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件迅速失控
乾隆六十年（1795）五月的台湾岛，即将进入一年中最酷热潮湿的季节。外地人来到台湾，完全适应不了高温和水汽，往往手足无措，坐立不安。在岛上办事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难受得团团转。不过，他烦心的不是天气，而是来自乾隆皇帝不断的训斥。
从血统上说，伍拉纳姓“爱新觉罗”，和乾隆皇帝是一家人，但他不是宗室成员，而是觉罗。清朝入关后，面临一个宗室成员的认定问题。清朝的创立者是努尔哈赤，其父名为塔克世，其祖名为觉昌安。清朝认定塔克世的嫡系子孙才算是宗室子弟，有权佩戴黄色腰带，俗称“黄带子”；塔克世的兄弟后裔，也就是觉昌安的其他子孙，称“觉罗”，可以佩戴红色腰带，俗称“红带子”。伍拉纳就是“觉罗”，是乾隆的远亲。伍拉纳是满洲正黄旗人，年纪比乾隆小得多，蒙皇上天恩，从抄写翻译的笔帖式起步，迅速升迁至总督，长期和乾隆保持密切关系。但是，最近一两年，伍拉纳感觉乾隆不信任自己了，君臣关系迅速紧张起来。
伍拉纳感叹“圣心难测”，更感叹“流年不利”。
先是两年前，浙江巡抚福崧贪腐处斩，伍拉纳作为闽浙总督，没有及时参奏弹劾，遭到乾隆皇帝的申斥，最后落了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并罚了三年养廉银。虽说名义上是革职，但是留任了，伍拉纳感觉乾隆留了情面。接着是去年，福建发生了水灾，漳州、泉州等地被淹严重，很快引发了饥荒。伍拉纳敏感意识到如果处理不当，乾隆会从重处理自己。偏偏进入乾隆六十年后，水灾、饥荒的后遗症进一步显现，米价飞涨，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伍拉纳不得不出巡各地弹压。三月初，伍拉纳出驻泉州，遭遇饥民聚集哄闹，饥肠辘辘的百姓强烈要求官府赈济。对此，伍拉纳的处理是：对上，瞒着乾隆皇帝，不能让皇上知道；对下，饥民不能得罪，免得进一步激化矛盾。他就私下与福建巡抚浦霖商量，挪银子来赈灾。
一想到浦霖，伍拉纳心中宽慰了许多。浦霖，浙江嘉善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由户部主事升至福建巡抚。乾隆五十年第一次出任福建巡抚，不久改授湖南巡抚，乾隆五十五年再次出任福建巡抚。伍拉纳也是乾隆五十年来到福建，当时他升任福建布政使，是浦霖的下属。乾隆五十三年伍拉纳离开福建、北上河南担任过一年巡抚，乾隆五十四年就回福建任闽浙总督，而浦霖的职位五年间原地踏步，反而成为了伍拉纳的下属。他们两人长期共事，合作顺利，办起事情来得心应手。接到赈灾要求后，浦霖完全同意伍拉纳对泉州事件的处理。他告诉伍拉纳，有一笔原本要赈济漳州的专款6万两银子，可以挪用到泉州去放赈。伍拉纳同意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伍拉纳在泉州放赈救灾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台湾的紧急军报：台湾爆发了起义！大陆的灾荒之前蔓延到了台湾，当年三月十日，陈周全聚拢民众起义，攻陷了鹿仔港，几天后攻占了彰化县，杀死知县、副将等人。这一回，伍拉纳不敢隐匿不报，只好硬着头皮飞奏乾隆。
军情传到北京，乾隆对造反极为敏感。皇帝迅速下令伍拉纳前往台湾镇压。伍拉纳与乾隆的判断不同，他认为彰化起义仅仅是饥民暴动，远远不如福建的大面积饥荒严重。而且，派兵遣将就能将饥民镇压下去，但救济地方、稳定秩序需要做大量繁重的工作。所以，伍拉纳选择停留在泉州，派兵前往台湾镇压。果然，台湾道杨廷理得到大陆兵力支援后，很快就击败陈周全，基本镇压了起义。乾隆皇帝得到报告后，非但没有表扬，反而斥责伍拉纳抗旨。他认为扫清残余起义军和稳定台湾治安，事关重大，多次下诏催促伍拉纳亲赴台湾。伍拉纳这才从泉州启程，于四月二十八日入海前往台湾。
一到台湾，伍拉纳就预感不妙，可又不知道问题会出在哪里。作为起义善后，伍拉纳在五月上奏弹劾鹿仔港巡检朱继功。鹿仔港是起义的爆发处，巡检是正九品的小官。清朝在重要市镇、关隘设置巡检作为弹压。鹿仔港巡检朱继功在饥民起义前夕服丧离职，起义时带着家眷内渡。伍拉纳请旨将他革职，发遣新疆。同时，伍拉纳上奏说拿到海盗多名，请旨正法。
奏折递上去后，伍拉纳希望就此了结台湾的差使，返回大陆。很快，他就收到了紫禁城加急发送的圣旨。此后，圣旨像一个又一个晴天霹雳，劈头盖脸地砸向伍拉纳！
乾隆皇帝对伍拉纳的奏折批了八个字：“不知羞耻，可笑之至！”
乾隆认为朱继功只是一个“微末小官”，况且起义爆发时已经服丧离职，伍拉纳能推出一个像样一点的官员作为罪魁祸首吗？朱继功永不录用就是了，那么谁该为台湾民变负责呢？乾隆皇帝直接指出福建省的现状是饥荒遍地、盗匪横行。伍拉纳竟然还敢说抓获海盗多名，向朝廷邀功。乾隆质问道，既然你伍拉纳屡次报告抓获海盗，为什么福建还治安混乱，就连省城附近的、闽江入海口五虎门附近都有海盗公然游弋抢劫？乾隆皇帝最后直接指出，闽浙总督伍拉纳“平日于地方公务种种废弛贻误，及至贼匪滋事，又复在内地逗留”，着立即革职，交福州将军魁伦严加审讯。来人同时透露，伍拉纳的政治盟友、福建巡抚浦霖也已革职拿问。
