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拉奶奶和谢苗爷爷到澳洲去了，这使我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幸好就在这时，木木的爸爸对我改变了态度，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欣慰。
有一次，我好奇地向木木询问，为什么他父亲对我的态度，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木木便把薇拉在那次告别晚宴上的恳切叮嘱，讲给我听。
“薇拉奶奶的话，让全家的人都感动，爸爸当场就应承了。”
“了不起啊，我的薇拉奶奶！自己就要漂泊远行，前途未卜，却还惦记着年轻人的事情，替我们打开了一扇温馨的亲情之门。我太感谢她啦。”
我很早失去母亲，虽然有爸爸竭尽全力的呵护，但对母爱的渴望却一直深藏在心底。
我深知，当在茫茫人海中，寻觅自己所爱的人时，所有女孩子背后的真正依赖，其实只有她的母亲。来自母亲的那种温馨细腻又深思熟虑的关爱，是恋爱中的女孩，驶过爱情惊涛骇浪最可靠的舵把。而我却缺少这定心定向的舵把。自从在菅草岭见到薇拉奶奶，我心里这种缺失感，无形中消失了。一种类似母爱，但又超出母爱的亲情，填补了我心中长久以来的空白。
现在，薇拉奶奶远在天边，虽然心中不够踏实，但仍觉得远远地，有一种力量在支撑着我。
“卡秋霞，妈妈说，让你有空多到我家去去。她说，很想多与你待在一起。我想，可能你会让她想起她小的时候，缓解缓解对谢苗、薇拉的思念吧。”
“柳嘉大婶怎么样？最近她身体好吗？”
“不是很好。她一直很压抑。感觉浑身无力，叫她去医院，她又不肯去。”
“可能是这次父母移民，对她的打击太重了。”
“是啊。我知道，在妈妈的心里，她一直对两位老人，抱有很深的歉疚之情。虽然与两位老人同地同城居住，但平日很少去探望，更别说尽心照料了。”
“那为什么呢？是你父亲不喜欢吗？”
“不。父亲是很尊敬两位老人的。”
“是家务太重，无暇旁顾吗？”
“有这个原因。但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个。”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卡秋霞，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心中的障碍，远比现实的障碍，更难超越啊！我的妈妈，她是夹在俄罗斯与中国两种文化之间的人，用一句我们焊接的术语，她正处在两个种族、两种文化的焊缝中。而焊缝所承担的压力，总是要比其他部位大得多。”
“木木，我来哈尔滨这么久了，接触了不少俄罗斯人，体验到了他们不少的喜怒哀乐，可对他们的总体情况，还很模糊。给我说说吧。”
“是啊，眼看哈尔滨俄罗斯人的历史就在你我眼前终结了，有些事真值得好好回顾一下啊。假如我把哈尔滨的俄罗斯人分分类的话，也许可以大致分成三类。谢苗薇拉代表一类，他们是忠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老白俄一代。你和你爸爸代表另一类，你们是苏联人，身上有着强大苏联的影子。而妈妈和我是第三类，是努力融入中华文化，把自己作为中国人的俄罗斯后裔。”
“木木，你观察得很细致啊。”
“身为其中一分子，你不看也得看，不想也得想。哈尔滨的第一代也就是第一类老白俄，有为修筑中东铁路过来的，有因国内战争避难过来的，到1923年曾多达二十万人。他们和谢苗薇拉一样，自始至终保持着俄罗斯生活方式。你也看到了，不久前，谢苗和薇拉他们那批人的移民远去，彻底结束了老白俄在哈尔滨的历史。”
“那苏联人呢？难道只有最近几年才来的专家们吗？”
“不是。苏联籍的俄罗斯人，在哈尔滨也很早就存在，一九二四年中东铁路由苏中共管，就有不少苏联人从国内来哈尔滨从业，后来又有些无国籍俄罗斯人加入苏联籍，到一九三一年，日本占领哈尔滨前，苏籍俄罗斯人也达到过四万人呢。”
