特定关系人在就业、投资入股、经商办企业等方面提供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如果每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做到以上要求，就真正做到了“不为非其事，不求非其有”。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这句话出自北宋包拯的《乞不用赃吏疏》，意思是，廉洁的官吏，是人民的表率；贪赃的官吏，是人民的盗贼。表：表率。贼：残害人民的盗贼。
清廉的官吏，是老百姓的表率；贪赃的官吏，是残害人民的盗贼。自古以来，廉洁的官员总是受人尊重，而贪腐的官吏则被人唾弃。
三国时期的蜀国境内，曾出现过“刑法虽峻而无怨者”的社会局面。诸葛亮治蜀，”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安抚百姓、遵守礼制、约束官员、慎用权利，对人开诚布公、胸怀坦诚），把国家治理的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宰相诸葛亮严于律己，保持一身清廉使然。
当初，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为其理想和诚心所动，毅然跟随刘备征战南北，奇功屡建。刘备死后，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国家事务，不论大小，事事亲力亲为。他先后五次亲率大军北伐曹魏，呕心沥血。他做官公正无私，严格要求子侄，不要假借自己的身份搞特殊化，亲派侄儿诸葛乔与诸将子弟一起，率兵转运军粮于深山险谷之中。为此，诸葛亮还给哥哥诸葛谨写了一封信，说明诸葛乔不能比其他人有特殊性的原因。马谡错失街亭后，他首先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上奏后主刘禅，要求自贬三级，以示警戒。此后他行事更加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在工作中，诸葛亮”夙兴夜寐”，在生活中，他”废寝忘食”，终至心力交瘁，积劳成疾，年仅54岁便英年早逝，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
诸葛亮带头申报财产，在给后主刘禅的一份奏章中，他对自己的财产、收入情况进行了说明：”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死后，果真”内无余帛，外无赢财”，做到了清正廉洁、光明磊落。
诸葛亮临死前还专门遗嘱，要求遗体安葬在定军山中，丧事从简，墓穴不要太大，能容纳下一口棺木即可；入殓时，只穿平时便服，不要任何陪葬品。一代明相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实在可圈可点、令人景仰，不愧是万世楷模。
然而，历史上也有一些贪官污吏，他们比的不是清廉，而是比谁的财富更多。晋武帝统一全国后，志满意得，完全沉湎在荒淫生活里。在他带头提倡下，朝廷里的大臣把摆阔气当作体面的事。
在当时的京都洛阳，有三个出名的大富豪：一个是掌管禁卫军的中护军羊琇，一个是晋武帝的舅父、后将军王恺，还有一个是散骑常侍石崇。
羊琇、王恺都是外戚，他们的权势比石崇来得大，但是在豪富方面却比不上石崇。石崇的钱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这许多钱是哪儿来的呢？原来石崇当过几年荆州刺史，在这期间，他除了加紧搜刮民脂民膏之外，还干过肮脏的抢劫勾当。有些外国的使臣或商人经过荆州地面，石崇就派部下敲榨勒索，甚至像江洋大盗一样，公开杀人劫货。这样，他就掠夺了无数的钱财、珠宝，成了当时最大的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