伍拉纳顿时瘫倒在地。他明明把福建的情况多有隐瞒，乾隆皇帝却了若指掌，到底是谁打的小报告？选择伍拉纳远赴台湾的时候动手，又是谁在背后向伍拉纳捅刀子？
这个人就是奉旨审问伍拉纳的福州将军魁伦。
魁伦，复姓完颜，满洲正黄旗人，从乾隆五十三年起一直担任福州将军。他和伍拉纳、浦霖两位督抚共事时间也不短了，但关系很不好。伍拉纳、浦霖走的是文官仕途，魁伦则是行伍出身，双方共同语言不多。而且，魁伦有一个不良嗜好：喜欢逛花街柳巷。魁伦好声色，喜冶游，有时不顾官体狎妓玩乐，而朝廷严禁官员嫖娼。伍拉纳对魁伦忍无可忍，决心弹劾魁伦。魁伦得知后，便先下手为强。
乾隆六十年三月，魁伦瞅准伍拉纳、浦霖二人都因公事离开福州，发动突袭，上奏乾隆揭发福建吏治废弛、仓库亏空。魁伦先说福建从去年冬天开始就米价昂贵，强盗抢劫传闻四起，尤其是沿海地区，海盗出没，甚至省会福州附近的五虎门，盗船都停泊行劫。今年闰二月初旬，福建省采购粮食准备海运接济漳泉地区灾民，粮食已经装船，却惧怕海盗抢劫，至今没有运到。接着，魁伦检举福建各州县仓库严重亏空，钱粮数目停留在账面上，与实际完全不符。
那么，问题来了：你魁伦身为福州将军，位居省级大员行列，为什么不及早报告，反而要在这个时候揭发呢？魁伦在奏折中自我辩解说，之前几年听说伍拉纳、浦霖在设法弥补亏空，自己如果揭发，可能干扰督抚的正常工作，谁料事情越来越糟糕，“今时势至此，再不据实陈明，即是背负天恩，丧尽良心之至”。魁伦是个公文高手，撇清自己责任的同时顺便强调了伍拉纳、浦霖二人多年来无所作为，导致亏空问题愈发严重。
果然，乾隆皇帝内心积压的对伍拉纳的不满，被这道奏折给激发了出来。乾隆立即下旨：“闽省近年以来，吏治废弛已极，皆由该督抚等平日漫无整顿所致。”伍拉纳因为在台湾办差，不方便立即处置，但浦霖立即卸任福建巡抚，进京候旨，所遗福建巡抚一缺，着姚棻调补。姚棻是乾隆二十六年进士，从地方知县开始，历任知府、道台、按察使和多省的巡抚，经验丰富，此次平调福建巡抚，显然负有“掺沙子”和救火的责任。
魁伦对这个处理结果，并不满意，他的目的是扳倒伍拉纳。浦霖虽然调离了，可伍拉纳安然无恙，回来后知道是自己揭发检举，还不旧账新账一起算？所以，魁伦决定再次背后捅刀子，于五月初上了第二道揭发奏折。
魁伦拿漳泉地区的饥荒说事，揭发浦霖办理不善，以致贫民流为匪党。伍拉纳在泉州，饥民围绕乞食，浦霖从布政使伊辙布那里提取朝廷下发的赈灾款6万两银子，解往泉州。魁伦询问伊辙布此举是否妥当，伊辙布回答：“此项银两，原系督抚商同机存，尚未提用。”魁伦又揭发伍拉纳性情急躁，按察使钱受椿、德泰等人怂恿迎合，办理司法刑狱多有不妥之处。
此奏牵连福建布政使伊辙布、按察使钱受椿，大有把福建省级文官一锅端的架势。而“贫民流为匪党”“此项银两，尚未提用”等语，隐含“官逼民反”，克扣挪用朝廷赈灾款的指控。乾隆阅奏后，意识到福建问题严重，下旨将伍拉纳、浦霖、伊辙布、钱受椿四人革职，交魁伦审讯；调两广总督长麟署理闽浙总督、浙江布政使田凤仪为福建布政使，会同审理。在本文开头，远在台湾的伍拉纳接到的圣旨，就是这条内容。
新任闽浙总督长麟，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四十年进士，历任地方要职，乾隆五十二年出任山东巡抚，后调任江苏、山西、浙江巡抚，再升两广总督。和新任福建巡抚姚棻一样，都是地方经验丰富之人，被乾隆寄予整顿重任。
乾隆整肃福建政务的意图，从福建督抚藩臬全部革职的圣旨中，一目了然。魁伦揭发的诸多弊政中，乾隆最关注的是亏空问题。钱粮是政务的基础，福建到底亏空了多少钱粮呢？福建大案的突破口和主要调查问题，聚焦在了“钱”字上。乾隆给调任福建布政使的田凤仪发了一道专旨，要求他会同魁伦“将该省各处仓储何处亏缺若干，是否系州县任意侵挪舞弊抑或上司通同弊混之处，逐一查明，据实联衔具奏”。
田凤仪，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从刑部开始仕途，后来外放地方，两司道府履历完备。这次平调福建布政使，田凤仪既肩负皇帝重望，又面临人生重大机遇，自然不敢怠慢。田凤仪当月就赶到福州上任，会同魁伦清查仓库，果然发现了巨额亏空。
五月末，魁伦第三次上奏，专门谈福建亏空问题。根据布政使账目显示，藩库现存杂银251.6415万两，乾隆五十九年各州县额征地丁银110万两。截至五月初二日，藩库只收到银子33万余两，只完成应征税额的十分之三，“明系各州县将钱粮任意侵挪……闽省库项亏空之多，不独仓储之非实贮”。魁伦、田凤仪随即提讯藩司书吏严光、曾元吉、罗嘉信等人，供称：“福建藩库官银以前都没有如实奏报，之后陆续又继续亏空，缺口已经超过了250万两。至于下面州县的亏空，总数额没人统计过，单单就省城福州两厅、两县，就亏损谷米5.3万余石，官银7.8万余两。”
乾隆双手颤抖着读完了这道奏折。随便一查，单藩库就查出亏空250多万两，而且缺口不断扩大！如果彻底查清，那将会是多么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乾隆异常震动，朱批：“此事大奇，省城两厅二县已如此，其余各处，不问可知。”命令魁伦等严讯有关官员，抓紧奏报。于是，魁伦参奏事件中的亏空问题，率先发酵成大案。
二、案中案
随着黑幕逐渐揭开，福建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
