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天后，谢小忠从西凌县返回登州卫，第一件事就是前往济南府的吕家拜访。
他当然不是什么少东家，那只是一个对外宣称的名义罢了。以他在西凌工坊所占的股份，比一个莫名其妙的少东家还要有钱得多。但是以他的性子，并没有将这些钱放在眼里。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却是能够砸开吕家大门的利器，要让吕德松口答应亲事可真不容易，还是莫哥儿的法子简单粗暴，却非常有效。
他这次以准女婿的身份拜访，当然就受到了吕德的热烈欢迎。双方闭口不谈谢小忠之前所受到的冷遇，搞得像是一开始就这么亲密一般。
闲聊之中，吕德想探听西凌工坊的底细，谢小忠可没那么傻，只是避重就轻的谈了谈。好在吕德对西凌工坊经营什么毫无兴趣，他只关心谢小忠到底有多少钱。谢小忠讲了一个数字，当场就让吕德心花怒放，这个数字比他预计的还要多，这一笔买卖可真不亏。
这一趟拜访过后，亲事基本上就板上钉钉了，双方约定了纳期，这只等着良辰吉日一到，就可以迎亲娶亲了。
谢小忠和吕蕴儿至此算得上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毫无疑问是很幸福的。可是数千里之外的浙江宁海县，有人就遇到了大麻烦。
宁海隶属于台州府，从名字上就知道这个地方靠海，在不发达的农耕社会，靠海不一定就是好事。特别是大明实行海禁政策，号称片帆不得出海，那些靠打渔为生的渔民们日子就难过了。事实上，宁海县的经济状况一直都很糟糕，人烟稀少，市集一片萧条，再加上为政的官员胡作非为，导致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在这种百业萧条的世道中，偏偏还不断的有倭寇前来劫掠，这些人自海上来，找个偏僻的地方靠岸，四出劫掠一番，杀人放火，掠走人口财物，不等大明卫所官兵反应过来，就呼啸而去，重新扬帆出海。那些官兵防御自己的卫所都很吃力，更别提去追击倭寇了。再说了，大明水师疲弱，火力严重不足，根本就不敢在海上跟倭寇对战。
那些倭寇的人员结构中，真正的倭人只有十之二三，其余的既有在海上走私冒险的海商手下，也有一些是在大明的官府压迫下活不下去从而铤而走险为寇的贫民，更多的则是被倭寇掳掠过去，被迫为寇的普通百姓。
成书于明代的三言二拍中有篇文章叫做《杨八老越国奇逢》，里面对倭寇有很真实的记载，云：“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掳得妇女，恣意奸淫；弄得不耐烦了，活活的放他去。也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赠。只是这妇女虽得了性命，一世被人笑话了。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
这便是倭寇中往往中国人占多数的真相。无论官府剿不剿倭寇，总是有无辜百姓受到戕害。究其根源，海禁的政策得负很大的责任。
不过，对于正在宁海县秘密查访的邹君明来说，倭寇是从哪里来并不重要，有没有裹胁大明百姓也不是重点。他到宁海县来，不是想要抗倭，而是为了稽查官员而来。
一个多月前，一封从宁海县呈上来的弹劾奏章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注意，奏章是宁海县县丞张四海写的，县丞只是一个八品小官，原本是很难得到皇帝的重视，甚至奏章都不一定到得了皇帝的案头，往往在内阁就直接被截下了。但张四海的奏章不但被嘉靖皇帝看到了，而且还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因为奏章里的内容戳到了皇帝的要害。
张四海在奏章里将矛头直指宁海县的知县蒋立春，指控他肆意摊派，鱼肉百姓，贪污受贿，林林总总，足有十余条。而在这些罪名中，最严重的一条无疑是：通倭。
