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科教兴国：知识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自19世纪以来，已有一些国家的决策者注意到教育、科技在富国、强国中的作用，并相继打出“教育立国”、“技术立国”、“科技立国”的旗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提出“教育立国”，在20世纪60年代又提出“技术立国”的口号；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都提出过相类似的口号并付诸实施，收到实效。
我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丧权割地，中华民族屡遭列强凌辱。不少志士仁人也在摸索强国之道，有主张“实业救国”的，有依靠“船坚炮利强国”的，也有希望“教育救国”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种种救国方略已成为过去，但如何才能兴国、富国、强国，却困扰了我们几十年，其间走过多少大大小小的弯路！
1978年至今，我国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并先后制定了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速我国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并将此作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基本国策和大政方针。
在起草《关于加速我国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的过程中，最初几稿提出的都是“科技兴国”战略。在多次征求各界人士意见的过程中，几经推敲，才确定为“科教兴国”战略。从“科技兴国”到“科教兴国”，这一字更动，价值千金！既充分考虑到教育和科技在使国家富强、社会兴旺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说明了教育和科技的特殊关系以及相互融会所能迸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一个正确战略的提出，虽然开了一个好头，但以为从此便道路平坦、一帆风顺，那也过于天真。
在我国建国以来这几十年的历程中，政治思想和物质生产曾交替担当过兴国、强国的“中心”角色，何曾有过让科技和教育来“担纲”的时候？传统思想认为科技和教育不过是两种精神力量而已。说得直白一点，“教育能当饭吃吗？”“科学能当饭吃吗？”我国在计划体制下，在国家、地方以及各行各业的决策、计划、管理过程中，教育和科技应当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那时已经形成定势。诸如教育经费、科技经费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中的比例，给科技事业的贷款在银行、金融系统中的位置和规模，科技人员、教师的工资待遇，科技、教育在各类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发展工矿企业与学校、科研院所的优先顺序和支持力度，等等，事实上是几十年一贯制。
如今这种关系几乎要颠倒过来，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把科技和教育提高到“兴国支柱”的地位，因此在国家、地方、各行各业的决策、计划、管理中发生的种种变化，无疑于一场革命，包括观念上的革命和实践过程中的种种变革。
所谓观念上的革命，包括对这样一些道理的深刻理解：知识就是力量；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科技发展，进而也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国民文化素质的高低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表征之一；教育是国家富强、社会兴旺的基础事业；经济增长方式要从依靠物质资料、劳动力数量投入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观念上的革命越是深刻和彻底，实践过程中的变革也就越深刻和彻底。
当然，这绝对不是说精神万能，只是表明观念革命对实践变革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实际运行过程的中种种复杂性。
例如发展科技和教育都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就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和科技、教育事业的特点来看，近期内政府投入都应该起着主导作用。尽管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千方百计地增加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但与预期目标还有相当距离。这就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之一。
当然，从投入来源来看，企业也是很重要的来源。以科技投入而论，目前我国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投入在全国科技投入中所占的比例，与其地位极不相称。而企业恰恰是科技成果的受益方。困难在于，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有企业重视科技开发的市场需求动力还不足。同时也要指出，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的主管对于技术市场、技术开发、技术创新、风险意识、风险资金这一套东西还比较陌生或不够熟悉，未能用好有限的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解决这类问题，除了加快体制、机制的改革之外，提高企业家的科技意识也是迫在眉睫。
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还不只是增加投入的问题，本身也有个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革问题。但是，当一个国家的教育实力和科技实力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时，国家要集中有限资源，使教育和科技先行一步，然后才有经济繁荣，才有持续增长的收获。我们目前处在国家资源极其有限，必需选择优先目标这样一个十分关键而又十分困难的时期，只有成功地跨越了这个时期，科技、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才会展示得相当明显。
第二节 知识经济时代的智能教育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科学和信息传播手段的日益发展，知识量在短时间内发生猛增现象，有人形象地称这种现象为“知识爆炸”。这种知识量猛增现象，早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最早研究知识量猛增的是美国美以美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弗里蒙特·赖德。1944年，赖德发现美国具有代表性的大学图书馆藏书量平均每16年翻一番，他还以耶鲁大学图书馆为例来说明他的研究成果。耶鲁大学图书馆在18世纪初期藏书1000部，按16年翻一番的规律，到1938年该馆藏书应该增加到260万部左右。经调查，1938年耶鲁大学图书馆的实际藏书为274.8万部，与理论的“标准增长率”十分接近，说明赖德所发现的图书增长率是可信的。