六月，新任闽浙总督长麟抵达福州，顶着乾隆皇帝严查的命令，不敢拖延，立刻会同魁伦，清查亏空案。原本躲藏在黑幕后面的贪官污吏，纷纷现身：
福州知府邓廷辑、闽县知县张映斗、侯官知县严峻，亏空严重、协同徇私，请旨革职；泉州知府张大千，贪鄙成性，辖区受灾不知体恤灾民，反而办理平粜时倒填日期、报价短开数目，请旨革职；同知李振文，知县李堂、路钊、郭廷魁、姚鹤龄、李廷彩、牛世显、汪光绪，县丞史恒岱等亏空严重，请旨革职；前任知县王僧额、吴慕曾等均有亏损，押解锁拿监禁；台湾道杨廷理、候补知府徐梦龄也有亏空，因在台湾镇压起义，等办妥后再归案查办；已经离开福建的同知方继宪等12名官员，也涉嫌亏空，请旨押解回福州受审，并查封家产，追还欠款……最令人惊掉下巴的是，新任福建巡抚姚棻，下车伊始，就被相关官员揭发十余年前在福建漳州任职时挪用、亏空官银。姚棻这个级别的官员如何处置，长麟、魁伦两人不敢做主，一并奏报乾隆，请旨如何定夺。
乾隆皇帝得报，朱笔一挥，所有请旨革职官员全部批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押解福州候审，就连姚棻也难逃惩罚，到任之时就是免职之日，接受调查。所遗福建巡抚一职由魁伦兼署。已遭革职的浦霖、伊辙布、钱受椿三人，原本奉旨押解进京，乾隆下令“截解回闽”，与涉案官员当面对质。看来，皇上是要痛下杀手，不得到真相誓不罢休！
长麟、魁伦二人奉旨后，面面相觑。他俩心里不断叫苦：“这可怎么办啊？”随着调查深入，福建官员能有几人幸免？查明的巨额亏空，日后应该如何弥补？长麟、魁伦二人各有各的苦衷。魁伦参奏伍拉纳的本意是为了自保，希望把伍拉纳扳倒，没想到事情越闹越大，牵涉面越来越广，已经完全出乎自己预料，更像脱缰的野马一般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了。这匹野马会闯出什么祸来，会不会引火烧身呢？魁伦越想越害怕。
长麟担心的是另外一点。他深知，案情迟早会牵涉自己的前任伍拉纳，难免开刀问斩。伍拉纳并不可怕，可伍拉纳有一个姻亲，长麟不得不忌讳。这个人就是军机大臣和珅。和珅和伍拉纳是亲家，两人互相引为奥援。福建的问题是否与和珅有关，暂且不说。和珅大权在握，年迈的乾隆皇帝对他言听计从。不论长麟如何办理此案，最后都要经过乾隆这一关，也就是和珅这一关。和珅的精明强悍、党同伐异，长麟是深有体会的。之前在山西巡抚任上，长麟不忍心无辜者受害，推翻过一桩和珅拟定的逆党案，得罪过和珅。如果这一次再次与和珅硬碰硬，长麟不知道后果如何。
长麟和魁伦都是政坛老手了，寒暄了几个回合，就都知道此案深究下去，暗礁重重，危机四伏。两人都“意存袒护”，接下去的办案原则就是“大事化小”。
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圣旨明确，人犯云集，如何化大为小呢？长麟等人的对策是，集中精力办理乾隆关注的亏空问题，办得认认真真、轰轰烈烈，而搁置其他方面不问，把福建的问题简化为府库亏空一件事。
布政使掌管一省钱粮赋税，负责收存奏销，首当其冲要为亏空问题负责。福建布政使伊辙布，出身正蓝旗蒙古人，也是福建官场的老人了。乾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伊辙布就奉派赴闽协助办理军需粮饷等事，五十三年担任福建汀漳龙道道台，镇压了漳浦县民聚众闹事事件。在这两次办案过程中，伊辙布办事得力，得到乾隆帝的赏识，于当年四月补授福建按察使，七月升为布政使衔，乾隆五十六年实授福建布政使。伊辙布和伍拉纳、浦霖共事多年，关系亲近。
对于府库亏空，伊辙布承认福建全省仓储都有短亏，自己到任后就禀明督抚，多方催追，希望能够弥补完整。伊辙布承认没有及时参劾亏空官员，这是自己的糊涂，但自己绝对没有染指贪污挪用。
伍拉纳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福建各州县仓库亏空，是离任官员造成的。我曾经咨文他们的原籍地查抵，因为时间太久，咨追无着。十有六七的亏空都是这种情况。”浦霖也推脱说：“州县仓储亏缺，历任相沿。相关官员大多已经离闽。我曾经命令布政使一面咨追，一面令现任各员设法弥补。至于新产生的亏空，则是管理不善导致的。”
分析三人的供词，大同小异，将责任推给前任，将续亏归于管理不善，而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如果说伊辙布等人有责任，就是失察的领导责任和没有及时参奏亏空官员的监管责任。至于贪污、挪用等嫌疑，三人绝对是不会认的。
亏空调查的焦点，是漳州赈灾专款6万两挪移到泉州的问题。魁伦参奏此款可能没有发放。伊辙布供认，漳州赈灾款本来想动用藩库存银，但他考虑到之前赈灾发放的是铜钱，如果现在改发银子，“恐先钱后银，数目多寡不同致滋事端”，就把库银一律换成铜钱发放。
清朝的货币是银两和铜钱（制钱）并用，两者之间存在兑换比例。官方的兑换标准长期维持在1两白银兑换1000文铜钱，但在社会生活中白银要值钱得多，1两白银可以兑换2000文铜钱甚至更多。官价和实价的差额，就给官吏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伊辙布按照1400文铜钱兑换1两银子的标准提取官银，却以1000文铜钱折合1两银子的标准发放赈灾款。即便是按照后者的标准，伊辙布也没有全部发放，只拨发了价值2万两白银的赈灾款给闻赈而来的贫民，把剩余的4万两银子挂在账外作为“小金库”。这笔钱哪里去了呢？在长麟等人的审问之下，伊辙布供认将4万两银子借给了一个叫作周经的银店店主。什么？堂堂一省的布政使，把4万两巨款借给了一个小小的银匠！这是怎么回事？周经又是何方神圣呢？
