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哪些东西应该被管控，由谁来决定呢？问题的答案并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禁令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放开软性毒品市场还是会出现混乱吗？如果放松对色情行业的管控，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毫无疑问，一定会泛滥。立法人员对各个领域施加的限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这方面需求的增速（如果不是因为官方限制，一定会形成很大的市场），但是与此同时，黑市在运作中创造需求，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不利影响。但是，适当的松绑也会带来很大好处，荷兰对软性毒品的宽容，降低了对硬性毒品的需求。丹麦的经验表明，对情色行业实施的宽松政策，有效降低了犯罪率。从文化和教育的角度来看，如果只是一味地严格限制，未必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有时还会造成负面影响。单纯的限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果不能一味地限制，应该怎么办？市场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承担挑战的高度，这时就需要相关社会组织、政策部门制定法规，投入一定的人力进行积极地引导。社会大众的觉悟变得越高，就越能主动控制自己的欲望。需要强调的是，教育能从根本上影响一个人的需求。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的需求就会往文化产品和服务方向发展。如果收入增加但是受教育水平没有相应提高，那个人也不会想到把钱花在和文化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上。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来看，调整供给结构会最终改变有效需求的结构，这种因果关系十分明确。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少买伏特加，多买书。也就是通过财政手段限制大众对伏特加的需求，鼓励大家多买书，除此之外还应该对很多商品的生产销售进行干预。
如果我们对教育家提出，如何才能引导人的消费欲望，他可能会说：通过教育。牧师一定会说，塑造良好习惯和行为的根本是一个人的内心。心理学家可能会建议我们应该适当锻炼自己的个性。社会学家可能会建议我们建立积极的社会关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改变错误的消费观念。
经济学家会怎么说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懂得如何将各种毫无代表意义的例子为己所用，嘴里一直挂着如何让擦鞋匠变百万富翁，如何从商学院毕业投身股票市场赚得盆满钵满的传奇故事（当然啦，只要他们真的那么认为，就不会有良心不安的感觉）。与此同时，那些脚踏实地的科学家会采取务实的态度，从多个学科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会先尽量掌握上面提到的各学科的知识，根据价值观、政策和规定提出一套全面的发展理论。而且，他们肯定会时刻记得人们想要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掌握的知识。
需求的增速大于满足能力的增速，也就是说主体需要与客体满足能力之间的差距是难以弥合的，除非我们能从个体和社会两个方面改变人类，改变人类的欲望。为了尽量降低这种差距带来的危害，我们应该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限制“有害”需求，尽量满足“有益”需求，比如鼓励体育活动或阅读等方面的消费。在一些地区还应该制定特殊政策发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
如果邻居们都开菲亚特上班，毗邻的住户就不需要奔驰。当他看到另一对夫妇换了好车，他也会觉得自己的车该换了。这种心理是示范效应引发的。在某种情况下，这件事会成为刺激个人提高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的动机，希望获得更多的薪水，满足自己的愿望。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可能会引发社会的积怨，尽管十年内民众的收入已经翻了两番，尽管以前一直是挤公交车上班的。
再强调一次：我并不是在呼吁平均主义，因为平均主义很容易让人失去前进的动力。但是，公平且可持续的收益分配制度对于维持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讲意义重大。分配制度的制定要顾及到多个方面，从多劳多得的角度出发，要着重考虑个人或团体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如果换个角度，民营企业家的能力和社会凝聚力也不能忽略。
去的地方越多，见识越广，思想越开阔。我们来看看这句话蕴含着什么深刻的含义吧。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拥有个人平板电脑，大家应该都会赞成这个观点。美国人的平板电脑持有率很高，波兰没有美国那么高，俄罗斯次之，中国更少，古巴几乎没有。如果大家去过这几个国家，就会知道我所言非虚。仔细研究各个国家的社会氛围，你会发现，在波兰，如果谁没有平板电脑，就会觉得非常不满，但是到了古巴，这根本不是问题，没有人会因此不满。因为古巴当地没有形成对平板电脑的需求，不只是因为当地的网络十分不健全，更主要的是因为示范效应没有在那里发挥作用。那里也会出现这种需求，但是那里的现实情况会浇灭人们想要满足这个需求的愿望，或者经过一段时间才有可能转化为有效需求。当人们买得起平板电脑时，他们会生产自己的产品售往海外通过出口赚取利润，这种需求会自动增加，电视广告、报纸全版广告，疯狂刺激人的情绪神经，而不会考虑怎样做才能让行业健康的发展。
毫无疑问，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国家而言，都要有野心、有抱负。但是理想与抱负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不应该设定在自己无力达到的高度。如果没有制定合理的目标，就走不远爬不高。话又说回来，过度的野心会因为最终无力实现而让你感到失望、沮丧。因此，过度的野心不是前进的动力而是阻力。尤其是各级领导，要有远大的理想，但是不能满脑子不现实的幻想。需要注意的是，领袖给民众展现的蓝图应该是植根于文化，充分考虑了经济发展潜力之后做出的现实构想，不能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随意承诺。
即便不能马上赶超最富有的国家，至少能赶上相对富有的邻邦，作为一个不太富裕的国家产生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事情。墨西哥人民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赶上美国，斯洛伐克国民希望自己的家也能像奥地利家庭那样，爱沙尼亚人总拿自己的国家和芬兰比，越南一直在计划着超越泰国。
在莫尔兹比港的新几内亚大学，有人问我，如果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入澳元区会怎么样（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这种可能）。最近，还有一位开罗记者站的记者提到，埃及政客声称他们会在七年内赶超土耳其，问我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我认为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如果埃及想在七年内超过土耳其，埃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在这段时间内翻一倍（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土耳其的经济完全停滞(鉴于土耳其目前的发展状态，这也是不可能的)，才有可能实现。
