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京官对此案，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只能由李鸿章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麻烦了。
李鸿章却在心里暗笑，笑朝廷中的官员们心眼不够用。也不说想想，吴棠出身于苦寒之家，是典型的穷二代。这种人家的孩子，打一出生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若然是努力程度与人品上，有丝毫的暇疵，也不可能为自己争来机会。而吴棠能够读书为官，屡立功勋，这就表明他这个人，大节上还是能够把握得住的。把握不住，早就被残酷的官场给淘汰了。
到了四川，李鸿章放手一查，果然与他判断的一样，吴棠虽然不是清水一碗，但绝不象刘岳照所弹劾的那样污秽。所谓贪污了十几桶银子云云，不过是吴棠家里在四川买了十二只水桶，结果被附会成十二桶银子。而刘岳昭之所以怒告吴棠，真正的原因，是吴棠负责替刘岳昭筹措军饷，可是这银子要从老百姓手里想办法掏出来，而且掏出来之后，四处伸手的人又太多，吴棠就先把手里的银子，运送到云南巡抚岑毓英处。这让刘岳昭感觉好没面子，认为吴棠此举，是瞧不起自己，所以就闹了起来。
此外，吴棠在四川治理贪吏，损害了广大贪官的利益，贪官们怒不可竭，就四处造谣生事。刘岳昭就把这些谣言当真事，写成奏章向朝廷弹劾。
在接案之前，先行要对人性及社会的基本规律，有所把握。这就是李鸿章比当时的朝官们更高明的地方。要知道，每个人都是依据自己的经验及观念，来对外部世界进行评判。如果你的观念更贴近于现实，那么你的评判精度就会高于别人。反之，你的判断与现实有一定的落差，那么做起事情来，难免束手缚脚，艰困不堪。
单以吴棠这个案子来说，朝官们之所以都不敢接，那是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都认为吴棠此人，既然对慈禧太后有恩，天下人谁又敢惹他？所以这吴棠必然是放开手脚，狂捞狠贪，每个人都认准了他肯定是个贪官。你若接手此案，如果实说吴棠是贪官，慈禧肯定不会跟你有完。可如果你想替吴棠遮掩，只怕会有人趁机找你的麻烦，以清官的名义理直气壮搞死你。所以象这种案子，还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而李鸿章的见识，比朝官们要高得多。他也认为吴棠既然待慈禧有恩，截长补短捞点钱，在所难免。但吴棠毕竟是苦出身，根正苗红，必须要在长期的艰苦磨砺中，才能走到四川总督这个位置，要达到彻底的腐化还需要时间，而且也未必非要彻底腐化不可。
事实证明了李鸿章对人性规律的把握，这让他又赢了一盘。
然后李鸿章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四川酉阳教案。此时，这起教案，已经酿成了数百人死亡，形成了教民与士绅之间规模性的械斗。
（10）酉阳教案第二季
四川酉阳教案，细说起来应该称之为酉阳教案第二季，其内情扑逆迷离，足可写成一本厚厚的书。
但即使是写成几本书，也未必能够说得清楚事情的恩恩怨怨。简单来说就是：酉阳有个77岁的老绅士，叫张佩超，与教民张添兴有隙，在第一次酉阳教案中，法国天主教士玛弼乐被打死，77岁的张佩超老头在其中没有起到正确的作用，于是连同一个儿子并被羁押，为了脱身，张佩超认罚两万两银子。但脱身之后，张佩超只交出八千两，闹教风波已经过去了，余下来的一万两千两银子，张佩超也就没有再交。
此后法国方面指控张佩超为打教的幕后策划人，这个指控倒也不是无中生有，偏乡僻壤，士绅阶层向来是民众的领袖，而掀起第二次打教事件，焚毁教堂，杀死教士李国安（他还有个名字叫李安国）及教民多人的，由何彩、杨桢庭及刘幅三人为主。此人三者，率领着闹教的暴民杀入教堂，大砍大杀。按说教众们是信基督的，应该讲究个你打我左脸，我再把右脸送给你。你砍我脑壳，我就把脖子伸过去。可是酉阳教众们偏不，当教众被闹教暴民团团围困的时候，他们派人出去买粮，闹教的暴民们不支持教众吃饭的动议，就赶来劫杀，教众组织武装对抗，单只是杀死的闹教暴民，就超过百人。
总之是一场颇具规模的宗教战争，只是因为距离京城较远，规模虽然盛大，但影响却无关紧要。
李鸿章接案之后，就摇摇摆摆，到了重庆坐堂审案。为什么他要选择在重庆呢？这是因为他不想被暴民的汪洋大海所围困，如果去了酉阳，被成千上万的暴民包围起来，这案子可就不好审了。选择在重庆，绝大多数暴民穷得叮当响，根本去不了，能来堂前讨说法的，只是士绅者流。
果然，李鸿章刚刚坐下，早有张佩超的家人越众而出，哭倒在堂下，诉说教民纠众，杀入张佩超家，抢去银两万余并衣服若干，还强奸张家妇女多名，杀其雇工三人，并将张佩超的一个儿子扭押至重庆弄死。于今张佩超已经忧愤成疾，唯求大老爷明镜高悬，为小民申冤。