周经在福州城里开了几家银铺，生意越做越大，算是省城的一个人物。但在开银铺之前，周经是福建藩库的书吏，具体来说他是伍拉纳担任福建布政使期间的库吏，专门负责库银的收储核销。伊辙布上任后，周经已经“报满”，离开了藩库。
书吏在清朝政治实践中的能量极大。清人有“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一说。书吏是在官府中抄抄写写，处理具体事务的小吏。他们的身份不是官员，而是老百姓，在法律上算是在官府义务服役之人。书吏一般粗识文墨，有些还是屡次落第的读书人，在本地衙门当差，从事专门领域的事务工作，事先或者当差后系统学习了该领域的规章制度，了解了当地的历史问题、惯例做法等。不少书吏还是家族内部世代相传，经验和教训口耳传授，老到干练。而官员几乎都是读书人出身，所学非所用，且严格执行回避制度，不能在原籍地当官，加上三年一调五年一升，根本不可能熟悉业务，不可能理清楚本衙门的实情，不得不仰仗书吏。所以，清朝的行政局面是，“不断更迭且缺乏业务知识的地方官领导着一群久居其位久操其事并且老于世故的本地书吏”。
书吏的工作很重要，却没有薪水，还要自备办公用品。一些衙门对书吏有“饭食银”的补贴，但也仅仅能解决工作餐。谁让你在法律上是义务服役的老百姓呢？然而，这种“只有服务没有薪水”的苦差使，老百姓们却趋之若鹜，因为书吏有大把的额外收入。那么，书吏们的收入从何而来呢？
书吏们分享着官府的公权力，就千方百计地把权力“变现”。他们的收入来自两块。第一块是陋规。所谓“陋”就是法无明文的东西，“规”就是规礼、金钱的意思。比如，衙役们出去传人需要传票，向刑房书吏索票就要交一笔“出票银”；原被告在衙门里打官司，中途撤诉或者官司了结了，需要支付刑房书吏一笔“和解银”，否则书吏不给你最终的法律文书。书吏们各司其责，拿不到陋规，就在办事效率、琐碎细节上刁难事主。[9]
书吏的第二块收入则是贪赃，即书吏们直接索贿或者贪污。比如，负责钱粮赋税的书吏可以故意拖延验收钱粮，让办事者苦不堪言，不得不就范。下级官府押解钱粮到省城交纳，藩库的书吏挑剔说粮食受潮或者银子成色不足，拒不接收，或者挑出下级官府行文中的细节问题，驳回文书，负责解送的下级办事人员耽搁在省城，白白耗费时间和盘缠且不说，万一耽误了交纳的期限，问题就严重了。办事人员不得不向藩库书吏行贿送礼，求得方便。
可见，书吏绝对是肥差。重要岗位的书吏，年收入数以千计都是有可能的。清朝也多次曝出书吏舞弊案件，金额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朝廷有鉴于此，颁布了一系列管理规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书吏的服务期限为5年，到期后必须“报满”退役。但实际上许多书吏在服务期限届满后，常常改名换姓保留职位。即便真有退出的，继任书吏要向退职的书吏缴纳一笔钱作为酬谢，称为“缺底”。缺底从几十两到几百两不等。负责钱粮赋税出纳的“柜书”和负责漕粮征收的“漕书”，缺底最贵。为了争取这些“肥缺”，竞争者不仅要给退职书吏缺底，还要反过来给地方官员贿赂。为此，朝廷还专门规定，禁止买卖书吏名额。
周经就曾经是许多人羡慕的福建藩库的库吏。可是，他却在期满后主动退役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找到了比书吏收入更高、来钱更快的项目。
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藩库的银子，很多是散碎银两，需要熔铸成标准的官银。福建省的做法是由布政司找市面上的银铺熔铸。周经退职后，开设银铺揽下了这活。这项工作的利润有多大呢？反正周经或者一月一次，或者一月数次，频繁从藩库领走银子，每次数千两至数万两不等，前后共领走官银超过50万两。按说，布政司要做好流出和交回的记录，做好对周经的督促管理，但是藩库明显管理不严，缺乏严格精确的记录。伊辙布身为布政使，也没有认真审查藩库收支账目。总督、巡抚定期审计藩库时，只核查已经入库归款的银两，周经领出银两并不在审计的账册之内。所以，周经长期占用巨额官银，如果藩库催促，他就交回一部分，以新还旧，把大量银子挪作他用。这种罪行在四五年时间里，竟然一直未被查处。
伊辙布遭革职后，知道新任布政使上任后必然核查藩库，便抓紧自查。结果发现周经尚有未交官银8.52万两，当即勒令周经归还。周经拿不出那么多现银，只归还了4.52万两，剩余部分用田契、房契抵押。伊辙布把周经的田契房契交给福州知府收存变卖，可短期内不能变现，怎么办呢？他就想到自己挪用的泉州赈灾银刚好剩余4万两银子，就用这笔钱替周经把窟窿给填补上了。
此外，长麟等人查明，福建许多州县向藩库交纳税银时，不能足额上交。伊辙布以这些州县为“滨海重地”，若因粮钱未完而使州县官受到撤职处分，“恐离任州县官太多”不利于安定为由，历年来代为州县官员虚报已完银13万两。这又造成了新的亏空。