可以达成的美好愿望是消除差距的动力，但是如果我们制订的计划无法在预期的时间内实现，人民会因此丧失信心。我们需要务实的想法、可以实现的雄心壮志。有朝一日，波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赶上德国，爱尔兰也在设法朝着英国的方向迈进，但是这种愿望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考虑到近几十年不太成功的发展政策，再过两代人也未必能实现。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谁也说不准。西班牙的国内生产总值力图赶上法国的水平（2013年前后，平均购买力36，000美元），葡萄牙（平均购买力约23，500美元）与西班牙(平均购买力约31，000美元)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经济发展政策应该是以发展壮大为目标，只有自身足够强大才能实现预定的目标。无论是谁都应该增强自己的力量，但是制定目标不能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否则的话就说明你的目标和自己的实力是不对称的，也就意味着你几乎不可能实现预定的目标。到时候等待你的就不是满足感和成就感，而是失败感和满腹怨气。
我想要表达的并不是要限制人的需求，而是要努力保持已有需求以及新产生的需求与实际满足能力之间的平衡。与未来的经济增长状况类似，自主经济体在需求增长方面也有很大发展空间，而富裕国家的需求增长率反而较低。在一定程度上说，需求的增长也出现了和经济增长类似的情况，出现过极度繁荣的国家就像暴饮暴食的人一样，吃得太多已经吃不下了。
说得再宽泛一点，应该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将经济活动带来的社会满意度最大化，我们要从社会和发展的角度审视新实用主义的精髓和举措。
满足人们的需求就是为了让人们获得满足感，这是新实用主义的指导价值观和发展目标。提升国内生产总值应该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发达国家早就不应该再强调提高经济收益，尤其是不应该再竭尽全力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富裕的美国这半个世纪的经济收益不断增长，如果美国人民的满足感却没有相应的提高，为什么还要为此花费那么多精力，付出那么大代价，甚至不惜延长工作时间、破坏自然环境？
顺便说一下，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出现了比较有趣的现象。候选人在阐述自己的政策观点时，很少提到和数量相关的内容，而是更多地提到了质量，很少提到出口增长，而是着重强调理性的经济活动，比如金融和贸易平衡、公共服务的范围和质量、就业水平，但是环境和文化方面的议题还是不够。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因为这次竞选正处在经济危机时期，但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人民意识形态的转变，这一点也不能忽略。我们正处在重新定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过渡时期，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将来的目标不会是单纯的扩大经济收入，而是合理分配经济增长成果，提高个人和集体的满意度。未来需要统计的不再是单纯的物质价值，非物质价值也会变成重要指标。
据说，如果美国的平均收入达到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诸国的水平（考虑到美国的价值观，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危机期间和上次总统竞选期间的紧张情绪都是不信任感引发的）会增加75%，受精神疾病和肥胖困扰的人口数量会降低2/3。未成年妈妈的数量也会降低一半，犯罪率会降低3/4，总的来说，工作时间降低1/6，或者每年能多放两个月的假，人们不仅会更加长寿，还能生活得更加开心。如果说这种说法是根据特定指标推算的，存在夸大之嫌——不用说，肯定是有些夸张——但是还是存在一定参考价值的。
冷战之后，美国用手中的权力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但是美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它已经没有再这么做了。不只是美国，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变化，但还是有一些地区以美国为榜样。毕竟，大量经济学、社会科学等学科的书籍都是美国出版的英语作品，这些书籍能起到强大的舆论导向作用。
大部分书中的传统观点都认为，一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0，000美金，膨胀性的增长就会开始放缓，这也许并不是坏事。尽管事实是，目前的科学技术革命使得经济活力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那个数值的时候才会出现降低的迹象，以目前的物价水平来看，大约在30，000美元左右，这就意味着自然环境和科技发展还有时间和机会改善，在改善的过程中应该尽量降低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在做决策的时候，会更加注重民众的生活质量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满意度，我们是不是应该觉得增长放缓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呢？
我曾经提出过一套名为“综合成功指数”的经济进步衡量指标。除了参考国内生产总值之外，这份综合指标还涉及了很多因素。综合成功指数包括：
(1) 国内生产总值——40%；
(2) 与个体幸福感相关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博爱或社会服务水平及对未来的期许——20%；
(3) 自然环境状况的评估——20%；
(4) 对休闲时间及填充休闲时间文化价值的评估——20%。
这个指数不是很严谨，不够细致，但是基本指出了评估的方向。不管我们是否在现在一团糟的情况中受到了伤害，都应该重新定义经济发展目标。不要求大家把综合成功指标当成真理，因为这个指标毕竟只是个笼统的概念，并不包括实施细则。但是可以参照涵盖内容更广泛、用途更全面的“人类纠正不平等状况发展指数”。是时候要求政治家们重视这个问题了。
我们期待的情形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可能出现的：在美国众议院、英国议会、德国联邦议院、西班牙国会、巴西议会，甚至是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场中的议员、代表们正在讨论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研究通过抑制收入不平等的手段改善社会机制的议题。我们也可以想象，2020年参与大选的双方各自陈述“如何提高‘人类纠正不平等状况发展指数’”的观点，2022年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协商会议上也开始谈论这个议题。我们想象一下，各位代表在波兰国会和俄罗斯杜马不是在争吵历史问题，也不是在商讨如何限制少数族裔的权利，而是在讨论提高“人类纠正不平等状况发展指数”的解决方案和宏观经济政策。这些国家权利机构之所以将来会致力于此，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指数是决定他们未来政治命运的关键。上面的情形很难想象吗？那种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仍然只是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情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