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故国
撰文 唐克扬
历史既是唐德刚先生所说的风雨后晴的“三峡”，有时也更像一座沉闷的火山，过去本自混沌，身在其中者并不知它哪一刻会在何处迸裂，以及这后面将发生什么，更不用说那裹挟所有人巨大莫名的惯性。
那还是2009年的秋天的某一日，和一位安徽籍的朋友偶然谈到我在美国的一位老世伯，隔了两天打开计算机，居然就收到了他的讣告，冥冥中似乎是有某种不得而知的感应。
说起我和这位叫做唐德刚的学者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自己也不是十分清楚，我们大概都是属于这族之中的某一分支吧。合肥的“老唐家”分为肥东和肥西两族，住得不远，在清末，“老唐家”和“淮军”这个字眼密不可分。具体说来，清廷在晚清重用汉军，让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的地方豪强有了崛起的机会，跟随他们征战的乡党也都一荣俱荣。唐氏家族的几位著名将领由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而发家，又先后参与了1874年台湾之役（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第一次觊觎台湾）和平定西北回民武装的战斗，淮军的影响一路带进现代史，和后来北洋、民初的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唐先生出国留洋、开阔眼界大概也和这种机遇不无关系。
可是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而言，这种出身并不是什么好事，每次问及家人合肥唐家的情况，都因为“往事已矣”的原因而得不到确切答案，毕竟那段家史对他们的个人经历而言是非常不愉快的负担，绝非荣耀，而是终其一生的沉重。
除了《晚清七十年》这样的著作之外，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唐德刚教授最为人所知的经历是曾经担任胡适晚年在美国的研究助手，并且帮助整理《张学良自述》等一系列“口述历史”。唐先生是历史的研究者，本人也算是这段历史中的一分子，他不仅著书立说，同时积极参与对现实的干预，从为家乡的灾情捐资募款，到在“台独”场面里挺身而出。或许是由于这种双重身份，有时候，他似乎并不太介意一个客观地把握历史的叙述者和一个小说家的区别，虽然妙笔如花，却在专业史家中引起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他叙述二战以来四大权力巨头（中、美、英、苏）的关系：
在二次大战末期，胜利已成定局之时，全球列强，只剩下中、美、英、苏，一桌麻将……四方城中，另一麻将客邱吉尔，也技术非凡……朋友，人家输得起嘛！这也就是管仲能搞“九合诸侯”的道理啊！人家本钱无限，你如也想赢点小钱，你就得“摸着石头过河”，在霸主身边，狐假虎威一番。是非云乎哉？
真是有点太生动活泼了。对这种洋溢在字里行间的热情，在80年代成长的我却是充分理解的。今天的知识分子还是谈“思想”，可是，“心”却是当下实在的“心”。读一读类似王阳明《夜坐》那样的诗句，就明白近世四五百年的“思想”脉络，为什么会在唐先生前后那几代人身上，散发出如许的能量——有其得，也自有其失：
独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处更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
在海外，理解中国版的“大历史”不能不从对“陋巷贫”的惺惺中谈起，被时间的灰尘蒙蔽的某些片断，如果设身处地地想，才会在被人忽视的角落里发出毫光。“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合肥宰相李大人都能看到故国的衰黯，真是惨烈得惊心触目。今天的小朋友们或许觉得这种形容是夸大其词，我的父母那一代却还是感同身受，我之所以也能认同，多半是因为在少年时见过改革开放前种种“前现代”的积弱和匮乏，见证着百年来跌宕波折的国运。周公们无暇顾及的镜中尘、陋巷贫，按照费正清在为《两种时间》（Two Kinds of Time， Graham Peck）所序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其实是需要福楼拜、巴尔扎克和笛福的三支大笔才能尽书的。这种情结，正是唐德刚教授等海外学人落笔处不够“平静”的原因，《万历十五年》的作者、壮岁由职业军人转为历史学者的黄仁宇也是如此。