六月末，长麟、魁伦复奏了福建亏空问题，把伊辙布当作核心罪犯推了出去。乾隆皇帝对此极为不满意，一针见血地指出：伊辙布造成了巨额亏空，替人还债，替人虚报金额，“岂有舍命为人之理？”那么多的亏空到底哪里去了，难道福建官员就不存在贪污腐败行为吗？长麟、魁伦二人纠结于核查亏空，而不调查在此过程中的贪污受贿问题，“意存消弭，将查出婪索贿赂各情节，压下不办，化大为小”。为此，乾隆申斥长麟、魁伦，务必严讯周经，4万两库银到底用到何处去了。如果再“意存袒护，代为消弭，伊二人自思，当得何罪”。
长麟、魁伦的小心思，被乾隆皇帝看穿了。
三、上下级关系的变异
长麟奏报的是现象，乾隆追求的是原因；魁伦纠结的是亏空，乾隆关注的是贪腐。而原因和贪腐，恰恰是长麟和魁伦不愿意深究的。可是乾隆已下严旨申斥，长麟、魁伦不得不有所回复。
八月末，长麟、魁伦合奏，说遵旨严讯伊辙布，逼问有无贪腐罪行，伊辙布拒不承认。严刑拷打周经，周经一口咬定挪用的4万两官银，自己经营不善亏掉了。长麟和魁伦判断：“周经屡受严刑夹炼，仍坚执原供。似知身患重罪，有宁死于刑夹，而不肯死于刑戮之意。”案件审理没有进展。
乾隆皇帝也不是好对付的。既然福建方面审讯不积极，乾隆决定亲自审讯。他下令将伊辙布押解来京审问，长麟等遵旨行事。蹊跷的是，福建方面很快奏报，九月十六日伊辙布行至浦城石岐地方，突患急病死了！
伊辙布一死，亏空问题最重要的当事人没有了，他替下属官员隐瞒虚报的事情也没法查问了。听到伊辙布的死讯，很多人会松一口气。但是，伊辙布真的是病死的吗？负责押解官员的报告是：“伊辙布染受风寒，由疟变痢，并无畏罪自尽情弊。”但这并不能排除伊辙布做贼心虚畏罪自尽的可能，也不能排除有幕后黑手暗杀的可能。伊辙布死在押解进京的途中，不得不让人疑窦丛生。
乾隆的过人之处是，他没有纠缠于伊辙布的死因，而是迅速寻找其他突破口。伊辙布死了，他的财富不会死，况且伍拉纳、浦霖等人还活着。乾隆严旨催促审讯其他人犯，同时申饬福建周边各省地方官，截留人犯及其家属的船只、行李，还派官员查抄人犯原籍地的家产。乾隆准备从调查人犯的财富入手，深挖下去。
长麟、魁伦不得不动起来，追究伍拉纳、浦霖等人的赃款。很快查出福建盐务衙门长期向闽浙总督馈送陋规。自乾隆四十四年起，历任总督每年都收受白银2万两至5万两不等，伍拉纳任内共收过15万两银子，浦霖则在乾隆五十七年向盐商索取贿赂2万两白银。此外，伍拉纳、浦霖分两次各接受厦门同知黄奠邦白银9200两。两人对福建盐务、厦门同知的两笔赃款供认不讳，但不承认有其他贪腐行为。
伍拉纳、浦霖那边还在“挤牙膏”，朝廷对他们的财产查抄行动却收获颇丰。伍拉纳等人在案发之时就开始有意识地转运财产，并安排隐藏在原籍地的部分财产。但是，乾隆抄家的事情安排多了去了，对这些转移财产的伎俩非常熟悉，还是在七八月间查获了人犯的大量家产。督抚的年俸不到200两银子，养廉银不到2万两，那么伍拉纳等人积攒了多少家产呢？
伍拉纳财产如下：九月十九日，苏州知府截获伍拉纳家人船只两艘，从中抄出元丝银550两，嵌玉如意112柄，洋灰里羊皮494张，绸缎纱罗衣等567件，铜锡等项器具417件，其他小件不计。《清史稿》记载，在他家抄出存银40万两有余，如意百余柄。
浦霖财产如下：住房9所，田3226亩，金锭、金叶共重526两6钱，金如意首饰重258两，银28.4314万两，元宝5.12万两，纹银19.3万两，盐匹银2.74万两，元丝银2729两，洋钱1.38万元，银首饰重630两，珠2074粒，三镶玉如意157柄。浦霖似乎酷爱皮草，在家中抄出狐皮等3114张。此外，朝珠、玉器、珊瑚、宝石、绸缎等不计其数。他的财产也明显超过了正常收入。
伊辙布财产如下：北京东单附近胡同的住房1所，共86间，取租房21间，关东地160亩，古北口外沈家屯处地6顷71亩，涿州、香河等处圈地3顷34亩。除房地现银以外，伊辙布并没有多少金银财宝。负责清查的大臣伊龄阿认为“实非情理，必有隐匿寄顿之处”，奏请继续查抄，随时具奏。
钱受椿财产如下：在江西境内截获转移的财产，计有金叶、金锭共2778两，纹银6700两，洋钱8.2万元，小洋钱1000元，金如意九柄重149两，大小珠770粒，嵌梅花珠272粒，珊瑚朝珠51盘等。在江苏常熟查抄的家产，计有住所1所，共45间，田114亩，市平银3.8万两，洋钱3.34万元等，此外还有沉香山一座，上有金人120个，共重358两。钱受椿似乎也酷爱皮草，在江西截获海鼠皮等2123张，在常熟抄出洋灰鼠皮等1434张。
伍拉纳四人的巨额财产，明显超过了正常收入。那么，这些财富是哪来的呢？伍拉纳等人没说，但根据同时期的礼亲王昭梿所著的《啸亭杂录》记载，伍拉纳在福建搜括民财，勒索州县官员，“有不纳者，锁锢逼勒”，以致上行下效。福建州县官员挪用公款，贿赂公行，贪腐成风，声名狼藉。昭梿的记载，也得到了民谣的佐证。福州有民谣说：“五老冠不正，双狮死要钱。两台乌暗暗，唯有烛光明。”“五老”指的是伍拉纳，“双狮”指布政使、按察使；“两台”指的是督抚二人，清朝尊称总督为“制台”，尊称巡抚为“抚台”。民谣的前三句说的是伍拉纳、浦霖等人自身不正，贪婪污浊，败坏了福建社会风气，只剩下蜡烛的微弱光亮了。可恨伍拉纳等人长期盘踞福建，任职多年，最终形成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几乎无官不贪”的官场黑暗局面，清白官员反而难以立足。
为什么会形成督抚藩臬沆瀣一气的黑暗局面呢？