继弗里蒙特·赖德之后，美国科技史学家德里克·普赖斯对知识量作了深入的研究，把赖德发现的增长率推广应用于科学知识的全部领域。普赖斯在他的名著《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一书中，以科学杂志和学术文章为知识发展的两个重要标志，进而对知识量的增长率进行推算，最早保存下来的科学杂志是1665年首次出版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学报》。此后科学杂志的数量不断增加：1750年为10种左右；19世纪初期达100种左右；19世纪中期达1000种；1990年达10000种，由此普赖斯得出结论：科学杂志是每50年增加10倍。同时普赖斯又对提要性杂志的增长率进行了推算。1830年出版第一种提要性杂志，此后这种杂志也是沿着每50年增加10倍的速率不断增长着，到1950年达300种左右。普赖斯据此得出一个杂志的数目“按指数增长”的规律，而“包含于其中的常数，实际上大约15年增加一倍；50年内增加十倍；在一个半世纪内增加1000倍……”此外，普赖斯还研究了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数目的增长率，他对自1918年开始刊载于《物理提要》上的文章数进行了研究，发现文章总数一直是沿着一条按指数增长的规律发展着，其误差范围不超过总数的1%。进而，普赖斯以1951年以来的大约30个这样的分析为基础作出结论说：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任何正常的、日益增长的科学领域内的文献是按指数增加的，每间隔大约10～15年的时间增加1倍，每年增长5%～7%。
如果说，工业革命初期就有知识量猛增的现象，那么，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现象则更为显著。80年代每年全世界发表的科学论文大约500万篇，平均每天发表包含新知识的论文已达1.3～1.4万篇；登记的发明创造专利每年超过30万件，平均每天有800～900件专利问世。近20年来，每年形成文献资料的页数，美国约1750亿页。70年代以来，全世界每年出版新书50万种，每一分钟就有一种新书出版，在12万种科技图书中，自然科学图书有3万余种，技术科学图书有9万余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隶属的“世界科学技术情报系统”的统计，科学知识每年的增长率，60年代以来已从9.5%增长到10.6%，到80年代每年增长率达12.5%。据说，一位化学家每周阅读40小时，光是浏览世界上一年内发表的有关化学方面的论文和著作就要读18年，可见，知识量的增长速度之快。
虽然知识量的急骤增长不是“知识经济”所特有，但知识的加速增长是不可否定的事实。面对一个高节奏、高科技、高风险、高竞争和高压力的别开生面的21世纪，新的知识不断猛增，新的专业领域不断扩大。在这一背景下，教育只有进行改革和创新才能适应这一新形势。
教育领域中曾经盛行“仓库理论”。“仓库理论”认为“脑子是储存事实的仓库”，教学就是用知识去填满“仓库”，学习就是获取知识，知道的事实越多，知识收集得越多，则越有学问。因此“仓库理论”十分重视记忆，因为记忆是积累知识的最佳方法。中国崇尚博闻理论，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然而，这种“多识”的仓库型人才是难以应付知识经济时代瞬息万变局面的。
首先，把人的大脑仅仅视为“储存事实的仓库”的观点是片面的。国外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大脑有4个功能区域：一是从外部世界接受感觉的感受区；二是对这些感觉进行收集整理的贮存区；三是评价收到的新信息的判断区；四是按新的方式把已有知识和新信息结合起来的想象区。由此可见贮存功能仅是大脑功能的一部分。如果仅把大脑视为“储存事实的仓库”，一味追求知识量的储存，将会造成大脑功能发展的不平衡性，助长呆读死记的风气，使大脑其他多种功能得不到发挥，科学史上的大量事实证明，缺乏判断能力和想象能力的人，是很难在科学事业上作出出色贡献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日本学者川上正光认为：“知识，百科全书可以代替，可是考虑出的新思想、新方案，却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
更重要的是，新知识的巨流排山倒海般地涌来，使大脑这个“仓库”来不及包容如此巨量的信息。据德国学者哈根·拜因豪尔统计，“今天一个科学家，即使日以继夜地工作，也只能阅览有关他自己这个专业的世界上全部出版物的5%。”更何况，如今现代化的设备和手段已使人们获得信息变得十分便捷。知识的存贮则由于光盘的出现而变得更为有效。如我国修篡于18世纪的《四库全书》，含书3400余种，79300余卷，约8亿汉字。由于它浩繁的卷帙，庞大的体积使一般规模的图书馆望而却步，而用光盘存贮，图形版只需160余张光盘，全文字版仅需10余张。又如我国从1985年起用7年时间建立了《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当你需要从这部巨著中查气象方面“风”的资料时，用传统的阅读检索方法所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可想而知的，如今运用超文本阅读和计算机自动检索方法，只需键入“风”、“气象”等关键词，并加以限制，只需短短的六秒钟电脑就会在通读《二十五史》全文的基础上为你筛选出10968段相关文字和14918个词目，组成特殊文本供你阅读。由此可见电子资料库为人类带来多大的福音，解放了人们多少繁重的记忆性劳动。所以，用电子计算机来贮存知识、信息等，使人们从繁重的记忆性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智慧集中到整理人类的知识，全面考察、融会贯通，从而进行更高的创造性脑力劳动。
借助现代科学技术使知识贮存和获取十分便捷，并不是说学校可以忽视基本理论、基础知识的教学。恰恰相反，只有让学生掌握宽厚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日后才能以简驭繁，触类旁通，比较顺利地适应日新月异的新情况。为此，高等教育，应强调加强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数学，避免过早地把学生引入专门训练。国外的一些大学，对此作了尝试。法国的理科高等院校，把一、二年级作为“初学阶段”，以数学-物理、物理-化学、化学-生物、生物-地学这四门列为共同基础学科，组织基础理论教学。日本的高等院校，新生入学后先要在“教养部”学习两年普通基础课程。德国在培养工程师的教育中，前两年都用来进行基础教育。
向受教育者传授一定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职能，但不是唯一职能。在加强基础知识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智能，从来就有不可代替的意义。所谓智能教育，就是培养学生的智能。只有培养学生的智能，才能使他们凭借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从而有效地驾驭并灵活地运用知识。形象地说，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向学生提供“黄金”，而且要授予学生“点金术”。
培养学生的智能，我们认为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研究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这些能力是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所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