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当时国人，对天津教案都极为关注，所有人都心神不安，害怕被洋人剜眼挖心，看到夫子的调查报告，急忙拿过来看。看了一遍，没看太懂，看了第二遍，没看太明白，再看第三遍，然后所有人慢慢的抬起头来，满脸的困惑痛苦，与茫然索思而不可解。又过去好长时间，就听一声响亮清脆的京口骂娘声：曾国藩我操你二大爷！所有的人们，齐齐的怒骂起来。
你看这曾夫子的调查报告，写的是什么玩意？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岂有此理，我天朝还是上国呢，不是照样把男人割去卵袋，把女人囚入深宫？再看夫子的论据，那更是叫人上火，居然以康熙年间允许天主教为理由，做为教堂清白的证据，还说什么：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你说洋人仁慈，难道我天朝上国残暴不成？你说洋人忿忿不平，难道我天朝被挖去眼珠、剖出心脏的小民，就活该洋人虐杀？
这个调查有问题！一无凭，二无据，完全是睁两眼珠子乱讲，硬说洋人清白无辜。
想不到啊，想不到，让小民百姓寄予了无限期望的曾夫子，竟然是这样一个人。明摆着，这个曾国藩，是被洋人收买了，当汉奸了！
北京城中，湘江士子率先发难，发一声喊，冲入了湖南会馆，把曾夫子亲笔题写的牌匾，当场砸得稀烂。
不怪大家生气，你看看曾夫子这个奏折，这说的是人话吗？
群情汹汹，物议纷纷。宜闻者各怀义愤，大肆诋呵，与曾国藩相熟的朋友们，于极度震骇之中，坐下来开始给曾国藩写信，苦劝曾国藩及早回头，不要再在卖国贼的道路上执迷不悟了。
而曾国藩看了邸报，也是目瞪口呆，他万难置信，仔细的看了一遍又一遍。一点没错，千真万确，上面每一句每一字，都是他老人家的亲笔，朝廷真的没冤枉他。他老人家慢慢的坐下来，脱口骂了一句：操你娘朝廷，你咋个这么缺德啊？你既然要把我的奏折公开，那就全部公开吗，怎么只公开开头的一小部分，断章取义，误导读者，朝廷你这不是坑爹吗！
什么？这只是奏折的部分内容？快来看看后面还有什么。
至津民之所以积疑生愤者，则亦有故。盖见外国之堂终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系从他处募工修造者。臣等亲履被烧堂赴，细加查勘，其为地窖不过隔去潮湿度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尽目睹，但闻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又不经本地匠人之手，其致疑一也。
中国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复出，即如前任江西进贤县知县魏席珍之女贺魏氏，带女人入堂治病，久而不还。其父至堂婉劝回家，坚不肯归，因谓有药迷丧本心，其致疑二也。
仁慈堂收留无依子女，虽乞丐、穷民及疾病将死者亦皆收入。彼教又有施洗之说。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主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百姓见其收及将死之人，闻其亲洗新尸之眼，已堪诧异。又由他处车船致送来津者动辄数十百人，皆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不明何故，其致疑三也。
堂中院落较多，或念经，或读书，或佣工，或医药，分类而处，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其致疑四也。
加以本年四五月间，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适于是时堂中死人过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五月初六日河东丛冢有为狗所发者一棺二尸。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曾经目睹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致疑五也。