在制度上，所有官员，无论是一品总督，还是不入流的典史，都是朝廷命官。各人只是职位不同，品级有高下之分，却没有人格高低之别，更没有命令与依从关系。事实上，皇帝也不允许地方大员挟权自重，如果下级都对上司言听计从，督抚就会掌握地方实权，尾大不掉，甚至出现割据一方的威胁。因此，朝廷设置了一系列分权制衡和监察制度。且不说监察官员可以随时弹劾不法官员，也不说地方八旗军队直辖于中央，单说人事权方面，所有人事任免都集中在朝廷的吏部，吏部掌握天下官员的档案、调动、遴选和奖惩，皇帝可以否决任何一项人事命令。同时，朝廷定期考核所有官员，发布进退命令。从纸面上看，天下官员的命运掌握在皇帝手中，而不在地方督抚或者部门长官的手中。
现实情况却是，下级官员逢迎攀附长官的现象比比皆是，一切政务唯长官马首是瞻。朝廷礼制，官员相见行作揖礼，现实却是知县见督抚要行跪拜之礼，手举名帖过头禀报。更严重的，部分地区或者部门甚至形成了上下级依附关系，官员们共进退同荣辱。清朝把地方和部门主官称为“正印官”。正印官的清廉与否和能力高低，似乎决定了所在衙门的风气与政绩。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是因为正印官在实践中掌握着下属的福祸荣辱。首先，正印官在实践中掌握了人事任免、调动的实权。他们往往借口“人地相宜”或者工作需要等，举荐官员，掌握了重要职位的推荐权。朝廷通常会批准高官大员的举荐。这部分的职位总数大概占地方官缺的三分之一左右。即便是其他职位，督抚、尚书也可以借口办差、查案等事由，调离在岗官员，甚至干脆成立临时机构安插官员，这就造成官员和实际职位脱离，任由长官支配。朝廷任命的官员，上司有种种办法不让其实际到任。清朝中后期，有的是官员由吏部分发地方知县，而辗转多年、没有一年实任。
其次，官员的考核权也落入了督抚等高官手中。每到京察、大计年份，皇帝只有能力亲自考核大学士、督抚、尚侍等高官，绝大多数官员的考核工作就由所在衙门的正印官负责。乾隆说：“夫用人之柄操之于朕，而察吏之责则不得不委之督抚。”具体到地方，就是督抚考核藩臬，藩臬再考核道府州县官员。一个知县三年干得是好是坏，是升迁还是斥革，事实上由总督、巡抚说了算。至于钱粮赋税、司法刑狱、科举文教等日常工作是否称职，更是由长官来评定。这两项实权相互叠加，督抚高官已经牢牢掌握了下属的进退祸福。
如果有官员不服，在理论上可以和上司相互参奏弹劾。但是上下级互参，朝廷偏袒高官。比如，漕运总督与下属同知互参，朝廷通常会支持总督而斥革同知，否则总督日后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了。除非涉及造反谋逆等重大敏感内容，朝廷一般不会插手上下级互参的是非曲直。简单地说，下属如果没有掌握大逆不道的证据，就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打倒上司。久而久之，下属的现实选择就是察言观色，唯上是从，推行上司的决策、落实上司的部署。
如果上司的指令是错误的，或者有违法违规的风险呢？下级官员肯定知道什么事合法、什么事非法，但还是会冒着风险甚至昧着良心去做。因为抗命的后果立竿见影，而执行上司指令产生的风险，却是不确定的，到时候先由上司顶着、再有普遍性的现象作为挡箭牌。最终，所在衙门成了正印官的“一言堂”，正印官为所欲为，畅通无阻。长官意志决定了衙门的行为。比如，刑部尚书要刑部大牢中的某个犯人的命，易如反掌；又比如，浙江巡抚要挪用浙江海塘建设的某项专款，相关官员也会把账做好，把钱移出来。
具体到福建，伍拉纳、浦霖久居其位，有足够的时间把全省官员塑造成同党。乾隆五十六年（1791），伊辙布上任布政使之初，清查府库，查出全省粮食缺口64万石，库银缺口105万两。伊辙布向伍拉纳报告，伍拉纳不去核查数目，反而提笔把应存库银减去了70万两。如此一来，官银亏空变成了35万两。伊辙布肯定知道这是明目张胆的舞弊，但是他还是默认了。有了第一次，自然有第二次、第三次。随着上下勾结串联，徇私枉法的事情越来越多，最后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异化成了全省官员沆瀣一气、官官相护的黑暗局面。
官员贪腐案件之所以一查就是窝案，原因就在于此。
刷新政治的关键在于“以上率下”，理由也就在于此。
话说，伍拉纳、浦霖等人抄家抄出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如果不是历年贪腐所得，又是哪来的呢？他二人都推说是多年俸禄、养廉剩余所得，部分财宝是下属所送年节礼品，具体情况则因年久记不清了。
乾隆认为这是避重就轻，下令把伍拉纳、浦霖押解进京，交军机处严审。当时的军机大臣是满族人阿桂、和珅和汉族人王杰、董诰四个人。阿桂常年外出办差，而王杰、董诰两个老臣不管事，实权操于和珅的手中。和珅是伍拉纳的姻亲，有心救他一命。乾隆命令提伍拉纳、浦霖进京，和珅先是故意拖延时日。他知道乾隆皇帝决心禅位，打算拖到明年新皇帝登基大赦，可以恩赦伍拉纳死罪。想不到，乾隆时刻惦记着人犯，眼看拖延不至，直接派遣一名乾清门侍卫前往半路逮捕，押解到丰泽园要亲讯。至此，和珅也无能为力了。伍拉纳的命运，只能听天由命了。
四、给乾隆盛世闭幕
当长麟、魁伦奉旨严审伍拉纳、浦霖时，发现了两人的其他劣迹，其中最重要的是长泰县械斗命案。此案积压已久，省里拖延不办。案件原本就死亡十数人，又硬生生在监狱里关死了十个人。如果不是此次大案爆发，长泰县械斗命案极可能就成为一个有头无尾的悬案。