李鸿章这边还没听完，法国公使罗淑亚斜刺里冲上来，指控张佩超是打教主凶，杀人放火的杨桢庭是其手下，而名列官府通缉单上的刘幅，却只不过是个顶罪的冤大头。
李鸿章听了半晌，细细一理这个案子，咦，好象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头。领头打教的，一共三个人，何彩、杨桢庭及刘幅。何以法国公使只追究杨桢庭与刘幅二人，却不追究何彩呢？
法国公使也不是不追究，而是杨桢庭及刘幅都是酉阳教案第一季的积极分子，而且教民们声称：围毁教堂的时候，77岁的老头张佩超，一身是胆雄纠纠，亲临现场指挥作战的，说什么忧愤成疾，都是骗人的。
李鸿章一看就明白了，这个案子，牵涉面太广，死亡人数也太多。要想把每一个过程的是是非非，都疏理出来的话，根本是不可能的。最要命的，于今酉阳教众大战，你这边还没分析明白，他那边又杀起来了，此案已非普通的刑事案，而是对规模性群体事件的处理。
处理规模性群体事件的法则是：是非只是手段，必须快速结案。
怎么个是非只是手段呢？仍不过是先发制于人，找到对方的错处，然后用力敲打，强迫对方让步。
于是李鸿章笑咪咪的问法国公使罗淑亚：老罗呀，你要求惩治杀人的暴徒，这个要求绝对是合理的，本官是完全支持的。不过呢，你们教众方面，也杀了不少的人啊，你看杀了一百多，是哪个这么凶啊？噢，你看这里有状纸，说是个华人教士覃辅臣……
罗淑亚大叫起来：李鸿章，你要搞清楚，覃辅臣与暴徒发生冲突，那是自卫。是因为暴徒围困教堂，要将教众们活活饿死，教众们不得已派人去买粮食，覃辅臣是押运粮食的人。而暴徒劫杀粮车，覃辅臣与之搏斗，保护粮车，这和教徒们滋事杀人，是完全不同的。
李鸿章：老罗，你又不在现场，说这么多干什么？快点把覃辅臣叫来，让本官问个清楚。
罗淑亚失笑道：抱歉，覃辅臣奉了教皇之令，出洋议事去了，有可能是去了北美洲，也有可能是非洲，什么时候回来，那可是说不定的事儿。
李鸿章：……覃辅臣不在中国？老罗你是明事晓理之人，应该清楚，覃辅臣不回来，这个案子就没法子结，你自己看着办吧。
罗淑亚：怎么就没法结？是是非非，都摆在眼前，怎么就没法结案呢？
李鸿章：老罗呀，是是非非，可不是咱们两个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除非你给本官把覃辅臣叫回来，否则这案子没法结。
罗淑亚：李大人，请不要让我怀疑你的智慧，于今酉阳教案，对方是因为有张佩超幕后操纵，同时你们又究诘教会的覃辅臣。如今覃辅臣已经出洋了，如果张佩超也离开酉阳的话，那么酉阳也就风平浪静了，这岂不是你们政府最希望的效果吗？
你想把张佩超驱逐出酉阳？李鸿章吓了一跳：这可不行，中国人讲究一个故土难离，何况张佩超已经77岁了，你想赶他走，人家铁定不依。
罗淑亚还待要说：李鸿章，好了好了，老罗你别闹了，本官没心情陪你逗嘴。
传令送客，李鸿章心里困惑莫名。看起来了这个法国公使罗淑亚，比他李鸿章更急于结案。这不对呀，不符合帝国主义的惯常风格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呢？
饶是李鸿章聪明过人，却因为没学过世界历史，浑不知道法国和德国两个内陆国，已经撕杀起来了。这就是历史最有名的普法战争。是役也，30万法国兵，在战场上被普鲁士重炮狂轰，生生轰死二十万，剩下来的十万，悉数押往战俘营吃牢饭。
法国和德国，是两个内陆国，争竞的异常激烈，大清嘉庆九年（1804年），法国终身执政拿破仑称帝，从此东征西讨，打得欧洲无敌手。普鲁士更是拿破仑痛打的主要目标。从嘉庆年始，艰难困苦的熬过道光朝、咸丰朝，终于熬到了同治九年（1870），整整66年过去了，普鲁士终于熬出来个俾斯麦，彻底把法国打残，德皇驱车入巴黎，宣布道：德国人民站起来了，被你们法国佬压迫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啦……总之，当李鸿章处理诸起教案之时，正是法国人心惶惶，最是吃瘪的时候。
如果李鸿章知道这些事，只需要指着法国公使罗淑亚的鼻头，破口大骂，罗淑亚是绝对不敢吭声的。弱国啊，刚刚吃了败仗，在任何人面前也抬不起头来。
可是李鸿章不知道，这就错过了一次发火出气的好时机。后来李鸿章出洋，终于知道了，当时气得半死，专门去德国，把轰死20万法军的老炮都买了回来，每天多看两眼这杀人的凶兵，也算是出了口恶气。
虽然不知内情，但李鸿章看出罗淑亚比他还急于结案，反倒不急了。于是李鸿章返回湖北，继续和罗淑亚磨牙，磨过了大半个年头，到了同治九年正月，才和法国人达成协议，赔付法国佬三万两银子，再由官方出面，劝说张佩超搬离酉阳，都闹成这样子了，没必要再抬杠了，快点换个安静的地方，安渡晚年吧。
酉阳教案成功议结，李鸿章被朝廷视为比曾国藩更靠谱的人，所以让他来负责议结天津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