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照前面描述的发展，社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于某些国家而言1%、2%或3%的年增长速度似乎不算什么，尤其是与危机发生之前非理性增长胀大的胃口相比，可能更显得微不足道。但是，与过往的历史相比，这种增长速度已经很让人满意了。同时，从未来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说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为了让构想变成现实，原材料和能源供给紧张的现状必须得到缓解。否则的话，发展中国家增长3%，发达国家增长1%，都只是不现实的盲目乐观而已。
世界经济会放缓，主要基于两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自然资源的日益短缺，会迫使经济增长速度变缓。第二，高度发达国家为了实现最高利益，也就是说要确保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不再升级，出于战略和政治考量，会有意识地刻意放缓发展的脚步。换句话说，未来经济增长会放缓，一方面是出于客观原因被迫减速，另一方面是主观地想要放缓增长速度。
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以及限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议题，已经至少三次被提出了。第一次是英国牧师和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在两个世纪前提出的。他一边布道，一边研究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关于未来的。他被载入史册，却是因为一个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观点，他也曾经关注过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问题：限制经济扩张的因素有哪些？顺便说一句，有时发表错误的观点比发表正确观点更容易被历史铭记，这一点真的很有趣，也很值得思考。不过，要想通过这种方式被历史铭记，你要在一个重要问题上犯错才行，犯下的错误也要引人注目。
马尔萨斯曾警告说，迟早有一天，经济不会再进一步增长，特别是由于食物匮乏，疾病蔓延，人口会停止增长。重点是，之前人们普遍认为食物产量的增加不可能赶得上地球人口的增加，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脚步不得不停下来。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停止增长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人类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食物喂饱多出来的一亿张嘴。那时候是1800年，世界上的人口总共不到十亿，还不到现在世界人口的七分之一。如果曾经有人对马尔萨斯说，两百年后的世界生产出的粮食能喂饱七十亿人口，他肯定会说对方是在胡说八道，正如现在的人也不相信两百年后的地球人口会是现在的七倍，那可是五百亿人口。
马尔萨斯的错误，是因为他没有充分考虑扩大耕地面积以及技术变革对农业产量的影响，更不可能预测到食品加工的变革大大降低了仓储和分配过程中的浪费。显然，那时候对未来进行研究考虑得还不是很周全，而且也缺乏想象力。但是马尔萨斯做出过正确的预测，他认为，将来不可能实现世界大同。遗憾的是，事实确实如此。数十亿人营养不良，数亿人正在忍饥挨饿，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马尔萨斯当时生活的英国没有发生这些情况，但是如今却发生了，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只是非洲，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在那些地区食不果腹是常态。马尔萨斯对政治经济的最大贡献是，他着眼于遥远的未来，强调将来的世界一定会发生质的变化。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绝不表示将来也不会发生。马尔萨斯只进行了简单的推测，这次，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马尔萨斯同一时代的人可能会对他说，我们生活在1800年、1900年又能有多大差别。我们生活在2000年，可能会觉得到了2100年也没有什么应付不了的。马尔萨斯预测错误，是因为那个时代在对未来的研究上很多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考虑到。
第二次提出限制经济增长的议题是在四十年前，这一次确实是要限制经济增长。当时，非政府组织罗马俱乐部（那时候的非政府组织非常少）发布报告称，完成了一项针对未来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的标题是《增长的限制》，发表于1972年，很快成为了世界的热门话题。其中提到了批量扩张形成的机会和因素，相关讨论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没有停止。
《增长的限制》中做出的预测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一样，也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了这么多年，作者们的预测很多都没有成真。如今，全世界的产值是当时的好几倍，人口也是那时候的近两倍，原材料和能源相对而言还算充足，按照他们的预测很早以前就应该耗尽了。因此，支持无限扩张论的人可能会问：哪有什么限制？如果用于生产的原材料供给充足，为什么要放慢经济增长速度？
我不认同他们的观点。四十年前的这份报告不仅是对当时提出的警告，即便是对现在而言，仍然有警示意义。即便作者在很多细节问题上出现了失误，但是整体思路并没有错。《增长的限制》的作者之后对这份报告进行了多次重审，报告最大的价值在于，指出历史性的重要指导原则，产值不断增长的现实条件会引发激烈的经济和政治辩论，这个议题我们必须重视。有意思的是，2004年出版的修订版似乎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当时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日益高涨，他们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但是，经济增长一定是有限度的。我们离那道界限还很遥远，但是确实在一点点靠近。
地球上的人口密度越来越高。虽然技术进步解决了部分问题，但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消耗量继续发展，能源和自然资源将来一定会消耗殆尽。世界生产总值虽然在持续增长，但是会越来越慢。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出现这种现象了。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富裕国家的实际收入增长了近20倍，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物质产品的重量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瑞士、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的“重量”比二三十年前还轻了。“重量”变轻了也就意味着有形商品减少了（非物质的服务业变得越来越重要），用于生产的原材料消耗降低了。一千克的面包还是一千克，但是汽车的重量比以前轻了，而且质量也有所提升，因此也比以前更贵了。一米布的长度仍然是一米，但是在制造、仓储、运输和配给过程中使用了更先进的技术，织布所需的原材料降低了，因此也就更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进步取得更大的成果，更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重量”会减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向原材料耗尽的方向靠近。虽然人类发现的矿藏越来越多，但是原材料随着消耗而减少是难以避免的自然规律。为了避免生产资源枯竭，我们必须降低消耗速度。为了缓解原材料供给紧张的状况，如果有可能，技术进步要加快前进的步伐。有形产品的生产必须减速。