案情根据长麟、魁伦八月间的奏折，大致如此：
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月间，漳州府长泰县薛、林二姓百姓，互相械斗，伤毙林茁等十七命一案，府、县衙门逮捕人犯57名，于五月间押解到省会福州。按察使钱受椿把案子交给福州知府审讯，知府回复：“获解各犯，并非正凶。”钱受椿并没有亲自审讯，反而和总督伍拉纳、巡抚浦霖商量撤出原卷，并将人犯发回。此案于未抽卷前监毙人犯二名，既经抽卷后，又复监毙八名，实出理法人情之外。
话说薛、林两家，各有山区族田上下相连，林田居上，薛田在下，共用一条灌溉水渠。乾隆五十九年四月间，福建发生大旱，林家将水源堵截，导致薛家田地无水灌溉。四月初三日，薛家的薛邹纠集36人，分别拿着刀枪棍棒，来到山上喝令林家放水，林家的林凑等人不依。情急之下，林凑操起一把刀向薛家的薛明矾砍来，薛明矾还手砍死林凑。一场混乱的厮杀随即展开。
因为薛家是有备而来，人多势众，而林家事先没有防备。整场械斗事实上变成了薛家对林家的“屠杀”：薛家杀死林边、林滥、林茁、林显等17人，打伤林协邦、林冒2人。林家死伤惨重，混乱中仅有林樵用竹铳打伤薛爽，薛爽伤重而亡。清朝中期以后，人口爆炸，东南沿海地区人地矛盾激化，宗族之间的械斗并不罕见，但像长泰县这样的恶性事件，也并不多见。
时任长泰知县顾掞，因为事涉17条人命，不敢马虎，迅速逮捕人犯审讯。基本事实是清楚的，薛家是有预谋的一方，薛邹、薛明矾是挑起械斗的主犯。但是，没等顾掞审讯出完整的口供，忽然接到按察司的命令，把相关人犯押解福州审讯。押解到福州后，按察使钱受椿却不亲自审问，转交给福州知府邓廷辑复审。复审过程中，相关人犯倒是逐一供认了，只是其中两个人供称的伤痕不符。另外，有死者亲属坚决指认有一个名叫薛缺的人是正凶，尚未到案。另外，首犯薛邹迟迟没有抓获。所以，邓廷辑无法结案。等薛邹抓到了，邓廷辑又因为考核“卓异”进京。案子交给后任缪晖光接审。
案子在福州复审期间，案发地的漳州府知府全士潮、长泰县知县顾掞，在程序上一直是反对的。两位认为此案是本地命案，无论福州府审讯结果如何，都担心日后自己受参劾，所以要求参与会审。钱受椿痛斥了二人一顿。二人无奈，只好行贿，全士潮花了1400余两银子，购买绿晶朝珠一贯，又配上八板呢羽、顾绣铺垫等物；顾掞则购进金叶30两，并呢羽等物，共值1000余两，两人一道送给了钱受椿。钱受椿嫌府县两级送的礼物太轻，又故意拖延了一段时间，直到乾隆六十年的正月，才把全案发回漳州府。钱受椿同时与伍拉纳、浦霖商量，将省里的案卷抽出，意图把案子曾经发到省里的痕迹一笔勾销。
钱受椿在此案中的所作所为非常可疑。他有没有收受薛家的贿赂，又为什么拖延数月不办，导致十名人犯在严刑拷打之下、在环境恶劣的监狱之中死亡？对此，钱受椿辩解道：
长泰县民械斗一案，经督抚饬解省……但主犯薛明矾忽认忽翻，且下手致伤情形不确，且尸母林周氏指薛缺为正凶，我因此案凶手既不确，是以禀商督抚，将卷宗抽下。至全士潮、顾掞送我礼物，这是有的。伍总督待我较好，浦巡抚是我亲戚。我说：此案不定，参了府县，恐将来拿不到正凶；留犯在省，又恐有迟延的不是，他们才准我抽卷，并没有通同需索。
应该说，长泰县械斗案处置失当，钱受椿是罪魁祸首。此案案情并不复杂，放入福建省“政以贿成”、拖沓成性的黑暗风气中，就变得复杂了。伍拉纳主导的福建政治风气，不以高效、公正地处理政务为标准，而是以一团和气，保持现有局面为准。长泰县械斗案不幸置于这样的政治风气之中，最终拖延成一桩惨剧。
长麟、魁伦认为，此案的主要责任在钱受椿，上奏认为此案抽调案卷是伍拉纳、浦霖受钱受椿怂恿蒙蔽，幕后没有通同分肥问题。十月中旬，奉旨将薛明矾、薛真等16名薛家子弟处斩；薛邹、林樵等3名凶手已经在监禁期间死于大牢，免予追究。
福建审问长泰县械斗案的同时，伍拉纳、浦霖二人正在北京受审。
伍拉纳抵京后，乾隆在丰泽园亲自审讯伍拉纳。伍拉纳一开始百般狡辩，乾隆下令用刑，伍拉纳这才认罪，但只承认收受过厦门同知黄奠邦的贿赂，其他的推脱不知。乾隆已经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哪里有精力和伍拉纳耗下去，便转交军机处严审。十月初七，军机处各位大臣会审伍拉纳、浦霖。我们来看看当日的审讯记录。
军机大臣问浦霖：“浦霖，现在浙江查出你家产28万多两白银，此外还有金器、田产、房屋等。这些财物都是哪来的，是不是贪污勒索而来？另外，你的儿子浦煌供认，你还于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在他的房子地下埋了10万两白银。当时你尚未到福建巡抚任上，这些银子又是哪里来的？你如果没有做亏心事，为什么预先在儿子家埋藏银两？”
浦霖回答：“蒙皇上天恩，我担任巡抚十年，养廉银有10多万两。在司道任内多年，还有数万两银子。这些收入除了正常开支外，剩余了10万两左右。我做秀才的时候，在扬州给富商教书十年，积攒了上万两银子。后来续娶了胡氏，得到5000两嫁妆。我岳父岳母只有这一个女儿，所以把所有家产都给了我们，变卖后有5万多两银子。我将这些银子每年都用来投资，这些多年来收益有20多万两银子。至于为什么在家里埋银子，那是我老婆做的事，我完全不知情。”