一直知道家族中有这么一位名人在纽约。去美国留学后的第四年，我有机会去纽约开会，心血来潮想去拜访他，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投到我很久前获悉的地址中，过了一阵便忘记了这件事。不想没多久后的一个清晨，突然有个从纽约打来的电话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所在的地区与纽约还有一小时的时差），电话那边正是唐德刚先生。我一个从未与他谋面的无名小辈，他第一句话就是：
“克扬吗？我是德刚啊！”
甚至在电话听筒里，也听得出语音的哆嗦。他完全是以“族人”——这种对我而言很陌生的身份称呼我的，其实他长我好几辈，用不着如此自谦，或许是又夹杂着不见外的美国习惯。但他口音很重，我本来就没在合肥土生土长，加上他说的是老式的合肥话，我晨睡未醒，一会儿就完全听不懂了，辜负了唐教授他乡遇故知的热情。
“你的爹爹我没有见过，但我想我是知道他的……他是‘志’字辈，你们的伢应该是‘乃’字……”
正在想着怎么应对，他很激动地说，我到纽约的时候一定打电话给他，他要到纽约市内来见我。我连说不用了，因为知道他年事已高，还是我去拜访他为好。
过几天，我又接到了他夫人的电话，言语中却有些不同的意思。我理解，大概是因为我预约的来访，竟给她带来很大的压力——老人家出门毕竟不方便，更何况还要在驾驶风格粗暴的曼哈顿自己开车，自然觉得是很大的麻烦。后来，我左思右想，就主动取消了这次访问。
现在知道，他在新泽西住的地方其实离我后来在纽约北郊的家极近，大概也就是二十分钟的车程，就算是坐通勤火车再打个的士，在纽约这种大都会圈大概也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于美国人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我那一次的畏缩，想来还是有些命定的原因，也是我这里想要详细说的主线——也许我并不真的很享受这种与老前辈的会晤，也许我对过去历史的好奇终究只是叶公好龙，抵不上辗转一两个小时的艰辛，抑或，我还是会下意识地感到不自在——当听到一种似乎乡土的、却是隔了五六十年光阴的本地方言之后？
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似乎那年年底他就搬到旧金山他儿子的家里养病去了，纽约的气候对于病重的他而言可能还是太过严酷。想不到，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他晚年饱受肾病折磨，最后一刻决定不再治疗。据说，辞世之际还算是安详。
说起来，唐德刚教授并不是我接触到的唯一一位“上一代人”或“上两代人”，但我和他整整差了半个世纪，却能在世纪末的异国阴差阳错地接上头。因为这点接续得不太牢固的“线头”，又牵起很多复杂的情绪。
我生于70年代初，成长在80年代，接受了还算正常的教育，按说承上启下的这一代人还是幸运的：往上去，在我们思想成熟的那个年代，见识过“旧社会”的人们依然健在，启发着我们还有着更多人生的可能，在风云际变面前，乃知“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个玩笑，但满怀敬畏的同时，我辈又难免感到一丝迷惘和畏惧。不管是读史还是阅世，都真切感受到，其实没人能一夜改变世界，风风火火的革旧鼎新的过去的世纪，如今又在门槛上踟蹰徘徊了……历史既是唐先生所说的风雨后晴的“三峡”，有时也更像一座沉闷的火山，过去本自混沌，身在其中者并不知它哪一刻会在何处迸裂，以及这后面将发生什么，更不用说那裹挟所有人巨大莫名的惯性（越是活跃的火山越是盲目）。
如今想想，我自己连对于这种自下而上的追溯也慢慢失去兴趣。历史，尤其是晚近的历史，就如唐先生的合肥话一样，使人亲切却不得亲近（相比之下，遥想汉唐反倒是因为遥不可及，而成为一种“思想穿越”，使人兴味盎然了）。联系唐教授的生平，尤其是因为他的困扰和教训历历在目，使人感到提不起高山仰止之心，只觉得惋惜，同情，怅然若失——我至今还想起他自述中，晚年因被纽约市立大学无故解雇而蒙受的屈辱。每个在美国讨过生活的教书匠都知道，那是一种比五斗米更能使人折腰的巨大压力。
今天来往大洋彼岸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那时的游子却是断了根的。中国文化已不再当然优越，故国回不去也靠不着，只能看别人的眼色，做别人予取予求的东西。对于他们那一代的人而言，在思想的母体和隔膜的现实间“切换频道”已成常态，“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是个跨不过去的伦理门槛。已无归路时，虽然加入美籍，照例宣誓各种“忠于”，内心的巨大冲击对于今人而言仍是不可想象。可就算是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这个社会并不会真正接纳他们，亚裔——更主要是指东亚几国——最特殊，如果已经在过去的文化中浸透，大国的子民又更有种说不出的难堪。有的人在专业上已经极有成就，但社交生活依然只能和同文同种的人们混迹一气，或是，至少会把内心最亲切的那一小块交给最熟悉的语言。