富裕国家应该会愿意放缓发展速度，他们这么做主要应该是出于主观意愿，而不是被迫的，因为经济增长已经很难再提高社会满意度了。如果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既然已经无法达到这个目的，生产更多的商品也就没有意义了，一旦超过一定的水平，消费的进一步增长并不会转变为更高的满意度。这种状况在日本已经表现得很明显，而且从几年前就开始显现了，日本人的生活乐趣不仅没有提升，反而降到了和尼日利亚一样的水平，而日本人的平均收入是这个贫穷国家的25倍。巴拿马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是拉美同胞阿根廷的两倍，而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是巴拿马的两倍。在贫穷的孟加拉国，对生活表示满意的人口比例是俄罗斯的两倍，而俄罗斯的人均收入是孟加拉的十倍。
为什么富裕社会的行为会这么不合常理呢？为什么还要一直不断推动经济增长呢？如果经济增长没有让自己觉得生活越来越好，为什么还想要生产更多的商品呢？原因如下：
（1）由于技术进步，工作效率在不断提高，为了使就业水平保持不变（除非减少工人的工作时间），产量必然会增加。
（2）如果没有采取其他措施，比如将就业方向向工作效率增长缓慢的服务业转移，产值高速增长一定会引发就业率下降。
（3）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专业人士，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想要改善自己的环境是一种客观需求，即便是最富有的人也觉得得到更多就能获得更大的满足感。包括富裕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都存在有这种想法的人，而且将来也是一样。
（4）发明和创新能创造更多的供给。制造商为了追逐利润当然愿意向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但是有时那些东西根本达不到提高生活水平的标准，因此制造商必须千方百计提升自己，为自己的商品找到销路。换句话说，技术进步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或设计阶段，应该将技术进步转化成新的产品，能够上市交易。这一过程也会提高产出。
（5）市场竞争不仅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还能增加产量。很多时候，为了在市场中存活，生产商必须不断提升产量。
（6）扩张是资本家的天性，也意味着要提高商品数量。资本家在意的不是进账多少，而是能有多少利润，进行再投资也是为了将来获得更大的利润。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最简单、效果最显著的赢利方法是投资项目，通过提高产量，从而提升产值。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讲，这种方法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由于前提是错误的，也就是我们并不希望提高产量，因此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讲，这种方法不一定合理。
（7）由于经济增长率经常被拿来作为评判政绩的标准，因此政治家们也会大力追求经济增长。民众是否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满足感根本没人在意，政治斗争如此激烈，双方过去的表现和对经济增长的承诺都要被民众拿来进行对比，比较的结果会影响民众对这些政治家和政党的印象，还会影响选举结果。我们可以期许一下，选举时，竞选双方生产停滞没有关系，提升国民幸福感才是自己工作的重点。将来也许会有这么一天，不过眼下，人们最关心的还是产值增长，这是重中之重。
（8）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比，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很大，一个国家感受到对比的压力会更加希望最大化本国的经济增长率。比较会促使各国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政治纲领、政治文章、政治研究中，总是会提到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可能是邻邦，也可能相隔十万八千里。最后的结论往往是，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9）历史长河中总是会出现特殊情况，比如现在这段时期就是。各国爆发了大规模的财政危机，政府既不愿意削减开支，也不想增加税收，在现行法规之下又很难完善税收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提高产出，进而提高税基，扩大税收，降低财政赤字。也就是说并不是政策要求尽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事实恰恰相反，政策是处于被动地位的。
于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将来的经济活动很难继续，尤其是未来十年左右。我们不能同时展开两个对立的进程。一方面，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和部分西欧国家，为了扩大税基必须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他们的这种努力在2012—2013年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的年均增长率是2%，日本是1.8%，西欧已经出现了负增长，三者的平均值为1%左右。经济危机打击了生产动力，制造商和消费者的乐观情绪跌落谷底，中小型企业开始出现融资难的问题，很多公司发现就连自身拥有的产能都无法充分发挥，因此减少了扩充投资，未来的利率、汇率和税收标准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经济很难出现大的增长。这种矛盾引发了很大的担忧。同时，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如果富裕国家到现在还不想放缓脚步，给那些正在崛起的国家腾出发展的空间，我们只能强迫他们让路。危机正好起到了这个作用。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怎样让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速回到经济危机前的3%，而是如何才能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不要超过1%。可惜，认清现实，按照这个方向思考的人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