军机大臣问伍拉纳：“伍拉纳，黄奠邦供认送给你9200两银子，你收下了。你此外必有其他贪婪行为。浦霖供认曾受过知府、知县一两千两花边银，你是总督，比巡抚的职分大，那些官员难道没有给你送过银子？”
伍拉纳回答：“黄奠邦是厦门同知，情分较好，所以送我银子。我是收了。我平时略有积蓄，又知道其他属员都有亏空，怕进京后蒙皇上天恩又有任用，我不能回归本任，他们亏空败露都推到我身上，所以我在任和进京都没有叫他们帮过银两。至于我现在的家产，是我历任官职收到的俸禄和养廉银积攒的，我又在总督任内得过盐务陋规共十四五万两。”可见，伍拉纳和浦霖都把巨额财产说成主要靠正常收入结余，只承认了一两笔贿赂。
军机大臣又问两人：“长泰县械斗一案，按察使钱受椿替地方向你们禀请抽卷。你们如果没有接受钱受椿的馈送，为什么答应将案卷发还？”
两人回答：“长泰县械斗一案，我们是因为案情重大，拖延了很久没法结案，正凶又迟迟没有抓获一名，担心一经参奏，显得地方司法废弛，实在是心里害怕，导致一时糊涂，就答应钱受椿，把案卷发还了。如果真有串通分赃的事，钱受椿、全士潮等人岂肯替我们隐瞒？”
总之，伍拉纳、浦霖坚决不承认平日有串通舞弊的问题，同时把巨额财产说成是省吃俭用所得。如果说，他们两个人几十年当官不吃不喝，把所有收入都积攒下来，再加以经营，且年年都盈利，的确能形成那么巨大的资产规模。但是，这可能吗？伍拉纳、浦霖不用支付衙门的行政开支吗？不用支付幕僚、长随们的薪水吗？不用向乾隆皇帝进贡吗？不用在官场迎来送往、交际应酬吗？君臣上下都不会相信伍拉纳、浦霖的诡辩。
事实上，早在九月初乾隆就下旨：“此案续行查出，于其罪亦无可加，即使未能得实，其罪亦无可减。”这既可以解读为，现有的犯罪事实就足够治伍拉纳等人重罪，也可以解读为乾隆皇帝有意结案，放弃彻底追究真相了。毕竟，当时乾隆已经86岁高龄了，确定在第二年禅让。他对伍拉纳的行径深恶痛绝。乾隆希望自己创建的盛世能够成为一个传奇，千古传颂，谁知道在即将闭幕之时暴露出福建贪腐窝案。这是给乾隆盛世抹黑！既然是抹黑，乾隆就希望在退位前彻底了结它，把坏事做成反腐倡廉的好事。他也不希望伍拉纳拖到明年，赶上新皇登基的大赦。所以，从十月初起，乾隆皇帝陆续下旨，亲自作出最后宣判。
乾隆对此案的总结性陈词是：“福建地方近年以来，自督抚司道以及各府州县通同一气，分肥饱槖，玩法营私，以致通省仓库钱粮亏空累累、盗风日炽，甚至人命重案，藐法徇情，殊出情理之外。”首犯伍拉纳、浦霖婪索盐务陋规，接受属员馈送，以致全省仓库亏空、吏治废弛，立即处斩；子孙发遣伊犁。
布政使伊辙布按“侵盗库仓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斩监候”“仓库吏攒知侵盗而不举与犯人同罪至死减一等”等律例，从重判斩。伊辙布已经死亡，躲过了处斩，追究子孙责任，全部发遣伊犁。伊辙布的管账师爷吴义添，帮着雇主胡作非为，判处在福州枷号三个月示众，再发遣给厄鲁特人为奴，其家产抄没入官。福建藩库前任库吏周经以微末员吏，侵亏帑项至8万余两，立即处斩；书吏罗嘉信等人目睹周经的不法行为，不力阻、不揭发，发遣新疆为奴。
按察使钱受椿与督抚串通，贪污妄为，民怨极大。乾隆原本想把钱受椿提解北京亲自审问，大臣们劝阻说钱受椿品级不够皇上御审。乾隆对他愤恨难平，下令将钱受椿公开斩首，斩首之前由督抚亲自监视，先刑夹两次、重打四十大板，再传集在福州的所有官员观斩。钱受椿的子孙也发遣伊犁。
向浦霖行贿的史恒岱、石永福，向钱受椿行贿的全士潮、顾掞，以及其他行贿但没有贪污的官员，革职、发遣伊犁。知县彭良谡、胡启文亏空过万，处斩。其余亏空在一千两以上的官员，处罚依次递减。
前任闽浙总督富勒浑，索取盐商贿赂5.5万两，之前因为在两广总督任内犯案革职，且年已老迈，开恩发往热河效力赎罪；前任闽浙总督雅德，索取盐商贿赂4.5万两，革职、发遣伊犁。
现任闽浙总督长麟查办此案，意存化大为小，沽名取巧，革职、抄没家产入官，发遣新疆效力赎罪。现任福州将军魁伦查办案件，“思作好人”，本应治罪，念在此案是他揭发的，且最终审出真相，免予处罚。所遗闽浙总督空缺，由魁伦兼署。现任福建巡抚姚棻，被举报有贪污挪用问题，查无实证，仍任福建巡抚。
禅让大典在即，乾隆的意思是除已经暴露的线索外，“不必辗转根究”，迅速结案。但是，伍拉纳、浦霖盘踞多年，关系盘根错节，案情繁复错杂，要想结案，福建省后续工作很重。魁伦署理闽浙总督后，因为办案不力受到申斥，便加重惩处涉案官员。受命善后财政的新任布政使田凤仪查账时不论动态支出，只以现存银两为断，追求迅速结案，上奏将亏空一万两以上官员全部处斩，李堂、胡启文、彭良谡等十名官员因此被杀。其余案犯分别受到革职、流放等处分。福建地方官几乎为之一空。
十二月十日，案件终于赶在乾隆末年的最后时刻了结，正式成为乾隆时期的最后一桩贪腐案件。二十天后，乾隆盛世正式谢幕。
乾隆为了博取盛名，对福建贪腐窝案的处理显得草率了。事后再认真核计各州县的库存银两，竟然比清查数额多出了数十万两银子，可见当时为了追求迅速结案，冤枉了部分官员，甚至可能冤杀了个别官员。再来看几位办案人员的命运：布政使田凤仪在嘉庆二年升任福建巡抚，同年病逝。嘉庆五年，魁伦在四川总督任内，因为剿灭白莲教起义贻误军机，嘉庆皇帝赐其“自尽”。长麟则东山再起，再任总督、尚书、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升内阁大学士，嘉庆十六年（1811）病逝，谥号“文敏”。