通倭这个罪名自洪武年间便有，其杀伤力堪称恐怖，丞相胡惟庸就是被这条罪名给弄死，然后诛杀九族的。从此以后，这项罪名用来打击政敌简直是无往而不利，不少位高权重的官员都栽倒在这个罪名上面，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被人构陷。然而即使是构陷，效果却非常显著，因为历代大明皇帝最忌讳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犯上作乱，另一个便是通倭。一旦听闻有这种事情发生，往往就不分青红皂白，立即令东厂或锦衣卫拿人到案，然后在一番酷刑侍候之后，想不被屈打成招都难。因此而造成的冤案不胜枚举。
现在由县丞举报知县，甚至直接绕过台州知府谭纶，将奏章递到了皇帝这里，看起来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在一个县里面，无疑是知县大人的权力最大，县丞要想举报，无疑要冒着很大的风险，消息稍微有点泄漏的话，立马就会招致打击报复。
嘉靖皇帝接到奏章之后，自然是勃然大怒，立即就要下诏派锦衣卫赶赴宁海县抓人。当时邹君明恰好在西苑奏事，闻知此案后却感觉有些蹊跷，于是主动站了出来，奏明皇帝，希望能对此案进行详细调查。
嘉靖皇帝虽然不喜欢他顶撞自己，但是对邹君明的办案能力还是充分相信的，再加上陶仲文也在一旁敲边鼓，主张应该慎重行事。如果因为一时愤怒冤枉了一位好官，未免有些可惜。于是嘉靖便下旨着邹君明秘密查办此案。
这才有了邹君明飞奔出京，绕道西凌之事。当然他报信只是一个方面，查案才是最重要的。
他之所以觉得此案蹊跷，原因很简单，他认识蒋立春。作为嘉靖二十六年的同榜进士，蒋立春的成绩并不算好，名次位于三榜之末，别说跟同榜的张居正那种才子相比，就连邹君明的成绩都比他好得多。故而张居正进了翰林院，邹君明成了皇帝的秘密钦差，蒋立春却只能下放到边远的小县城做知县。他跟邹君明在赶考的路途上相识，由于同样爱好王氏心学，两人颇有共同语言，就此成为了好友。其后两人在京城备考，交往了一年多，可以称得上无话不谈。只是在会试过后，两人各奔前程，这才断了联络。如今五六年过去了，两人各自在官场中厮混了这么久，肯定都有一些改变，但邹君明还是不愿相信这位老友会变成弹劾奏章中所提到的那种人。所以他这才禀明皇帝，请求进行调查核实。因为他很清楚，如果蒋立春真的被锦衣卫带走，关进诏狱，哪怕没有问题，也得整出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来。
他来到宁海县，恰好是过年的时候，但宁海县市集萧条，完全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他隐姓埋名，在宁海县各个乡镇都去查访了一番，结果发现案情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蒋立春是去年三月份才从福建的一个小县调过来的，到任还不足一年。但是在这一年里，他办了好几件大事。一个是去年夏天宁海县遭遇台风袭击，倒塌房屋若干，损毁庄稼无数，他奏请朝廷免除宁海县一年的赋税，得到批准。二是他抓了几个横行乡里的恶绅，给前来告状的乡民主持了公道，备受乡民们的称赞。在那些恶绅的名单里，有好几个都跟县丞张四海有关系，要么是他的亲兄弟，要么就是他的拜把哥们。很明显，蒋立春主持公道，对县丞张四海是一种打击。
关于张四海，邹君明也进行了详细调查。可以这么说，虽然宁海县名义上是由朝廷派来的知县在治理，但实际上宁海县唯一说话算数的人是张四海。他从三十多岁担任县丞算起，至今已经超过了十年，知县来来去去已经换了好几茬，只有张四海的地位巍然不动。整个县衙里面，从主薄到典史，到维护治安的捕头，都是他的好哥们或者是手下。甚至连驻防宁海县的卫所百户大人，都跟他称兄道弟。这是一种何等强大的势力网？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新来的知县要想发布政令，没有张四海点头的话，政令就执行不下去，也没有任何人会听知县的话。
只有蒋立春是个例外。
这人科举成绩虽然不算特别好，但是做官的经验却相当丰富。也许是因为他从政以来，一直都是做的小官，还是偏远地区没人理的那种，所以他治理地方的理念非常务实，能够扎根下去，体验百姓的疾苦。辗转数地，政绩都得到了很不错的评价，算得上是个年轻有为的官员。
但要想治理好宁海县，光是有能力是不够的。蒋立春敢于向地方豪强下手的原因主要是：他有台州知府谭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