“哦，也是个庞大的人群呐。这些人都还在哈尔滨吗？”
“绝大多数都回苏联了。现在还在哈尔滨的就是你们，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家属。”
“爸爸说过，他在工厂、研究所、大学的苏联同事，光哈尔滨这里就有三百多人，加上眷属就更多了。”
“作为哈尔滨俄罗斯血统人群的第三类，就是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国人的妈妈和我这样的人。这类人数量不多，但分散在中国人中，语言啊，饮食啊，习惯啊，都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了，只有白色的皮肤还是原样。我作为俄华混血后裔，从出生就浸濡在中国文化中，俄罗斯情结并不很深，要说有也只是在与谢苗薇拉的接触中受到一些熏染。但妈妈就完全不同了，她从小生活在菅草岭，几乎与世隔绝，接受的全是老俄罗斯教育和影响。她原本笃信东正教，在与爸爸结婚前，每周都会随薇拉一道，去尼古拉教堂做礼拜。平时只说俄语，吃俄餐，穿俄式裙装。但在与爸爸结婚，搬到市内后，为了不让我被人们视为另类，也为了爸爸在单位不会因为有一个白俄老婆受到牵连，她下了最大的决心，断然放弃了东正教信仰，改穿中式服装，吃中餐，做中餐，很少说母语……”
“唉，这对一个女人来说，该是多么艰难啊！”
“但我的妈妈做到了！她把自己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标准的中国家庭主妇。在外人看来，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有我知道，为了做到这一切，妈妈忍受了多少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艰辛。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南岗中心地的尼古拉大教堂，每到礼拜日，上午十点，都会响起钟声。那钟声缓慢、悠扬，非常响亮，可以传遍整个哈尔滨城。我多少次看到，每当钟声响起，妈妈都会停住手中的活计，直起腰，望着空中发呆。有的时候，她会不自觉地在胸前画十字，一旦自己发觉，又会立即停下来。也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一行行泪珠，从她眼中滚落。那时我小，不懂事，会拉住妈妈的手，问她为什么流泪，她就用手背拭去泪水，只说她想念谢苗和薇拉，还会问我，有一天她不在我面前了，会不会想念她……”
“多么可爱的妈妈！她承受的太多了，也付出的太多了！”
我想到自己缺失的母爱，觉得自己与柳嘉靠得更近了。
“也许，这就是薇拉奶奶临行时，说妈妈过的日子，不真实，不是依自己本性生活的原因吧。卡秋霞，我想过，假如将来真有那么一天，你和我生活在一起，不论周围是什么样子，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做出最大的努力，不让你委屈自己，改变自己，扭曲自己。我一定让你永远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真的，我一定会做到的！”
“木木！亲爱的木木！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幸福。”
我轻轻伏在木木胸脯上，听得见那胸脯深处有一颗男人的心，在坚定地跳动。
以后的日子，只要学校有空，我总会在早晚饭之间，到木木家看望柳嘉大婶。
一天下午，我和木木一起回到他家。
柳嘉拿出一包宝石蓝色的羊毛线，对我说：“卡秋霞，看你的衣服挺单薄，我想给你织件毛衫。这是托人买的澳洲毛线，质量很好，不知这颜色，你喜不喜欢？”
“柳嘉大婶，你那么忙，就别再为我挨累了。”
“整天不过是做饭、洗衣，再加掸灰尘、擦地板，忙什么。手上有点活儿，也免得闲下来，老是想澳洲那两位老人。”