自然科学领域的还算好，对于从事人文和社科的中国人，面孔和语言的标签已经延续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在最“友好”的西方人眼中，也一定会有有形或隐形的标签。在中国学中文，翻阅中文书报，或许是因为你的兴趣爱好，可是对于很多最终在异国终老的人，那是唯一的选择。对于一个智性的人而言，这种画地为牢的“出路”，显然并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
那些“专属”的西方圈子是不属于这些“归化”者的。因为工作的需要，我曾经参加过纽约的几个文艺聚会，比如由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召集的戏剧派对，其间看不到一个有色人种，更不要说中国人——平心而论，这和真正的歧视还有一些距离，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单边的尴尬，并没有因为我们引进了NBA或者美剧、英剧而缩小。试想一下，如果你要和朋友去看郭德纲的相声，你会带上一个外国人不厌其烦地用英语给他讲解吗？如果你发音纯正的非洲朋友自称，对于唐诗宋词有兴趣，你真的愿意天天和他把酒相和吗？对于某些“热心”的国人而言，也许这种情况偶然也会发生，报章上我们更不乏“征服”了曼哈顿的男人女人；但必须承认，这种照顾或眷慕来自一种仰视俯视的微妙心理，在中国展露“才艺”的西方人相对于中国人在某些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可是倒过去就不一样了，没有人会用中文为你解说“超级碗”（Super Bowl，有人说这是美国人的春晚）。和某些想当然的飘飘然形成鲜明的反差，最悲催的还不是用英语表达的别人的梦想，而是别人根本不知道你的“迁就”。
如果世界真的是平的，“你”和“我”本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很不幸的是，至少是此刻，“我们”还生活在“他们”之中——也可以说，“我们”选择了“他们”的生活，而不是倒过来。这是时代的大局使然，对后人而言，它只是某个历史时段必要的准备，就像唐先生所描述的“时间三峡”中的某一段，但对于已终生在阴影中穿行的小船而言，这多少是种悲剧。别忘了，在唐德刚的年代还存在着真正意义的“歧视”，那时在纽约，犹太人和中国人通常是租不到好房的。
多少次走在纽约古老的大街上，有一刻，我突然为未曾与唐先生谋面感到深深的遗憾。
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曾经参加过几次有趣的老华人教授聚会，叫做“康桥新语”——大约是“世说新语”的典故。在座的十来个人，居然有三位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座中固然尽是一时的俊杰，却眼见着他们在异国的昏黄灯下渐渐老去，而他们的事业也如他们的生命一样，尽管曾意兴漫飞，却不能不局促在时代大局之一角，在瀛洲而作故国之思，老气纵横，老态毕露，而终入一种苍凉的老境。似乎只有那些毅然与自己的文化脱系、入西籍专心科学的人们，才似乎有超拔于这种困局的可能？但一旦有回忆这回事，被回忆锚定的“中国”终归是尴尬的，它和新的现实不谋合，甚至也不是历史上我们认定的“中国”了。
对某些品茗养心的糊涂“传统”，我其实是不感冒的：所谓“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蒙聋而听之”。如果这些糊涂的东西确实管用，借用某老师的名言，鸦片战争以来我们都白活了。可每每回忆起德刚先生语速极快的合肥话，想要为我搞清楚我的曾祖父可能是谁，我在家里如何排行，谁可能与我的祖上有所瓜葛……我又不能不为之悚然动容。从遥远的距离冷不丁回头望去，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和我此刻的哭和笑，爱与痛是否真的有关？
好像非西方的电影中总有这样的父子纠结，就算只是放在背景里，也有巨大而震撼的象征意义，像电影《一次别离》中患了老年痴呆症的伊朗父亲。西方文学中由家中两代而始的冲突似乎渐渐不多了，相反两性的关系却很突出，而当代的中国文艺好像还是把宝一次次押在“家”这个字眼上：无论是《大宅门》还是后宫传，还是在和“父亲”叛逆又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