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情况下，与增加收入或提高社会健康和教育水平相比，改善不平等状况需要的时间更短，也更容易。当然了，我们应该重视所有领域的问题，但是改善不平等状况是重中之重。不管在贫穷还是富有的国家，都适用。如果想让美国人民像挪威人民那样享受生活，只要降低收入差距就能实现，这并不是很难发现的问题。这两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指数分别是0.943和0.910，相差0.033，收入分配指数之间相差0.119（分别是0.890和0.771）。结果，美国人虽然平均富裕程度、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都比挪威人高，却不如挪威人快乐。
还有一个最常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平等水平的方法，叫作十分位所得分配比，外行人更容易理解，具体指的是最富有的10%人口和最贫穷的10%人口平均收入比。以全球来看，十分位所得分配比值是10.3。全球最富有的七亿人收入占全球总收入的27.8%，全球最贫穷的七亿人收入只占全球总收入的2.7%。无论是最富裕的人还是最贫穷的人都分散在世界各地，只是在富裕国家中，富裕人口的比例更高，在贫穷国家中，穷困人口的比例更高而已。富裕国家也有人属于那10%最贫穷人口，贫穷国家当中也有人属于那10%最富裕人口。
有一天早上，我晨跑经过纽约联合国广场附近的一个交通路口等交通灯，对面就是联合国大楼，当时我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一位受人尊敬的绅士，可能来自非洲或加勒比地区，带着一块至少上万美元的白金劳力士，他把一个两角五分的硬币放到了一个星巴克的纸杯中，拿着纸杯的是个非洲裔美国人，带着一块10美元的假劳力士。那位绅士一定属于最富有的那10%，手拿纸杯的一定属于最贫穷的10%，尽管他们手上都带着劳力士……
2009年的时候，波兰最富有的10%与最贫穷的10%人口的收入比是8.2，最富裕的10%人口收入占总收入的27.1%，最贫穷的10%人口收入占总收入的3.3%。瑞典一直以贫富差距小著称，收入比是6.2，10%富裕人口和10%穷困人口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22.2%和3.6%，纳米比亚是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收入比高达48.2，10%富裕人口和10%穷困人口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53.0%和1.1%。
拉丁美洲通过社会和经济政策调整，在收入分配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2003年的时候这一地区的基尼系数是0.530，到了2010年已经降至0.500，而且还在持续下降，但是贫富差距还是很悬殊。不用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只要是去那边旅行过的人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用十分位所得分配比评估当前的状况，换成五分位的话，就会发现最富裕的20%人口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20%人口的20倍。
美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均，主要是因为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这符合了某些人的心意，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十分不满。从罗纳德·里根总统1980年赢得选举开始，分配法则发生了巨大变化，1%的最富有人口占据了总收入的9%左右，如今1%的最富有人口占据了总财富的40%，拿走了总收入的23%。少数人之所以掌握了大部分财富，都是借助金融市场解除管制的机会，通过投机获得的，由于对国内经济活动的监管不到位，会因此引发危机。大家应该因此感到惭愧。最近一次大规模的收入转移，发生在1929年的大萧条时期，1%的特权人士接管了18.4%的社会收入。
我们来进行一下对比：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英国，1%的最富有人口拿走了总收入的15%，瑞典和法国则低于10%。在1973年到2007年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上升了83%，但是男性平均工资水平基本没发生变化，仅上升了5%！难怪经过1997—2007年这十年的积累爆发了危机，基尼系数从0.408迅速飙升到了拉丁美洲的水平，达到了0.450，现在比那时候还要高。结果，十分位所得分配比高达15倍，最富有的10%人口拿走了30%收入，最贫穷的10%只占总收入的2%。
重点是社会分层越来越严重，富裕人口（占总人口的少数）和贫困人口（人数更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2009年经济衰退之后的前几个季度，经济有所反弹，资本收益提升，获利总数是人工成本的三倍。但是有些人的生活状况却越来越差，大多数人还在努力做苦工，少数人却开着豪华游艇到处招摇。这种状况会威胁到社会秩序，应该引起注意。别把大家当傻子。
很多地区的工业发展在退化，这和熊彼得著名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完全不同，熊彼得提倡应用新科技，让事业和工业部门变得更有效率，替换掉无法抵抗竞争压力的陈旧管理方法。也许，创建新管理平台的创造力，无法弥补过时的生产方法、管理不善以及政策缺失引发的破坏性结果。因此，经济还会持续下行，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退步、文化堕落。事情也许不会这么糟糕，但是现在的状况确实不容乐观，对未来造成的威胁可能还会更严重。值得一提的是，熊彼得的“创造性破坏”论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借鉴来的，不同的是，熊彼得对这种理论描述的结果充满了渴望，他曾告诫大家提防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风险。
这方面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例子，我要说的就是底特律，一直到最近，它都还是美国引以为傲的汽车产业重镇。有人说，对通用汽车有利，从本质上来讲就对美国有利。美国向广岛抛下原子弹，放射性粉尘要过100年才有可能散去，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人把广岛和破败的底特律进行对比。60年前，底特律有180万人，现在只有不到1/3。电影《底特律》对这种状况进行了充分的描述，在困难时期，现在就是，如果雇员们不同意合理减薪保护就业，工厂就会倒闭，所有的雇员也会因此失业。
不只是底特律的日子难熬，日本的日子也不好过，只是原因略有不同。很多地区从前繁荣的工业中心，盛产汽车、船舶、煤炭、水泥、服装，后来市场不再需要这些商品，或者更廉价的同类商品占据了市场，最终该地区走向没落。这会增加贫困地区的范围，拉大收入差距。最近，某些高新技术区发展得很好，就像当初的汽车之城底特律、德国的钢铁之城鲁尔、造船巨头格拉斯哥一样。但是我们要注意，世间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在遥远的未来，也许硅谷也会走向穷途末路。