“我知道，有两样活儿，最累人——做中国饭，擦俄国地板。中国饭，做起来没完没了，恨不得把每一样东西，都做得谁也认不出才罢休。俄国地板呢，擦起来无尽无休，不把每一条地板缝都剔干净不算完，就好像给老虎剔牙一样难。唉，可巧，这两样活儿，都让你摊上了！”
柳嘉被我逗笑了，对木木说：“这孩子，什么难事，叫她这么一说，都变轻松了。”
“这样吧。中国饭太难做，我对付不了。可俄国式擦地板，我从小就会。只要我来，擦地板的活就交给我吧。”
“别，别，这脏活累活，哪能让你干呢。你只要来跟我说说话儿，就很好了。你喜不喜欢这毛线的颜色，还没回答我呢？”
“很好啊，很明亮，又活泼。”
“我也觉着，像你这年龄的女孩子穿挺合适的。不过，我没到过苏联，不知现在时兴什么，才让你自己拿个主意。不喜欢没关系，卖毛线的地方说可以换。”
“不用换啦，我很喜欢。谢谢你，柳嘉大婶！”
我对自己的承诺很认真，以后几乎每次到木木家，我都会换上一套柳嘉的中国式工装，挽起衣袖，起劲地擦地板。
要说俄国式擦地板，真的是不轻松，不光里里外外要擦三遍，擦得明光锃亮，最要命的是，不准使用木拖把，要用毛巾，跪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擦。遇到桌底床下这类地方，不能马虎放过，一定要俯身钻到下面去，一点点全擦到。
据说这是为了保护地板不被拖坏。但后来，我慢慢体会到，这种习惯不仅仅是由于俄罗斯人酷爱洁净，其实这也是古老俄罗斯贵族生活的一种独特遗存。
从前，在贵族的城堡庄园，有许多仆人，当然有专司擦洗地板的人。他们或她们，一辈子只干这一件事，自然干到了极致。人们也习惯了地板的超洁净。以后，帝国不存在了，公爵子爵消失了，但城堡庄园建筑还在，家家户户地板还在，于是，拼命擦地板的习俗就流传下来。只是，擦地板的人变了，不再是农奴仆妇，而改成了每家每户的家庭主妇。社会进步，有时候会带来你连想都想不到的新负担，只是人们习惯于只看“进步”，却假装对这些要命的新负担视而不见罢了。
在莫斯科，母亲去世后，这活儿我常干，也没少为此苦恼。来到中国，住进109专家楼，我虽然还是照顾着爸爸饮食起居，可清理房间，打扫卫生，特别是擦地板这累活，就有专家楼服务员来做，不用我管了。
说是累活儿，但干惯了，老也不干，有时候竟会莫明其妙地有点怀念之情哩。这回在木木家，能替柳嘉分担一点劳累，我很快活。
一个礼拜天上午，我的爸爸，木木的爸爸，都去单位加班，我趁机来到木木家。柳嘉专心做她那拿手的中式午餐，我一心一意擦地板，木木一会儿帮我，一会儿帮柳嘉，里里外外地忙乎着。
“笃，笃，笃……”
响起敲门声。
木木跑去开门，门外是邮差。
“国际挂号邮件，叫柳德米拉本人签字领取。”
“妈妈，你的挂号邮件……”
柳嘉用围裙擦了擦手，走到门口。
“你是柳德米拉吗？”
“是的。”
“请签字吧。”
不知为什么，邮差的口气态度，叫我感到有点异样，便停住手中的活计，也来到门口。
柳嘉从邮差那里取过邮件，那是一个小小的扁木匣。
我好奇地看看邮封，上面有用俄文和中文打出的收信人地址姓名。而寄信人处，则简短地打着“澳大利亚达尔温移民会”一行字。
“妈妈，是澳洲，可能是谢苗爷爷薇拉奶奶的，快拆开看看。”
木木心急地催促。
柳嘉的手不知为什么有点发抖，无法打开木匣。
木木将邮件接在手上，勉强打开来，从中抽出一张公函纸，展开来。
我们三人立即把目光集中到信纸上面。信上是用打字机打出的俄文。
尊敬的柳德米拉女士：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您通报一个不幸的消息。
谢苗·费多尔·尼古拉耶夫和薇米里雅·加林娜·尼古拉耶芙娜夫妇，因感染登革出血热病，在距离达尔温五十公里的管草岭牧场去世。时在1960年4月中旬，具体日期无法确认。
二入在领取政府移民会发放的牧场土地所有证，及安家帐篷和生产生活必需品后，在政府向导和工入帮助下，离开达尔温市，前往牧场所在地。在二入平安抵达，并安置好帐篷，准备好生活用具后，政府入员返回。此后由于雨季未完，交通不便，一直未有二入信息。一个月后，雨季结束，政府入员回访，在牧场帐篷内发现二入遗体，已死亡多日。将遗体运回达尔温，经医生检验，确认为被伊蚊叮咬，感染登革出血热身亡。