平日熟闻各处檄文揭贴之言，信为确据，而又积此五疑于中，各怀恚恨。迨至拐匪牵涉教堂，丛冢洞见胸腹，而众怒已不可遏。迨至府县赴堂相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万不可遏。是以万口哗躁，同时并举，猝成巨变。其浮嚣固属可恶，而其积疑则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今既查明根原，惟有仰恳皇上明降谕旨，通饬各省，俾知从前檄文揭贴所称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并请将津人致疑之由宣示一二。天津风气刚劲，人多好义，其仅止随声附和者不失为义愤所激，自当一切置之不问。其行凶首要各犯及乘机抢夺之徒，自当捕拿严惩以儆将来。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尤不可长。惟当时非有倡首之人预为纠集，正凶本无主名，津郡人心至今未靖，向来有曰混星子者结党成群，好乱乐祸，必须佐以兵力，乃足以资弹压。顷将保定铭军三千人调扎静海，此军系记名臬司丁寿昌统带。该员现署天津道缺。一俟民气稍定，即以缉凶事件委之该署道督同府县办理，当可胜任。至武兰珍犯供已牵涉教堂，经臣祟厚饬令地方官赴堂查验，实为解惑众疑起见。近日江南亦有教堂迷拐之谣，亦即如此办理。其后丰大业等之死，教堂公馆之焚，变起仓猝，非复人力所能禁止。惟地方酿成如此巨案，究系官府不能化导于平时，不能预防于先事。现已将道、府、县三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由臣国藩拣员署理。
同日别处片具奏，其杀毙人口现经确查姓名实数，惟仁慈堂尚有女尸五具，未经寻获，其余均妥为棺殓，交英国领事官李蔚海收存。俄国三人，已由该国领事官孔气验明掩埋。谨开列清单，恭呈御览。法国公使罗淑亚业经到津议及赔修教堂事宜，臣等拟即派员经理。余俟议有端绪，续行陈奏。其误毙俄国之人命、误毁英美两国之讲堂，亦俟议结另行具奏。所有查明大概情形，谨具折先行会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原来是这样！
公布曾国藩的奏折，还是朝廷应曾国藩自己的要求。曾国藩要求的是，公布他奏折中对天津教案事件的原因分析，让民众明白是怎么回事，避免此类的事件再次发生。朝廷从谏如流，把曾国藩对事件的心理分析彻底雪藏，单单只公布了一个最容易误导大众的开头结论部分。由于只有结论，没有分析过程，更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让公众惊愕之下，怒不可竭，齐声大骂曾国藩是卖国贼。
曾夫子就是这样吃朝廷摆布了一道，真是让他老人家憋气又窝火。
然则，朝廷为何要如此摆布曾夫子呢？
（7）从大帅到重臣
相隔了一个半世纪，我们再来看曾夫子的这篇奏折，不由得惊叹于夫子的智慧卓识。他的奏折，宛如一部极富思想价值的学术报告，把当时天津民变的经过进行了详细的心理分析，最有意义的就是奏折中的五种引发疑心的情形：教堂秘密、内有地窖，引发闲人无限猜测之一、基督教义对国人的强大吸引力，导致无知者的惊恐疑惑之二、教堂扶死救伤，神圣仪式引发冷漠国人的不解之三、教堂采用现代管理，与中土的农耕生活造成隔膜之四、教堂收殓骸骨，与朝廷坐视饥民沦为饿殍却无动于衷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之五。凡此五疑，恰恰是新文明对落后的皇家暴力政权的替代，无论是其思想价值，还是现实意义，都对中华文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所以曾夫子请求朝廷将他的五疑公开，让中国人睁开眼睛，向现代文明挺进，不要再泥陷于野蛮肮脏的权力时代。
但也正因为如此，朝廷才坚决不肯公开曾夫子的分析过程与相关证据，反而故意只公布夫子的调查结论。失去分析与证据，夫子的结论就变成了无地放矢，变成了凭空臆断，毫无根据毫无理由的将西方文明凌驾于中土旧文明之上，这理所当然的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
朝廷这么做，还真有自己的道理。徜公布曾夫子的五疑之论，让广大人民群众知道教堂扶死救伤，仁慈厚德，而朝廷却干着割除男人卵袋，将女人掳入宫中为奴的野蛮勾当，这么一比较，让朝廷还怎么再混下去？
更何况，朝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需要闭塞民众的耳目，让民众仇恨先进的西洋文明，而朝廷就在这种愚昧与仇恨之中，坐享太平，岂不美哉？
恰恰是朝廷的闭塞民智，推波助澜，终于引爆了三十年后的全国性的群体癫狂，大清帝国正是丧送在愚昧无知的暴民之手。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又所谓水能栽舟，亦可覆舟。落后的暴力政权维系在民众的无知之上，也毁灭于民众的无知之上。朝廷求暴得暴，并无所怨，单只是五千年的中华民族陪同大清帝国做了殉葬，实乃让人嘘唏之悲。
此外，朝廷只公布结论，不公布分析过程与相关证据，坑害曾夫子，还造成了一个朝廷求之不得的好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让民众的仇恨之火，由洋人霎时间转向了曾夫子，在毁掉了曾夫子通过平灭叛军而形成的巨大影响力的同时，还将民众对洋人的仇恨转移，避免了洋人发火，炮舰相向，这应该是朝廷最引以自豪的一次危机公关。