眼下，建议政府出手干预市场进程，实施“创造性破坏”政策，这已经不再是吸引人眼球的理论概念，已经变成现实了。纪录片《底特律的崩溃》（Detropia）中清晰地描述了，技术发生变化，经济结构在转型，却没有相应的产业政策支持，可能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这使我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早期，波兰经济遭受打击，政府却置之不理的场景，那时候的工业部长说“不制定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他当时打算等到合适的时候再推出产业政策，他认为的合适时机是，生产技术和生产体系完全转型以后。由于没有适当政策支持引发了工业化倒退，如今在很多地方大家还能感受到它的副作用。如果政府不能适时地推出明智的政策，可能会引发爆炸性的破坏效果。再多说几句，让大家明白，不好的政策会带来严重的灾难。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并不是完全摈弃政策，全靠自由市场，而是应该结合私营企业的发展根基，调整结构制定缜密的经济政策，通过宏观调控，使经济平衡发展。
美国当然不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它确实是一个超级大国，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经济体，在这里，世界5%的人口创造了全世界20%的产值，控制了全球40%的金融市场。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会引发世界性的连锁反应。老百姓的状况比华尔街还要糟。采取的客观手段和犯下的主观错误互相作用，导致美国贫困人口正在增加，中产阶级人数正在下降。失业人口、贫困人口、社会边缘人和在押犯，被排挤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之外，因此根本不在统计范围之内。
美国人口调查局和联邦储备经定义的中产阶级是，收入水平在39，000美元到118，000美元之间的人群。在过去的十年间，三口之家的平均收入从72，956美元下降到了69，487美元，考虑到5%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得更严重。2001年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54%，2011年下降到了51%，虽然上层阶级人数有所增长，但是下层阶级的人数增加得更多。在底特律（不只是底特律，还有其他很多地区）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中产阶级中有一小部分人上升到了上层阶级，大部分变成了穷人，如果我们不能马上终止这种进程，必然会迎来异常革命。接下来就不只是产业问题，会变成社会问题了。这是耸人听闻吗？其实不是。这是一种可能，虽然谁也不希望未来变成这样。不过，如果重新走上新自由主义的老路，得到利益的人不知道反思，一心追求利益，爆发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
难怪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减少，民众对未来逐渐失去信心，这些都是令人担忧的问题，因为会危害到社会发展。由于社会等级差距越来越明显（经济危机并非贫富差距拉大的唯一原因，很明显是特定的经济政策长期作用的结果），美国人民正在失去乐观的态度。2008年的时候，54%的民众认为下一代的生活会比现在的生活更好，到了2011年，只有43%的民众这么认为。这个调查结果揭示了一个质的变化，当然是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即便统计数据显示实际上总体平均状况在改善，但是民众抱有这种消极的想法，认为未来会越来越糟，说明社会确实已经在朝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
美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面临的问题。先降低收入差距增长的速度，再慢慢拉近收入差距，是时候该行动起来了。只要触动导火索，罢工、游行、抗议、示威、占领等冲突就会在世界范围内轰轰烈烈地爆发。别忘了，政治运动颠覆了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从奥得河一路延伸到太平洋。波兰城镇梅莱茨一家工厂自助餐厅的肉丸价格从9兹罗提（波兰货币）长到了10兹罗提，因此引发了1980年7月1号的罢工运动。肉丸涨了1兹罗提就改变了历史进程。
表面上来看，只是各种各样的小问题，美国可能存在这种小问题，中国存在另一种小问题，埃及和印度也存在不一样的小问题，俄罗斯和巴西也是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事件真相下面的问题都与收入相关，都是收入水平、收入变化或收入关系引发的问题。为什么当今社会变得这么不稳定，这就是症结所在，因此一定要重视。固有的文化冲突也很严重，但是经济问题更严重，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是最关键的。
政治层面应该做出的反应很复杂，数学方面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从数学角度来看，无非就是让挣得少的收入增速比挣得多的人快。但是从政治层面来看，将之转化为现实是非常复杂的。虽然很难，但是并非不可能。首先，要有改变的意愿，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结果会向大家证明，这么做是值得的，因为这么做不仅对社会有益，也会为经济发展带来好处。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现实政策，你会发现，短期政策都是为小股利益集团服务的，缺乏真正想要改变的决心，在改革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法国社会党的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采取了和共和党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完全不同的策略。贝拉克·奥巴马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米特·罗姆尼想要采取的方法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波兰也不例外，每个党派都有“精彩绝伦”的执政理念。中国的新领导层对于如何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也没有达成一致。说白了，国际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经济学家、相关专家、官员，所有人的意见都不统一。
有些人可能想要坚持维护一个单纯的假象。民众可以抗议收入不均（这种可耻的不公平，与一个人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无关），也没有人会去设置人为的障碍。但是混乱会让社会无法摆脱2008—2013年的美国和欧洲经济危机，阿拉伯之春可能会蔓延，各种示威活动会遍布全球。他们应该会明白，不平等中必然会存在贫穷。然后他们会看清真相，意识到一直维持这种扭曲的状态是不现实的。未来可能会是这样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但是未来一定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