登革出血热，又称“移民瘟疫”，是一种热带亚热带地区烈性病毒流行病。这种病目前无药可医，但对本地入群危害较小。因为澳洲北海低地，蚊虫极多，并带有登革出血热的原种登革热病毒。经登革热感染死亡率不高，但可以获得终身免疫。本地入群从儿童时起就被蚊虫叮咬，感染登革热，从而对烈性的登革出血热有免疫能力。而刚刚到达本地的外来移民，特别是来自北半球北部，较寒冷地带的移民，一旦被毒蚊叮咬，很容易直接感染登革出血热，发生高热，多器官大出血，休克，在几小时内死亡。
谢苗和薇米里雅夫妇正是这种“移民瘟疫”的受害者。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向家属表达深切的哀悼。
在清理二死者遗物时，除政府发放的各种用具外，属于个入财物的只有二件。其一是一个镶满钻石和红蓝宝石的白金王冠。在收藏这王冠的哥萨克皮囊中，有一件早已写好的遗书。遗书中写道：“这是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后亚历山德拉的加冕王冠，一个偶然的机会落入我们之手。我们一直小心地收藏着，只为将来归还给它真正的主入。我们死后，请当地政府交给国家博物馆代为保藏。待将来有一天，俄罗斯恢复自己的传统，为尼古拉一家平反，再归还给俄罗斯。”另一件遗物，是一只瑞士欧米茄星座手表，遗书中没有提及如何处理，现寄交法定继承入柳德米拉·谢苗·尼古拉耶芙娜。
……
我们紧张地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完全确认了信中的内容，木木才把信纸放到桌上。
据说，中国女人突然得到父母去世的消息，会立即号啕大哭，哭得天昏地暗。我担心已完全接受中国习俗的柳嘉，也会按中国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悲痛。那样的痛哭失声，她的身体能承受得起吗？
但屋子里一片静寂，好久好久，连一声低微的啜泣声音都没有。
“妈妈，你不要紧吧？”
木木打破静默，小声地问柳嘉。
“不要紧的。我料到会有这一天，可没想到这么早。他们是进天堂啦。只可怜，临终，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陪伴。这都是我的错啊，我可怜的妈妈，可怜的爸爸……”
柳嘉终于哭出声来，我和木木也跟着落泪。
就在此时，尼古拉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大概是做礼拜的时间到了。
“当……当……当……”
不知是这钟声太响，还是木木家离开教堂太近，我只觉得钟声灌满我的全身，头脑里，心窝里，血管里，都有“籁籁”的巨响在冲撞，撞得我头发晕，腿发麻。
突然，柳嘉停住哭泣，脱去身上的中式衣裤，从衣柜里扯出一件俄式长裙，迅速穿在身上。我认出，这正是在火车站送行时，她穿的那件。
穿好长裙，柳嘉面向教堂方向，跪在地板上。
“当……当……当……当……”
教堂的钟声仍在传响。
那钟声里有几分暗哑，有几分悲凉，就像年长的父母，在无力地呼喊着儿女，回到自己身边。
柳嘉深深地低下头，然后，非常虔诚，又非常坚决地，开始在胸前画起了十字。
泪水，钟声，十字，在我模糊的视野里混和在一起……
我不自觉地屈膝，跪在了柳嘉身后。
木木跪在了我的身边，还随着柳嘉画十字。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钟声里下跪，尽管不是在教堂中，但我还是感受到了东正教那慈爱无边的浸濡，这几乎完全陌生，但又在骨子里完全熟稔的神圣浸濡，此后我终生不忘。
钟声停息了，三人还一动不动地跪着。
过了一会儿，大概木木觉得有些不对，站起身来，去扶他的妈妈。
不想，柳嘉头一歪，身体沉重地扑倒在木木怀里。
“妈妈，妈妈——你怎么啦，怎么啦……”
木木高声叫着，显得非常惊恐。
“卡秋霞，快，妈妈休克啦！你来扶着，我去叫救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