话说曾夫子被朝廷暗算，急气之下，旧疾复发，眩晕呕吐，卧床不起。朝廷趁机一脚踢开曾夫子，将夫子回调为两江总督，另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替曾夫子解决天津教案的后续事宜，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脱胞换位，把屁股挪到了湖广总督的位子上。
这时候的李鸿章，他已经成功的由大帅转型为国家重臣，成为与他老师曾国藩平起平坐的帝国肱股。早在李鸿章平灭捻军之后，同治七年（1868年）被授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又由兼署理两江总督改由湖广总督，这一年他才四十六岁。而六年前的他，却只一个落拓潦倒，满腹牢骚，忧悒于心不得志的中年失败男。而且他还奉旨入京，受到了慈禧和同治的亲切接见，皇太后及皇帝对他宠爱有加，赐他予紫禁城内骑马如仪。当他骑在马上，于人们羡慕的眼光之中，回望13年前他在北京街头闲逛的书摊，心潮必然是起伏不已。
短短六年，由一名中年失意男转型为帝国第一号名臣，得益于李鸿章那比老师曾国藩更善于机变的脑子。
事实上，正当曾夫子为处理天津教案，而被坏心眼的朝廷坑害，一世名节俱毁的时候，李鸿章已经快刀斩乱麻，连续处理了两起教案。而且在处理的过程中波澜不兴，简捷明快，朝廷满意，百姓认可，洋人也无话说。能够三梭刮刀切豆腐，还切得面面俱光，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李鸿章又是如何摆平的各方矛盾的呢？
李鸿章处理的第一起教案，史称南京堂址案。时间是在李鸿章刚刚平灭了捻军之后，南京城中，洋人闹了起来，最气人的是许多洋人排成长队，浩浩荡荡去北京城上访。专制国最恨最恨的就是上访了，有人上访，就表明不和谐，对于上访的中国人，直接截访，打半死送精神病院关押起来，官员们对自己干出来的脏事，眼不见心不烦，这样就和谐了。可是洋人你不能截访，不能打他个半死，更不能把洋人送精神病院关起来，洋人不关你就已经给你面子了。
所以，郁闷的朝廷就传旨，命当时官拜江苏巡抚兼署理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去南京解决这个问题。
先来看看李鸿章当时的职务：他仍然是江苏巡抚，又兼署理两江总督，江苏的日常工作由他负责，两江的大事小情也是他说了算。可是他既不在江苏，也不在两江，而是在山东河北战场上剿杀捻军。军务政务民务洋务，他一个人可同时做许多完全没有交集的工作，而且还干得明明白白，这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对此，李鸿章曾说：这世上的事儿，再也没有比做官更容易的了。
为什么李鸿章做官容易？
这是因为做官并不需要做具体的事情，而是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摆平方方面面的矛盾。也就是在诸多彼此矛盾的诉求之中，寻求一个美妙的平衡点，能够让各方都接受。这种事情，对于洞察人性人心的李鸿章而言，那简直是再也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所以他认为做官比较容易，而真正做事就比较难。
李鸿章成功摆平南京堂址案，正是他这方面过人才干的流露。
话说李鸿章到了南京，仔细一看这个案子，顿时就痛苦的闭上了眼睛。难怪这个案子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却原来是一起历史遗案，其源由大概要上溯到康熙老爷爷时代的旧事。
可能就是康熙时代，甚至有可能更早，南京城有天主教堂一座。后来朝廷禁止洋教，就宣布教堂归为朝廷所有，当时的洋人火轮船还没有打过来，只有几个传教士，手持十字架不停的央求上帝，但没有效果。现在洋人的势力大举入侵，传教士们顿时凶了起来，强烈要求当地官员归还教堂。
当地官员哪有胆子惹洋人？可是老教堂已经为民居所占据，官员又不敢强拆，如果敢把民居强拆了给洋人，南京城铁定暴乱，只怕地方官全家老小，都得被暴民活活打死。所以地方官想出来个折衰方案，老教堂这事就算了，另找块地给洋人，如何？
对此建议，洋人断然拒绝。
洋人称：他们只要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属于自己的，决不伸手。实际上真正的理由，有可能是老教堂地处民居中心，把教堂要回来宜于传教。如果听了地方官的话，把新教堂建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那是洋人绝对不肯接受的。
洋人大队的上访人马入京，在总理衙门前吵闹不休。朝廷又气又怕，传旨给李鸿章：毋任地方官借词迁延，致该国有所借口，日事哓哓。要求李鸿章一切听洋人之要求，迅速了结此案，免得洋人动了真火，拿出洋枪洋炮来对朝廷乱打。
对于总理衙门的要求，李鸿章断然拒绝。
（8）拖延就是高效率
朝廷惧怕洋人，迁怒南京地方官，并要求李鸿章立即向洋人屈膝投降，委曲求全。这个工作精神可不符合李鸿章的胃口，他上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